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塞斯的自由主义
一、米塞斯和哈耶克
米塞斯的自由主义和哈耶克的一样,都是以实现“经济进步、物质繁荣”为唯一目标。但是,以这个为唯一目标难免受人批评,米塞斯和哈耶克都不是笨蛋,他们都有各自的理由。米塞斯以为,“任何外在的调节都不可能触及人们的最高或深层次的追求”。他的意思是,为人们所能做的,仅仅是提供一种物质上的良好条件,而对人内在道德、精神无能为力,只能靠个人的修行。从这里可以看出,米塞斯跨出了“经济”领域,进入到心理、道德、哲学领域,难免犯错。在这个问题上,哈耶克就比米塞斯要明智。哈耶克仅仅从人类理性存在局限,无法把握散布在大众之间的动态信息集中起来,整体做出经济上的规划,因此需要延续人类得以成功的自然自动过程,尤其是让“进化”的自由竞争来运作,优胜劣汰来保持人类物质上的进步和繁荣。否则,人类的人口和当前的文明,都会因为经济的崩溃而损失殆尽。正是出于这种担忧,哈耶克才坚持自由主义观。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米塞斯的自由主义,看上去就变成了放任自由的自由主义,这是哈耶克所反对的。哈耶克的自由主义要求保证“自由竞争”,以便让优胜劣汰的机制随时作用,促进最优生存,引发进步。因此,哈耶克不仅仅反对国家的计划经济,哈耶克还反对任何形式的垄断,并且要政府干预扫除这种垄断。米塞斯不一样,他认为,“国家机器的任务只有一个,这就是保护人身安全和健康;保护人身自由和私有财产;抵御任何暴力侵犯和侵略。一切超出这一职能范围的政府行为都是罪恶”。米塞斯这个,是真正的minimal state。即,仅以justice为律法的国家。米塞斯为什么不怕垄断呢?因为他认为在完全贯彻自由主义的社会里,不存在垄断。为什么呢?他认为,除了占有全部原材料的产业,其他任何领域内,如果一个公司垄断了并设定一个垄断价格,都会因为其他人或企业看到垄断价格的利润,而投入到这个行业也来享受垄断价格的利润,从而引发竞争,从而降低价格。我不认为我现在的经济知识能够赶上米塞斯,但是看上去他并没有考虑到一些复杂的情况,比如,当一个公司能够形成垄断,那么它就有力量排挤和打击其他的新企业出局;假如你要说,其他大公司也可能进入这个领域,那么又怎么会排除二者相互之间的不会进行垄断合作而是进行对二者来说“两败俱伤”竞争呢?所以我认为米塞斯的自由主义,漏洞多多。
米塞斯自己并未意识到他的知识不足以支持他的思想和推论。在谈到如何防止战争时,他曾说:“为使和平不受干扰,就必须消除人们对战争的爱好。必须建立一种制度,为国家和人民创造它们感到满意的生活环境,从而使它们不去采用战争这种极端手段。”在这里,米塞斯提出一种能够影响人们“爱好”的制度,那么,他就没有想到,如果“制度”能够影响人们的爱好,那么为何不放弃自由主义的“不干预”,而是去干预,去设计出制度来影响人们的“爱好”,去消除人们不好的爱好,培养好的爱好呢?实际上,米塞斯的整个理论是含混的,混杂了许多他自己都没有弄清楚的问题,而他的反驳也往往显得非常的贫乏。就如他认为,社会不应该禁止毒品,自由社会就应该让人们去自由选择。他认为禁止毒品,就是多数人在决定少数人的生活方式,如果能禁止毒品,那么势必也能禁止不良报刊杂志,禁止烟酒,禁止不当性行为,云云。难道他看不到,为什么各个国家都一致禁止毒品,而没有禁止烟酒?虽然酒美国也禁过,人们对待大麻的态度也不一,对待抽烟现在也逐渐在公共场合禁止,中国也曾经禁止私人在家里看黄色录像,为什么社会在趋向一致的变化?没有出现米塞斯担心的全面变化?米塞斯过于夸大人类的愚蠢和邪恶,而小看了人类的理性。
二、米塞斯的功利倾向
哈耶克认为我们强行设计一种经济秩序,往往会失败,不如沿用当前自然自动建起来的这个秩序,我们还可以说,他说得有道理。但是到了米塞斯,问题就大了。这是因为,米塞斯功利得太厉害了。米塞斯不仅把物质的进步和繁荣设定为目标,还把它设定为唯一的标准。正是由于物质进步和繁荣成了米塞斯的唯一目标,他于是提出了两个凡是:凡是能促进物质进步和繁荣的,都是好的,要坚决维护;凡是阻碍物质进步和繁荣的,都是坏的,要坚决扫除。于是他说,由于秩序促进进步,破坏阻碍进步,所以“一切为维护社会秩序服务的东西,我们均认为是道德的,一切损害社会秩序的行为,都是不道德的”。米塞斯终于到达了“进步和繁荣至上”,甚至否定了我们常识中的道德。巴利曾提到,自由主义为人诟病的是仅仅关注物质方面,而没有关注道德。哈耶克就是这样。但是,现在看来,哈耶克这种不关注道德算不了什么,到了米塞斯这种重建道德,把利他主义的常识道德替换为势利算计的“道德”,才是真的牛叉。
米塞斯的功利性相比哈耶克太过明显。他不仅提出,他所提出维护和平反对战争,不是看到战争带着残酷和杀戮,而是因为和平才能维护生产秩序,才能保护分工合作最大化生产率。他甚至说,“在一般情况下,一些人赞成废除奴隶制完全是出于慈善的原因。如果有人反驳他们并指出,保存奴隶制同样也是为了奴隶自身的利益,那么,这些好心的慈善家也就无言以对了。唯一能够战胜、并且已经战胜奴隶制及其辩护士的论据是,自由劳动可以创造远远高于奴隶劳动的生产率。”对于米塞斯来说,他从未听说过或认为不存在这样的人:他们带着悲天悯人的胸怀,认为一些人统治另一些人是不正当的,认为一些人剥削另一些人是不正当的,认为人们人和人之间应该是一种平等,人们应该互助互爱,从这个意义上应该废除奴隶制。或许,这样的人太少了,太少了。所以,霍布斯在他的《利维坦》中对这种带有大美德的人一笔带过。所以,更多的人,如米塞斯,选择性失明双眼盲盲,避而不谈。
三、米塞斯和功利主义
功利主义,就是一种功利计算。功利计算,对于个体来说,很好理解,再怎么样,也不过是一个人损失而另一个受益的问题。但是对于人群就不一样了。比如说,存在这样一种情形,假如说,一伙侵略军损失了一个士兵,然后要村子里要么交出一个人来给他抵命,要么就杀掉全村人。我相信从直觉上,人们都能判断,交出一个人牺牲,其他人都能活下来,是一个很划算的办法。我相信,典型的功利主义,就是进行的这种计算。就如边沁所言,the greatest happiness of the greatest number。但是这种情况下,the trolley problem也就出现了。在这个问题中,人们都注意到了一种categorical类人和consequntialists,这两种区别非常的明晰,暂且不表。有意思的是,这些consequntialists自身是分裂的,分为许多亚群。这不仅说明不同人计算的结果不同,而且还表明了,人们计算的时候,靠的是直觉上的利益计算。可以看到,人们在搬动扳手调整火车走向,和在桥上直接害死胖子来堵住trolley car之间,存在差别;同时,在人们按动按钮不直接接触害死胖子,和直接用手推害死胖子之间,也存在差别。这些显然和人直觉上感觉自己的涉事责任有关。我相信,假如把“一个人”和“多个人”进行一种调整,比如胖子是当事人表弟表妹,或者是其他家人,那些consequntialists还有多少人会推?多少人会按按钮?或者是自己的孩子一个人在铁轨上,又有多少个之前愿意扳动扳手的人会扳动扳手?我认为一个都不会有。即使不能这么说,也可以说almost一个都不会有。人们说,功利主义的问题在于,没有一个标准,来衡量个体的幸福,以便进行加减计算。我相信,不存在这样一个算法,不仅仅是因为一个人吃包子的快乐和读书的快乐没有办法量化比较,而是因为你家人吃包子的快乐和与那些和你利益不相干的一群人吃包子的快乐也是没法比较的。功利不仅仅混杂了数量的问题,功利还混杂了和当事人的利益关系问题。如果有功利主义者,能够把自己家人的利益和幸福和其他不相干的人看得一样,我相信功利主义必然就有其值得赞赏和尊重的地方。很遗憾。
米塞斯谈到密尔时说,“他在妻子的影响下,充满了懦弱的妥协精神”。或许,相比之下,米塞斯确实带了一种“硬心肠”的气质,这种气质在他将反对自由主义的一些人冠之以“变态心理”,将认为存在贫富不均的人看作是对富人的嫉妒心理,将人们羡慕和向往官吏的身份和职业看作是“隔代返祖病”,将一些人支持和赞同社会主义的理由看作是“是想要担任社会主义里的总经理或总经理的上司这一角色”,就可以看出他的这种“硬心肠”;尤其是,当他认为自由主义能够推动人类物质上的进步和繁荣,他就提出自由主义至上,物质进步和繁荣至上,就认为人类不仅应该认可,有些人会从这种自由主义状态中获得更大更多的利益,而且应该接受有些人也因此会过贫穷和饥饿的悲惨生活,更可以看出他的心肠很硬。问题也就出在这里。
有一则我高中时遇到然后一直念念不忘的材料作文题目,谈到一个小男孩在海滩上把搁浅的小鱼一条条扔回海中,别人告诉他,海岸线很长,成千上万条小鱼搁浅,这么做无济于事。但是小男孩边救小鱼边说,这条小鱼在乎,这条小鱼也在乎。当然,当时对于这则材料我简直一头雾水。现在,我才知道,这其实就是两种视角,一种是全局视角,一种是个体视角。全局视角,就如战争中,上头说,马上要停站谈判了,我们要占领那个山头,这样我们在谈判中就占据有利形势。个体视角,就是马上要停站谈判了,因为上头的这个想法,有些本可以盼到儿子的母亲将会失去自己的儿子,有些本可以盼到丈夫的妻子将会再也见不到自己的丈夫,有些本可以盼到爸爸的孩子将会永远地失去自己的爸爸。如果我说,为这些家庭想想吧。米塞斯就会教育我,让我不要这么懦弱,要考虑一下有利协议会给人民带来的好处。米塞斯的这个视角,确实是一种强硬的视角。这种视角,就是把自然看作一种无情的秩序,就像我最近读过不是格拉汉姆·沃拉斯就是鲍桑葵谈到,有上就有下云云,在此处就是,让人去自由竞争,必然会有人成功有人失败,但也只能这样,才能让社会和人类不断进步。所以,有些人遭受失败或痛苦,也是一种必然。
正是从这个理由出发,Sowell所谓的悲观论者们,包括米塞斯、哈耶克和马尔萨斯,才认为,没有办法,人类本性如此,只好务实一点,有些人悲惨、贫穷,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能够通过自由主义促进人类整体的物质丰富、进步和繁荣,已经是最好的了。所以米塞斯让人类接受这样一种状况,即有些人获得得更多,有些人获得得比较少。当然,在人性这个问题上,悲观主义者的务实看法,相比那些认为人性本善、美好的人,如魏特林和约翰·格雷,要高明多了。这些人带有一种naive optimism,主要还是因为他们读书少、异想天开的原因。所以米塞斯听说自己被对手攻击为“乐观”,感到不可思议。实际上,米塞斯和哈耶克确实是乐观的,他批评19世纪的时代人们迷信社会必然走向进步和完善是乐观主义,他自己认为“自由主义”一定会带来进步和繁荣难道不是乐观?五十步笑百步而已。
米塞斯的另一些问题,显然就是看问题太粗略造成的,比如他就没有注意到,同样是奥地利学派的Sowell所提到的问题,即很多人把“人”、“社会”、“人类”,看作一个抽象的entity。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些概念之下,其实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而不是一个名称,也不是一堆数字。我认为这个说法最好用来反驳对人类应用“整体观”的人,尤其是因此放弃关注少数悲惨群体的那些。米塞斯用于justify自由主义产生富人和穷人的一个理由也存在很多问题,别处再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