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叙述》的文学史写作分析
蔡翔《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初版于2010年，是当代文学史的又一部力作。蔡翔自谓：在新世纪进入学院体制工作后，才开始将自身经验和感觉进行知识化工作。因此，《革命/叙述》是他“知识化”的产物。蔡翔进入学院体制的转变，在于他自觉地尝试新的文学研究路径，尤其是学习文化研究方法。然而，他并非是将“文化研究”视为一种历史化的理论，相反地，他将其视为一种“能指”，意即，他认为“文化研究”的重要性“并不完全在于它的西方理论的背景，而是它有可能接通我的历史记忆，这一记忆包括国家、阶级、公正、平等”[1]。因而，蔡翔写作《革命/叙述》的动机之一，是为了清理个人的“历史记忆”。这份“历史记忆”关乎他对1949-1966年的中国当代文学的理解，或者说，他想分析出1949-1966年的中国当代文学的想象成分究竟为何。
蔡翔建构的文学史图景包含了三重性：“传统中国”、“现代中国”和“革命中国”。根据蔡翔定义，“传统中国”指称“古代帝国以及在这一帝国内部所生长的各种想象的方式和形态”；“现代中国”指称“晚清以后，中国被动地进入现代化过程的时候，对西方经典现代性的追逐、模仿和想象”；“革命中国”指称“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之下所展开的20世纪的共产主义的理论思考、社会革命和文化实践”。由此可见，蔡翔并非在实在的历史语境，而是在虚构的叙述层面，拼筑出1949-1966年的文学史风貌。换言之，“传统中国”、“现代中国”和“革命中国”是蔡翔构建的“比喻性说法”，目的是为了揭示各章节所处理的国家/地方、干部、知识分子、青年、劳动者、工人等，这些议题所置身的复杂“历史场域”。通过“历史场域”的概括，代表了“传统中国”、“现代中国”和“革命中国”的三个能指之间，存在的“整体结构和运动过程以及其中多重的逻辑缠绕”[2]。这意味着“传统中国”、“现代中国”和“革命中国”存在了高频率的互动关系，也隐含着冲突或妥协的张力。而且也因为这股紧张的张力关系，激发了三者的重生和创新可能。
因此，这三重历史图景并非是线性的递进关系。蔡翔更进一步说明了“革命中国”看似颠覆了“传统中国”，但是，它也“征用了传统资源，并成功转换为地方性的现代形态”。“革命中国”与“现代中国”也存在了诸多的内在共享，包含了“社会分层与平等主义、科层制与群众参与、生活世界与政治社会、对象化与内在化、维持现实与面对未来”，但是，“革命中国”也试图超克“现代中国”存在的诸多不足之处。由此会发现蔡翔所描绘的三重历史图景，实际上更为偏重“革命中国”的正当性。他更为关注“革命中国”具备的乌托邦特质，意即不假思索的支持“弱者的反抗”的立场。他将“弱者的反抗”具象化为几个方面，包含“拒绝进入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从民族国家走向阶级国家，由工农群众当家作主，创造出新的尊严政治，对科层体制的挑战反抗，并建立新的相对平等的社会分配原则，套用汪晖说法，是一种‘反现代的现代性’”。[3]上述的几种特性皆是蔡翔认为今日中国应当获得重视并致力继承的20世纪中国革命的宝贵遗产。
《革命/叙述》确立的文学史开端，起源于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蔡翔谓为“在一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国家”的时刻。这意味着新中国将继承并分享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同时，却同时面临着50年代苏美冷战与中苏交恶的复杂地缘政治，因而，被迫强化的民族国家形式，而非社会主义部分。换言之，新中国诞生之时，旋即迎面而来“革命第二天”的诸多问题发轫与激化之始。
以下，笔者将逐一梳理《革命/叙述》所涉及的讨论对象以及“革命第二天”的问题究竟爆发在哪些层面。
在第一章“国家/地方：革命想象中的冲突、调和与妥协”中，蔡翔揭露了“革命中国”的普遍性经验与特殊性经验的复杂互动交织。蔡翔定义的“国家”不仅是西方的国民-国家（Nation-State）或者“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而是指称一种继承“传统中国”的中央集权政府。这个政府并主导着的社会主义的乌托邦实践，推行着阶级政治，有着“革命中国”的特性。蔡翔定义的“地方”也不仅是自然地理和行政制度，更包含了文化风俗与乡土民情，乃至于继承了“传统中国”的领土和知识。因而，蔡翔并不同意当前主流的历史论述，意即“国家”单向地闯入、破坏和改造“地方”，还对“地方”植入指导性意识形态和权威叙述。蔡翔反对这个单一论述方向，相反地，支持一种双向影响的论述。他认为“国家”实际上同时吸纳并转换了“地方”的经验和民间的伦理逻辑。由此“革命中国”虽然在施行乌托邦普遍经验的过程当中，遭遇了“地方”的特殊性经验冲突，但是，因为“国家”与“地方”之间保持了双向的互动关系，“地方”与“国家”能进行彼此的相互协调乃至妥协。因此，关于“地方”的叙述还应当包含了民族话语、阶级话语、民间伦理秩序和五四现代性话语的交融痕迹。
在第二章“动员结构、群众、干部和知识分子”中，蔡翔定义“动员体制”是一种“转变一个‘转型’社会的永不停息的流动性的斗争方式运作”[4]，并且他将“动员情况”落在1949年之后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情况，进行分析。虽然1949年之后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延续了一贯的土改精神，重建农村的基层组织，但是，却不是一场自上而下的运动，意即不是中央或者地方政府来直接指挥农村的动作方向。相反地，这是依靠地方自觉并自行组织的活动。一方面，借由基层干部、知识分子与合作社担任转型中介，担负起“宣传、教育和动员民众的任务”。另一方面，则寄希望于人民群众的革命自觉和道德意识，来达到非制度性的动员目的（包含了妇女动员），由此创造了一批新的无产阶级主体。蔡翔在此延续了第一章的“国家”与“地方”的互动逻辑，强调农村合作化也存在一种地方群众和地方干部及知识分子共同合作的互动惯性。然而，蔡翔也关注到农村的过度动员可能会造成压力政治或者政治疲惫的困境，或者群众会“通过政治运动所提供的合法性形式，公开或隐蔽地表述自己的利益要求”[5]，造成了动员体制的复杂性。因而，蔡翔原初定义的“动员体制”作为一种“永不停息的流动性的斗争方式”，在更为复杂的历史运动中，产生了偏离原初运作状态的潜在危机。
在第三章“青年、爱情、自然权利和性”中，蔡翔引用了毛泽东“青年运动的方向”，将“青年”指称为“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并激励青年和工农群众结合。[6]。蔡翔认为青年作为“革命中国”的关键组成在于“‘少年’的支持，‘中国’以及相关的政治和社会运动……本身也被自然化、道德化乃至合法化，并形成强大的情感的或者道德的感召力量，甚至一种‘青春’形态”。[7]换言之，青年成为了新中国建设所号召的政治主体，新中国建设的合法性也通过青年参与获得了自身的合法性存在。除了青年的感召，1949-1966年文学-文化想象也将爱情挪用为高度性的政治话语。借由爱情故事的讲述，促使“政治被自然化，它不再是权力的外在的指令，而是内化为个人的情感要求，……在个人被塑造成为政治主体的时候，同时亦被叙述为一种情感主体。而在这一主体的互动过程中，‘政治故事’同时也被讲述为一个‘爱情故事’”[8]。于是，男女情爱与革命激情成为了一体两面。虽然男女情爱与革命激情皆包含个体解放的前提，但是，却也同时隐含内在的悖论性，意即个体解放与革命的集体政治的相互矛盾问题。除此之外，蔡翔还指出1949-1966年的爱情故事实际上存在着“性的失语”的问题，或者用黄子平的说法为“无性的身体”。这种对“性话语”的摒弃，忽略了个体情欲部分时候成为革命内在动力的可能。
在第四章“重述革命历史：从英雄到传奇”中，蔡翔分析新中国建国之后所迫切需求的民族叙事建构，于是，1949-1966年产生了革命历史小说的类型。不过，革命历史小说中的英雄却改写了“传统中国”的孤胆英雄，将英雄形塑成“平凡儿女”，并倡导“人人皆可为英雄”，促使群众效法“集体英雄”的可能。如此提法，暴露了“集体”与“英雄”之间的悖论性。若是英雄是一种集体存在的形式，那么和平民之间似乎便取消了差异？换言之，若是英雄是一种平反的存在方式，那么又如何能称之为英雄呢？虽然蔡翔试图引入市场机制和读者期待的面向，解释革命历史通俗小说存在的裂隙问题，但是，却依旧无法彻底解决革命历史的日常生活化问题。
在第五章“‘劳动或者劳动乌托邦的叙述’”中，蔡翔指出“革命中国”的“劳动美德”如何与“传统中国”的德性传统相互连接，并因而成为更强而有力的政治号召。“革命中国”对劳动价值的极力推崇，确立了劳动尊严的地位，并且“这一尊严不仅是个人的，更是阶级的”[9]。正因为劳动尊严的确立，工农阶级才成为新中国的主人公。不过，针对劳动以后的生产分配，却造成潜在问题。蔡翔指出新中国确立的按劳分配与国家优先群众的分配制度，便造成分配不均的问题，也生产了个人主义。于是，集体劳动力图激发的集体意识，却在分配环节导致了背道而驰的结果。因而，劳动与分配之间存在了一定的紧张的悖论性关系。
在第六章“‘技术革新’和工人阶级的主体性叙事”中，蔡翔指出：“革命中国”一方面推举工人成为国家/工厂的主人公，并积极推动识字运动以及施行《鞍钢宪法》，使工人拥有“文化诉苦”的主体和创建文化的可能，从而确立工人的政治参与领导权。但是，另一方面，却也因为美苏对峙的紧张关系以及中苏论战的急转直下，新中国陷入了现代化/工业化的高度急迫性，被迫积极将工厂和科技技术整编为革命的有机组成部分，鼓吹工匠精神。于是，原来预期的工人的个体欲望和政治参与空间又遭到了全面的压缩，和设计蓝图产生了适得其反的效果。
在第七章“1960年代的文化政治或者政治的文化冲突”中，蔡翔指出：因为60年代早期的城市位置，以及个人、欲望和消费等日益突显，生活小事与国家大事的对立，“革命中国”借由提倡“继续革命”，试图斗争个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日益膨大，并将希望寄托于青年主体的革命性。
以上，笔者总结了《革命/叙述》所处理的对象，以及蔡翔所关注的“革命第二天”爆发的种种问题。由此会发现《革命/叙述》偏重的是1949-1966年的当代文学的想象动力，意即“革命中国”所“确立的面向未来的态度”。正是因为当代文学的丰富想象，尤其是超克“现代中国”问题的企图，成为了新中国创建的有效叙述载体。然而，这似乎也造成《革命/叙述》收到“不够文学史”的批评。王彬彬便指出《革命/叙述》不过是十七年文学读得较多，但是“这期间的文学思潮、文学运动，也不是很清楚”[10]。除此之外，王彬彬还批评了蔡翔的“社会史”书写范式，认为他“将一大堆名词、术语、概念用得随意而混乱，让人时常生出扑朔迷离之感”[11]。在蔡翔刻意追求的“文化研究”式的文学史写作中，确实发生了文学文本在《革命/叙述》的文学史立意中遭到了淡化的命运。换言之，文学文本似乎只是《革命/叙述》所征用的文学史素材，却缺乏了文学文本的主体性地位。虽然文学文本看似处于和政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的平等位置，但是实际上，因为缺乏文学文本的细读分析，因而，无法体现出文学叙事的特殊性，尤其是文学如何可能成为1949-1966年介入政治运动的影响。于是，文学在《革命/叙述》的位置似乎成为了“革命中国”的历史/政治的佐证素材，未能体现和“革命中国”的历史/政治的高度互动性。不过，姚丹对此提供了不同的解读视角。她认为《革命/叙述》写作可以被视为“大文学研究”。[12]吴舒洁更进一步指出：蔡翔的研究是将一种“与文学史经典化相反的研究驱力，把文学还原到其结构性的历史语境中，强调它的不稳定性与反制度性”[13]。换言之，姚丹肯定《革命/叙述》为了“‘革命中国’这一渐行渐远的‘实体’与‘想象’招魂。……其意义似乎并不仅是在亦步亦趋地追寻‘历史的真实’，而是努力抵达历史逻辑深处，在那份‘乌托邦’中找到批判现实与设计未来的资源”[14]。姚丹所关切的问题，实际上是《革命/叙述》提供的“批评现实”与“设计未来”的功能指向。因此，她赞同《革命/叙述》的核心概念，意即对“革命中国”的思想资源的“招魂”。相较之下，《革命/叙述》的文学史写作的学科规范问题，似乎成为姚丹笔下相对次要的问题。吴舒洁和姚丹相同，亦肯定《革命/叙述》对于1949-1966年的文学生产的“历史语境”的“还原”工作。针对《革命/叙述》“不够文学史”的批评，吴舒洁认为这是因为《革命/叙述》并非是为了文学史的内在经典化的目的，相反地，它是为了强调文学生产与文学经典化过程之间存在的“不稳定性与反制度性”。就此而言，《革命/叙述》确实是文学史写作中不同凡响的存在，也是日后文学史写作必须探讨的一个面向和理论问题。
[1] 蔡翔：“何谓文学本身”，2006年。
[2] 蔡翔：“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第7页。
[3] 同上，第340页。
[4] 同上，第75页。
[5] 同上，第123页。
[6] 同上，第134-135页。
[7] 同上，第130页。
[8] 同上，第130页。
[9] 同上，第271页。
[10] 王彬彬：“蔡翔‘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杂论”，“当代文坛”2012年3期。
[11] 王彬彬：“蔡翔‘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杂论”，“当代文坛”2012年3期。
[12] 姚丹：“重构‘革命中国’的政治正当性：劳动、主人及文学叙述”，“文艺理论与批评”2011年第1期。
[13] 吴舒洁：“走向政治的文学”，“读书”2012年。
[14] 姚丹：“重构‘革命中国’的政治正当性：劳动、主人及文学叙述”，“文艺理论与批评”2011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