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的物质性

本书力图从神经生物学角度回答心理是什么，作者认为心理是“具体、有形”的，身体，确切地说从感官到内脏的全部躯体，通过与外部环境（自然和人文）的交互和内部环境的自身活动（神经回路）产生拓扑性质的表征，心理是这种表征形成表象的过程，用电脑比喻，达马西奥是在解释从集成电路到芯片处理器到内存硬盘键鼠是如何协同工作的，尤其是如何作为一个整体输入输出，这个硬件执行程序的过程被称为计算，赫拉利在《未来简史》中指出，生命是一种算法，而戴维多伊奇在《真实世界的脉络》中强调，计算是一个物理过程，同样，在神经生物学的拆解下，心理/mind也是一个脑-身超复杂系统的物理过程（作者称“心理在全部身体里”），其中身体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感官sensor，还是以神经回路不断反馈信号的动态环境，in which身体对外部事件的反应产生了情绪和感受（即便没有异常反应，也有对物理时空的“背景感受”，类似底噪），注意身体的交互是双向的，比如我们专注时会皱眉，反过来皱眉也会让我们注意力水平提升，这就是脑-身一体化的体现。

作者还认为，组成自我的基础包括经历产生的痕迹表征（记忆和想象）和基本生物特征（肉身的连续性），这种不断更新的神经生物状态决定了“自我”，因此自我并不需要语言叙述来奠基，有一定智能水平的生命都能意识到。我认为这说明自我是脑-身系统的涌现，就像蜂群、蚁群会涌现出一个貌似整体决策的智能主体。我想到以前读到Apel对康德的批判“主体不仅是主动进行认知的个体，也是他进行认知行为的情景”，我想Apel说的“身体先天性”，与重建心理/认知/意识的物质性是异曲同工的，这种视角的转变不仅是对笛卡尔无形自我/身心二元论的建设性批判，也提供了反驳脑中小人、笛卡尔剧场、缸中之脑之类说法的思路（简单说，全躯体与环境交互的即时反馈无法被模拟回路或主体等价地替代）。

在现在的语境中，心理的物质性或许可以翻译为算法的物理基础，但微妙之处在于，不能将心理简单理解为一种软件/程序/操作系统，而要认识到其硬件活动的基础，否则很容易滑入二元论的背景，这就是保罗·戴维斯在《上帝与新物理学》里说的，不同层级的概念发生范畴混淆。这也说明我们对认知的认知水平（所谓的二阶认知）需要不断拓展，从神经生物学的角度，在基因-神经元-回路-大脑-身体-物理环境-社会文化之中存在着大量复杂、协同运作的机制，which是不能忽略和简化的（最好也不要类比），认知突破的关键就在于在不同层级对真实过程的分析，哪怕是毫秒、纳米级别。达马西奥多次强调，这种还原既不是机械还原主义，也不会贬损勇气、尊严、艺术等伦理或审美价值，我认为是因为更高的认知水平包容不同层级的概念。

心理学已经发展出了表征、表象的概念，可以提供对望梅止渴、杯弓蛇影这些现象更精细的理解，作者提到记忆是“神经发放模式在早期感觉皮层触发对客体/对象的近似表征的瞬时重构”，这个说法非常有启发性，我记得在一些后天盲童身上能检测出大脑中的视觉信息，作者还提到知识以痕迹表征的形式表现，而思想主要由表象组成，“如果言语不转换成表象，哪怕是一瞬间的转换，它们都不会成为我们所了解的任何东西”，这个说法一开始我很难接受，但后来想到古诗词欣赏中，对“风劲角弓鸣”的听觉联动，或者“两个黄鹂鸣翠柳”的视觉联动，都是可以用相应的表象来解释的，有可能，对语词的理解也无法脱离视觉/听觉表象的识别和加工过程，我自己的体验是，有时必须通过在脑海中遣词造句来思考，另外费曼、爱因斯坦等人对公式的视觉化处理也是一个佐证，“发展一种心理，就是发展一种表征”，这点我还需要再学习。

附加的洞见是，情绪和感受参与人类理性的构成，无论是正面还是负面。达马西奥从Gage等大脑伤病患者的案例出发，发现了前额叶区损伤导致情绪反应的缺失，从而产生理性活动尤其是自我认知和长远规划的障碍。这里引入的皮肤放电实验和赌博实验都非常精彩，虽然心理疾病存在于大脑的器质性病变现在已经是常识，但达马西奥仍提出一个启发性的假说，就是躯体识别器somatic marker，大致是杏仁核等边缘系统中存在一些先天回路/生物内驱力/本能，会强制性地介入理性决策过程中，起到一种预先筛查、排除的作用，提升判断的速度（或效率，这点我存疑），可以粗糙地类比为一种预组织/预装的模块（反驳洛克的“白板说”），人类在运用理性时，无论是生理机制还是实际结果上都无法摆脱这种身体本能，比如美女做营销就会更有吸引力，比如读到烂书会引发生理恶心（从神经生物学的角度看，就是身体状态同时包含了信息、信息的载体和对信息的判断）。实际上，这可以看成生物算法的不同层次/级别，或者卡尼曼说的系统1和系统2，这里的关键是，通过后天的学习和训练，系统2可以转化为系统1，比如我们刚学游泳时需要“分布式”地记忆动作，但熟练后就会“自发式”地运用。这也暗示，理性的水平尽管受制于本能，但也是能提升的。

一些杂感：

1. 大脑的器质性病变不一定来自外在损伤，也可能是长期暴露在一个扭曲的人文环境/社会、所谓“畸形文化”中，一个冷血杀人犯缺乏同理心既可能是大脑天生异常，也可能是成长环境的影响，比如纳粹士兵，如果研究他们的大脑，可能会发现一些器质性异常。所以崔健唱“因为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也许不是夸张。

2. 根据埃利奥特的案例，情绪能力的衰减（对刺激情绪的图片缺乏生理反应/感受）影响了他在日常生活中的决策能力（赌博实验中缺乏长期风险控制），这点说明，银翼杀手中的仿生人缺乏共情和移情能力，可能与其无法进行长期、理性的规划是同因的，尤其是在预期寿命太短的设定下。

3. 康德、胡塞尔等人在哲学上也对认知活动进行了研究，他们的思考确实是深入的，但他们使用的语言，主要是概念是过时的，这不是说这些概念在论证中不能成立，而是相比科学使用的模型，哲学家通常是个人创立的体系没有形成那种延续、可共享的实践性，更具体地说，是对现实没有反馈作用，当一个人大脑病变时，我们无法用推断他十二范畴、或者内时间意识出了什么问题来解决，这可能是现代科学对哲学的突破，概念的更新体现的是更有效的认知水平。

一些事实：

1. 我们大约有10万个基因，但有10万亿个神经元突触；

2. 因中风而无法控制嘴角肌肉的病人可以在被逗笑时发出完整的笑容；

3. 卡拉扬在指挥时的脉搏比乘飞机可能失事时的脉搏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