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

§4 中国影响下的文明与国家的形成 【儒家秩序】：强调形式上的等级，允许非正式的平等，希望主导地位被承认。

——我们的民族更在意被认可，即便是形式上的。平等和自由是实际存在的，但不是以光明正大的方式被提及。长此以往，自然一切都会滋生出两副面孔和不同程度的阳奉阴违。我不知道这一点更深的根基在哪里，似乎是出于本能地羞于提及利益相关甚至明明应该是权益相关的话题，难道是源自某种更敏感、更居道德高点的羞耻之心？这样看来，这种被认可本质上更多是利益让步和权威震慑换来的，而非完全出于外界对儒家规则和制度的遵循，对规则和制度制定者的尊重。

§5 樱花武士援救亨廷顿：日本对其全球与地区身份的思考 【日本战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用“文化”一词来代替“文明”。】

—— 文明多为理论性、概念性，即便具象化，其载体往往也是象征意味多过实用功能，如此可保它的地位稳固，不被功用性的更迭所淘汰，大概也算某种有恃无恐。 文化的不同点在于：文化要生存，要竞争，不够，还希望能输出。“文化”这一概念不是抽象类比推理演绎而来，是各种具体的总和，而这些具体事物时刻受现实世界的挑战和评判。 更强调“日本文化/日本特性”，因而上世纪尤其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发展。对文化的追逐是结果导向的，80年代日本经济达到巅峰就是结果。这样的导向下，整个民族或社会可能会期待利益的持续，以及伴随巨大利益而来的，与其说是荣誉感倒不如说是虚荣感的持续，但对带来利益的手段方法却并不追求其持久。亨廷顿“日本是独立文明体”的观点表达的至多算一个狭义上的文明定义，而非文明这一概念在广义上所包含附属的多重属性。另一个角度来说，这种对文明的回避是否也是对某种责任感、使命感的规避呢？

对比而言，中国文明的使命感看重外界的评价认可，侧重于安抚。日本文明的使命感看重内在的自我证明，希望能引领，直接一点大概就是某种时刻跃跃欲试的野心。在此基础上，再去溯源，去找寻民族认同，去改造既有或重塑文明形象等实践，又另当别论。而所谓对“现代化把日本（国家）引向何方”的焦虑，又岂是日本特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