“壮丽余光中”乎？

去年，余光中先生仙世，我曾写过一篇悼念文章。但限于篇幅，加之“为死者讳”，很多点没有展开。近日读完《壮丽余光中》一书，感觉有些话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该书作者李元洛、黄维樑堪称余光中的“头号粉丝”、“左右护法”。内地与余光中酬唱最早的是流沙河，但沙老与余光中只是平辈间的惺惺相惜。李元洛就不一样了，他比余光中年纪小点，行文中对余光中毕恭毕敬，极尽吹捧之能事，还喜欢拉“某著名什么家”来肯定他评余光中的文章，看得我好几次想扔书。黄维樑也是，简直把余光中当教主崇拜，随便提及余光中的那首诗哪篇文章，他都如数家珍，很多还能背，比余光中还了解余光中，难怪要鼓吹“余学”。

我向来主张读书不可以有粉丝心态。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齐白石都说要做“青藤门下走狗”，李元洛、黄维樑二人粉余又有什么奇怪？毕竟红花也需要绿叶配，足球场上不能个个都是梅西C罗，奥斯卡还设有最佳配角奖，曾国藩幕府里的绿叶李鸿章日后不也成了红花吗？所以，关键还是看李、黄二人粉得有没有腔调。

一，光彩照人的余光中也有“不光彩”

该书第一编是“生活编”，收了两人7篇文章。李元洛是湘人，热忱感性，语言功底也好，记录的余光中生活花絮比较有趣。比如，游宝丰湖，“我建议余光中以手试水，以一亲此湖芳泽，余光中欣然色喜，赞叹说：‘这水好嫩呵’。”去看日出，见几只白鹅摇摇摆摆气象悠闲的横过马路，向明说：“看那神态，好像这条公路是它们的一样。”余光中则亦庄亦谐：“白鹅作康德饭后散步状。”登天子山，“余光中当年驾车横穿美利坚大陆时，曾作文《咦呵西部》，其中写到科罗拉多州的连峰巨石，我问他与天子山比较如何，他说：‘科罗拉多有成亿成兆吨的巨石，但却像印第安人酋长的额头，又红又皱，一点幽默感也没有。”这都表现了余光中对景物与语言的艺术敏感。

黄维樑是学者，文笔不如里李元洛，但因为与余光中私人关系近，也透露一些重要信息。比如，他说余光中酷爱地图，“中学时曾为女同学代画地图作为功课。他为长沙的李元洛散文集《凤凰游》写序，奉送亲自绘制的‘湘鄂游记简便地图’。他一生推崇荷兰画家梵谷（高），在他翻译的《梵谷传》里，就附录了手绘的梵谷行踪图。2014年澳门大学中文系举办与余光中作品研讨会，在我的建议和鼓励下，北京大学的刘强勇教授就以余光中和地图为题材，写了一篇小型论文。”地图对人思维的影响确实不容小觑，喜欢地图的人的时空感料想比普通人更阔大辽远，气更丰沛，否则余光中断写不出夸赞李白的“绣口一出，就是半个盛唐。”

还有件重要事，余光中死后，有人翻出旧案，说余光中在1970年代的文学论战中“施政治暗箭”（即指责台湾乡土文学是“工农兵文艺”，和某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相通，这在当时的台湾是很敏感的，以致徐复观批评余光中是在扣血滴子害人），还“告密”导致陈映真被捕（指余光中在1977年给台湾“国防部总作战部”主任王升写信告密，称台湾乡土作家陈映真有马克思主义思想）。黄维樑辩护说：“说余光中有高洁之人格，对的，我认识数十年这位诗宗文豪，我没有察觉任何败德行为。某些言论可能基于义气用事、情绪失控，如‘狼来了’事件，但他多年后已撰文为此‘向历史自首’。某些行事可能引起争议，但我看不到败德。”余光中事后是发表了《向历史自首?》，自辩称绝未“直接寄材料向王升告密”，那份材料真正要寄的人是《中央日报》主笔彭歌（台湾批判乡土文学的主导者），材料也不是他“精心罗织”的，而是来自于“一位杰出的学者”。但余光中并没有说出这个人是谁。以目前材料来看，“陈映真事件”确实是一个疑案。可即便以余光中自己的说法为准——某推崇陈映真的学者将材料给了余，余自作主张将这些不利于陈映真的材料，寄给了当时负责文化整肃的彭歌——他在事件中的角色也并不光彩。对于自己不光彩的历史，余光中忏悔道歉了吗？陈映真读完《向历史自首?》后说：“余先生在这篇对自己做结论的《向历史自首？》中，关于《狼来了》的反省，只有一句是有所反省意识的话：‘政治上的比附影射’‘引申过当’。相形之下，‘情绪失控’、‘措辞粗糙’云云就显得避重就轻、蒙混过关的味道。其实，在余先生对钟玲教授，在给我的私信中，都说过要为《狼》文‘道歉’，明白说《狼来了》一文‘对您造成很大的伤害，他要对您说对不起。’（钟教授转述）在第二封私信的末尾也说：‘请接受我最大的歉意、善意、诚意……’我接读之后，真心为他高兴，回信鼓励他勇敢面对、表态，解除自己的枷锁，则我一定写文章表示赞赏和支持。不料这么好的话，在《向历史自首？》中全不见了，实在令人很为他惋惜、扼腕。……余先生最终以略带嘲讽的标题‘向历史自首？’的问号，拒绝了自己为自己过去的不是、错误忧伤‘道歉’的内心美善的呼唤。”余光中的道歉确实不够真诚，黄维樑的辩护属于典型的“脑残粉护主”。

当然，文是文，人是人，我们不能因为余光中曾有不光彩行为就否定他人格的其他方面，甚至鄙夷他的诗文。《壮丽余光中》的第二编是“诗歌篇”，第三编是“散文篇”，第三编“综合篇”，都是就余光中的创作说事。我们继续检验李元洛、黄维樑这“绿叶”当得如何？

二，李元洛是不错的“捧哏”

李元洛是诗评家，对余光中诗歌的评论主要是他操刀。但我对新诗整体评价不高，余光中的新诗也就喜欢几首而已，比如“凄凉的胡琴拉长了下午”，“看落日在海葬之前/用漫天壮丽的霞光/像男高音为歌剧收场”，“那就折一张阔些的荷叶/包一片月光回去/回去夹在唐诗里。”所以，第二编我翻过后，印象并不深，倒是第四编有两个地方显示了李元洛“优秀绿叶”的功力：

一是，在03年的一场文学现场对话中，余光中说到现代散文要注意“音调”和“气”，“音调原则上就是平仄交错与整散和谐（涉及‘对仗之美’）二者构成了错综之致与均衡之姿。运用之妙，在乎一心。例如范文正公的《严先生祠堂记》，结尾四句本来是‘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德，山高水长。’他听从了朋友李太伯的意见，将‘德’字改为‘风’字，原因是从音韵而言，‘德’字声音暗哑迫促，没有‘风’字那么舒缓响亮。”余光中这话说得非常漂亮，一般人只会唯唯诺诺，接不上话。李元洛倒麻利，他接过话茬，说欧阳修写《昼锦堂记》也是这样，“文稿已交来人带走，他忽然想到开篇开篇的‘仕宦至将相，衣锦归故乡。’应分别加‘而’字变为‘仕宦而至将相，衣锦归故乡’。那时候没有手机、电话或电传，只好立刻派人快马急追，将‘而’字补上。如此一来，文句便舒缓而有转折，抑扬而有顿挫，韵味自是不同，真乃一字千金。”这样几个回合，不管在典故的熟悉上，还是在作品品鉴上，余光中“逗哏”，李元洛“捧哏”，都配合得相当精彩。

二是，李元洛在论述余光中的创新性艺术思维时，列举了三个角度：求异性，多向性，侧面性。其中谈“测向性”相当别致。他首先阐释了“侧向性”的原理：“侧向性是创造性思维的一个重要特征，它是从离主旨很远的其他领域取得信息启示的思维方法。侧向思维的能力，就是利用局外的本来互不相干的信息进行联想组合的能力，因为它与人的眼睛的侧视有些类似，所以英国医生德诺称之为‘侧向思维’。这种思维的高度，有赖于广阔的学识视野丰富的联想，以及积极的创造心理所形成的大脑皮层的‘优势兴奋灶’。在诗歌创作过程中，联想与想象处于高度活跃的状态，而侧向思维则有助于新异构思的获得和新颖意象的创造。”接着就举了余光中的几句诗为例，“落日说/黑蟠蟠的松树林背后／那一截断霞是它的签名／从艳红到烬紫。有效期间是黄昏。”这是《山中传奇》的开篇，“签名”原是人的活动，与“落日”、“断霞”风马牛不相及，但一经侧向组合，便觉奇趣横生。但我觉得，李元洛举的几个例句都不如余光中子啊《黑灵魂》里对爱伦坡墓碑上的照片的描写：“分披在两侧的鬈发，露出应该算是宽阔的前额，郁然而密的眉毛紧压在眼眶的悬崖上，崖下的深穴中，痛苦、敏感、患得患失的黑色灵魂，自地狱最深处向外探射，但森寒而逼人的目光，越过下午的斜阳，落入空无。这种幻异的目光，像他作品中的景色一样，有光无热，来自一个死去的卫星，是月光，是冰银杏中滴进的酸醋。”比喻就是要揭示别人未察觉的事物之关系，并使其人永志难忘，余光中以 “死去的卫星” 类比眼睛，把知觉的敏感度调到了极致，从而犀利达成了文学语言“增加感受的复杂和时延”的陌生化效果，这是你翻烂《全唐诗》都寻不着的精彩表达，也是侧向思维的孕生的佳句。

三，黄维樑的“李逵式忠义”

黄维樑是在美国拿了文学博士学位的人，理论功底比李元洛更宽阔扎实，摆弄起各家学理像小孩玩积木似的。比如，他借用《文心雕龙.神思》里的概念阐述“学者散文”的特点，“《文心雕龙》里的《通变篇》和《神思篇》强调作家要‘宗经诰’，要‘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诸子篇》认为‘大夫处世，怀宝挺秀；辨雕万物,智周宇宙。’可见对知识、智能之重视。”让人耳目一新。再如，他说余光中的书写来自其璀璨的五色笔：紫色笔写诗，金色笔写散文，黑色笔写评论，红色笔用作编辑，蓝色笔作翻译。“以黑色笔来写评论。说是黑色，因其褒贬力求像《文心雕龙.知音》说的‘照辞如镜’、‘平理若衡’，力求公正无私，有如黑面包公判案。”以颜色来评论文体，可见他“通感”、“联觉”之敏锐。

最精彩的是对余光中《听听那冷雨》一文的分析。黄维樑先是摆出《文心雕龙.丽辞》的观点，丽辞（即对偶）有言对、事对，有正对、反对，而以事对为难，以反对为优。但是又指出“《冷雨以言对、正对为多，而且，其对法没有对联和律诗对仗那样工整，其对法多位英语文学的平行（parallelism）修辞法，而非对比（antithesis）。语意相近、语法相同的两个或以上的词组、句子，是谓平行。”对中西概念进行对比厘清后，黄氏就举例申论道：“《冷雨》中，‘听听，那冷雨。看看，那冷雨。嗅嗅闻闻，那冷雨，舔舔吧，那冷雨。’自然是排比句，但余光中让文字在整齐中有参差，拒绝机械化。‘饶你多少豪情侠气，怕也经不起三番五次的风吹雨打。一打少年听雨，红烛昏沉。再打中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三打白头听雨的僧庐下。’这是从蒋捷《虞美人》变奏而来的，余光中与刘勰同调，知道用典用事可为文章增色增彩。一打二打三打的排比，仍然是整齐中有参差。到了雨的演奏，‘轻轻地奏吧沉沉地弹，徐徐地叩吧挞挞地敲’，这既是对偶又是排比，可称为上面说的‘平行’了。”这就把《听听那冷雨》一文的语言节奏美清晰地揭示了出来。

相比李元洛的一味首肯，黄氏在某些问题上倒是敢与余光中立异。比如，在《中文的常态与变态》一文里，余光中对西化语式“之一”的滥用很不满，认为‘他是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不如说“他是极伟大的思想家。”更简洁明了。黄维樑对此不以为然：“简洁是判别中文西化善恶的重要标准，但不必是唯一的标准。如果同一个意思，用西化句式表达时，字数稍微增加了，但句法灵活，为原来中文句式所无，且不构成理解的困难，那么，这样为中文语法增添姿彩的西化句式，是应受欢迎的……我们时而用‘极’，时而用‘最……之一”，这样才不致句式单调、千句一律。我认为‘最……之一’句式还有别的好处：在某种场合讲话时，我们先说某某是‘最伟大’的什么家，句子似了未了，引起听众的兴趣，好奇、赞同、反对，然后来个反高潮式的‘之一’，很有悬宕的效果。”

结语：缺了“自省”这口仙气

公允地说，李、黄二君给余光中这朵红花当绿叶，确实够资格，也当得不错。但黄氏引孙绍振的话说“像周作人晚期的散文，主要以知识丰富见长，未免有一些枯燥”，试图宣告余光中散文的高明，这点我就不敢苟同。

余粉们喜欢谈余光中的散文密度大，所谓“密度大”，李元洛本来解释得很好，“密度，不是指文字的繁多与篇幅的冗长，恰恰相反，它是指在一定文字中包孕尽可能稠密的内涵，引发读者尽可能丰富的美感。”但衡之以余光中散文，他的“密度”只是将“比、兴和象征”这些诗歌常用的修辞法大量运用在散文上。这些修辞法确实能使散文增色增采，提升现代汉语的力度和弹性。但过度注意散文的密度、弹性、力度，企图把语言的力量提高到顶点，是否过于“用力”，从而忽视了语言的自然性和均衡性，以致形成语言过分膨胀的病态？珠玉满眼，掩盖了国色天香。文章内涵韵味，也被花哨语言破坏不少。

在评论英国批评家卡莱尔雄劲突兀的 “吟啸文体 ”时，余先生特别摘引现代作家布洛克的评语 “如果一位作家长期使用这样的风格，就像一个人声嘶力竭的说话，总使我们感到厌倦”，这大概也是余氏对“诗化散文”的疑虑吧。到了晚年，那股勃然之气似乎趋于缓和，流露出自然与从容，主观强烈的 “自我 ”淡出，取代的是清明的观照了。

可余光中的“疑虑”并没有促使他完成反思，就好像他私下的愧疚也没有达成在“狼来了”事件中公开道歉一样。一个习惯了“桂冠诗人”、“诗文双绝”、“璀璨五彩笔”的文人，到最后还是缺了“自省”这口仙气。李敖没有，余光中也没有，所以，他们欣赏不了鲁迅散文的阴暗和周作人散文的苦涩。

我多么希望研究余光中作品的评论家们能指出这点，可他们只是像粉丝一样欢呼“壮丽余光中”。

“壮丽余光中”乎？！“壮丽”是《文心雕龙.体性》所述八体之一，你们可以说余光中“色彩壮丽”，写了很多锦绣华章，丰富了“仓颉所造许慎所解李白所舒放杜甫所旋紧义山所织锦雪芹所刺绣的中文。”但要说“气魄雄伟”、“充满阳刚之美”，不免过誉。不管是文章，还是做人，余光中都是丽则有之，壮则差了点。

删节版刊于7月15日《南都.阅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