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職之國：讀賴瑞和《唐代高層文官》
使職之國：讀賴瑞和《唐代高層文官》
胡耀飛
來自馬來半島的唐史學家賴瑞和先生，常年致力於唐代官制的研究，目前已經完成其文官三部曲的計劃，分別為：《唐代基層文官》（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4年；中華書局，2008年）、《唐代中層文官》（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8年；中華書局，2011年）、《唐代高層文官》（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6年；中華書局，2017年）。筆者由於專業興趣，一直是賴先生的忠實讀者，並且對其另外兩部散文著作也曾拜讀：《杜甫的五城：一個火車迷的中國壯遊》（爾雅出版社，1999年）（簡體版更名《杜甫的五城：一位唐史學者的尋踪壯遊》，清華大學出版社，2008年；相同主題但有更多照片的版本是《坐火車遊盛唐：中國之旅私相簿》，中華書局，2009年）、《男人的育嬰史》（中華書局，2010年）。
作為臺灣大學外文系英美文學專業本科畢業生，賴先生的文筆優美，行文流暢，自然不在話下。更重要的是，他作為普林斯頓大學杜希德（Denis Twitchett，1925-2006）先生的高足[1]，在熟練掌握唐史史料之餘，頗為擅長利用西方社會科學方法和西方歷史上類似的現象來解析和比附中國歷史。此外，賴先生的英美文學功底也使得他便於通過語言學、修辭學的理論來討論中國古人對於各種詞彙的認識與使用。這種東西方跨文化視域的掌握，使得賴先生的唐代制度史研究比他人的研究更具廣闊視野，也更加細緻入微。這方面，在這兩年出版的《唐代高層文官》（本文以經過修訂的中華書局2017年版為據）有集中體現。
從目錄來看，《唐代高層文官》主要分導言和六大部分正文，末附“唐職事官和使職特徵對照表”（第439-440頁）。其中導言主要解釋為何該書以使職為切入點，以及為何挑選宰臣、詞臣、史官、財臣、牧守這五大類官員。正文第一部分用三章篇幅，分別討論使職的起源及其與職事官的互相演變，從錢大昕（1728-1804）對唐代使職的認識出發探討使職的定義，以及唐代職官書不記載許多使職的前因後果。從第二部分至第六部分，即分別討論宰臣（宰相）、詞臣（中書舍人·知制誥·翰林學士）、史官（史館史官）、財臣（聚斂之臣·三司使等）、牧守（刺史·都督·節度使等）這五大類官員的“使職特徵”、“使職化”或“使職本質”，且不乏整體關照和個案研究並存的視角。
關於此書的內容，中華書局版責任編輯胡珂曾有《三本書釐清唐代仕宦人生》一文予以介紹。[2]作者本人在接受《晶報》“深港書評”欄目記者伍嶺採訪時，也曾大略談到該書主要觀點。[3]伍嶺自己也有一篇名為《唐代高官的使職化命運》的書評。[4]因此，本文不再做更多的介紹，讀者只要把握該書的核心思路——大部分握有實權的高層文官都是使職（或都要當作使職來看待）——即可。雖然筆者簡略概括的這一核心思路，不免有簡單化之誤導，但確實是該書的主軸。但也正因此點核心思路太過凸顯，使得讀者對該書尚有許多疑慮需要進一步解決。以下，筆者主要從三點來談：
第一，使職的起源問題
作者對於使職的強調，導致其將使職遠遠追溯至上古時期的人類社會。并認為使職的出現遠在固定官職的出現之前，“人類先有使職，後有職事官”，“使職遠遠早於正規的職事官員編制”（第22頁）。作者為了證成這一觀點，引用了許多體質人類學的研究，數万年前的人類社群組織“游群”（band）中的“狩獵特使”、“長矛特使”等，用來討論最原始的“使職”。（第22-23頁）乃至利用靈長類動物學中對黑猩猩（Pan troglodytes）的研究，來說明只有人類才有“差遣任命”的能力。（第24頁）。這些誠然可以說明在職事官，或者說正規的官職出現之前，有過人類的各種各樣的差遣活動。但仍然不能說明那些差遣活動就是“使職”，或者是“使職的起源”。
此外，在討論了遠古的人類之後，作者一下子跳入秦漢史領域，來討論使職的產生，以及與職事官的互相演變；然後又一下子跳入唐代，討論從職事官向使職的轉變。這兩次論述跳躍，恐怕還是需要一定的內容來填補。比如從遠古人類到秦漢史，完全可以利用目前十分熱門的出土文獻所見古文字的相關研究來充實“使”、“職”等字的含義演變，而非簡單地引用《說文解字》的解釋（第23頁）。至於秦漢與隋唐之間的魏晉南北朝史領域的相關制度史演進的問題，就更加多了。特別是閻步克先生關於品位與職位的相關討論，即有助於理解作者所說官（職事官）、職（使職）之間的區別（第213頁）。
第二，使職與職事官的轉化
使職的出現，雖然並不一定早於職事官，但卻是與職事官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關聯。特別是使職和職事官之間的互相轉化，是為作者一直特別強調的方面，經常謂之“使職化”。不過正如豆瓣網上一位網友指出的，“使職化”這個詞常常會引起歧義。[5]亦即，在職事官與使職之間互相轉換過程中，“使職化”指的是職事官的權力被架空，還是使職侵奪職事官的職權？比如以中書舍人充任翰林學士和知貢舉等使職，作者認為是“中書舍人使職化最明顯的一個徵兆”（第144頁），這似乎表明職事官的權力被架空表明該職事官“使職化”。但在討論史官時，又將以他官兼修國史的這一過程，稱之為“唐代史官的使職化”（第246頁），也就是說該使職“使職化”。這兩種表達方式，頗難讓讀者適從，還需要進一步規範一下。
也許，“使職化”應該是指一個過程，即某一項權力從職事官轉入使職。這一過程的完成，標誌著“使職化”的結束。如此，則不能簡單地說某個職事官“使職化”，或某個使職“使職化”，而要充分考慮在“使職化”這一過程的兩端具體各是什麼“職”和“使職”。反過來，也要考慮從“使職”到“職”的轉變，這在作者討論使職的起源時也涉及到。比如作者討論了漢代的“校書郎中”這一“使職”向後魏（作者所稱北魏）的“校書郎”這一職事官的演變。（第26-30頁）。這當然是一個轉變過程，但是否也可以進一步探討“使職化”之後的“制度化”（引作者語，第30頁）呢？
第三，對使職的認識
這裡所說的對使職的認識，主要是指我們如何去看待作者所說的“隱性使職”。該書最大的貢獻，在於揭示了“隱性使職”的使職地位，并將之與“顯性使職”予以區分。（第44頁）在作者所針對的一般唐史學者而言，這些“隱性使職”在後者看來並不是使職，或者說並不將之作為使職來看待和處理。雖然作者一再強調一般唐史學者的誤解，乃至在行文中引用2010年他與其指導的碩士生徐夢陽的口試委員之一的爭辯（第211-212頁），來說明這一情況。誠然這位口試委員的看法並不足取，但是否一般唐史學者的認識也不恰當呢？在筆者看來，與其強調“隱性使職”的使職性質，不如追索何以“隱性使職”不以“顯性使職”的面目出現？或者說，為什麼古人要把“隱性使職”隱藏起來？
比如作者在第一部分討論的宰臣，認為宰相也是使職，因為符合“沒有官品的實職官位”（第46頁）這個特徵。但宰相的特色不一定是“使”字，若非要將其使職性質揭示出來，強調其受皇帝的信任程度對其權力大小的影響，恐怕會忽略對宰相本職的定位。事實上，宰相並非僅僅是“使”，更多的是“相”。作為“相”，其展示給別人的印象更多的是皇帝的輔佐，百官的總領，皇帝和百官之間的政務運行中樞。因此，作者在討論到宰相被解職的書寫時所引用的“罷相”和“罷知政事”這類用法（第89頁），反而更能體現宰相的“相”之含義，以及對“政事”的強調。雖然宰相與皇帝之間的私人關係往往影響某位宰相本人的仕途，但就宰相這一職位或群體而言，是朝政運行過程中必不可少的關鍵環節，這是與其他無事則罷的使職根本性的差異所在。不僅宰相，其他隱性使職，如翰林學士、史官等，也都更加強調這些職務本身的功能，即起草詔令和編修史書。
行文至此，也有必要發揚一下該書的閃光點，頗值得讀者進一步思考其他史學問題。
第一，要重視修辭學的修養。
作者作為英美文學出身的唐史學者，在解讀史料方面，具備了海外漢學家所擅長的深入細緻地理解史料中每個字詞的長處。特別是具有深厚的中文功底的漢學家們，無論是日本學者還是歐美學者，通常以外文直譯中文史料作為最基本的學術訓練之一，由此再進行深入的研究。這決定了他們必須對每一個中文字詞的含義充分理解和把握，才能準確傳達古人的意思，再將此轉呈給外文讀者。這比中文學者將史料直接拿來引用而不去深究每一個字詞的意思來得更加科學和嚴謹。雖然在古籍整理方面，中文學者具有不可替代的母語優勢，但今人對古人行文的語言隔膜和現代標點符號所帶來的語義隔斷，仍然會造成各種各樣的對史料的誤讀。比如作者在解釋“兼修國史”的“兼”字含義時，即從修辭角度來討論“兼”字並非“兼任”、“兼職”的意思，而是“同時”的意思，從而對中華書局本二十五史的點校提出了新的看法，即不必在“兼”字前加逗號或頓號，連讀即可。（第248-251頁）[6]
第二，對於私人關係的強調。
雖然作者對使職的關注度，可能過於凸顯“使”的重要性，而忽略了一般行政事務的常規的運作。但是，就中國古代的官制演變史而言，更常規的，或者說內在主導性原則，確實是私的成分更多。正如作者對翰林學士和宦官的判斷，認為他們是“實際（de facto）宰相”（第111頁），這類依靠與皇帝的私人關係抬升政治地位的使職，以及其他各類大大小小的顯性和隱性使職，都是私人關係的體現。正如作者在討論宰相的使職性問題時提到的那樣，“皇帝和宰相的關係，重點在‘信任’兩字，講求一定程度的私關係。”（第104頁）無獨有偶，近期的秦漢史研究領域，也有侯旭東在考察漢代君臣之間的“信-任”型關係，并冠以“寵”這一個提煉核心含義的字。[7]可見，古代歷史上的同類現象確實值得關注，也需要互相發明。
第三，從古人的思維去把握歷史。
比如作者在論及刺史的使職帽子時，提到對對各類州的等級的定位問題，總結出“地望定位”的兩大原則：“優先級定位”和“戶數定位”。（第349-351頁）[8]在此基礎上，作者進一步論證刺史的職望與選任的標準，并討論了刺史的“稅官”（tax collector）角色。（第374頁）這便是從古人的實際政務運作中去把握某一官職的核心功能。隨後，作者又進一步論證刺史諸多“使職帽子”的含義，并藉此討論行政區劃研究史上頗受學者關注的二級制、三級制抑或四級制的問題。認為“對唐朝廷來說，它的地方行政區劃，到底是二級制，還是三級制，恐怕一點也不重要。這個行政區劃，是在現代學科（歷史地理學和地方政府）專業下產生的新問題，恐怕從來不是唐朝廷關心或思考過的課題。……他們最關心的是，新任命的官職，比如都督、節度使和經略使，是否足以應付地方所需。”（第414-415頁）這個論斷便是在充分理解古人思維的基礎上，把握到了歷史的精華。
（本文已刊李軍主編《中國中古史集刊》第五輯，商務印書館，2018年7月，第419-428頁）
[1] 參見賴瑞和：《追憶杜希德教授》，《漢學研究通訊》，第26卷第4期，2007年11月，第24-34頁。
[2] 胡珂：《三本書釐清唐代仕宦人生》，“深港書評”微信公眾號，2017年12月2日。
[3] 賴瑞和：《把史料當詩讀，有種解謎的快樂》，“深港書評”微信公眾號，2017年12月2日。
[4] 伍嶺：《唐代高官的使職化命運》，《晶報》，2017年10月22日。
[5] 豆瓣網友“野次馬”的“廣播”，https://www.douban.com/people/RAKA/status/2064700697/，2017年11月13日發佈，2017年12月23日瀏覽。
[6] 作者在此處另外提及“兼”字可與當下的“暨”字合觀，誠然如此。在筆者看來，更適合的解讀和比附應該是“并”字，即中古時期墓誌銘中常常出現的“某某某墓誌銘并序”。
[7] 侯旭東：《寵：信-任型君臣關係與西漢歷史的展開》（上），《清華大學學報》，2016年第6期；侯旭東：《寵：信-任型君臣關係與西漢歷史的展開》（下），《清華大學學報》，2017年第1期。該文上下篇後擴充為同名著作，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8年。
[8] 其中“戶數定位”並非原文表達，而是筆者總結之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