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多布里昂的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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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生活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夏多布里昂来说,革命使他脱离了重振家族荣誉的责任,成为了一个自由的人。然而革命给予了他实现自身荣耀的可能的同时也极大的阻碍着他,在这种矛盾中,他努力使自己融入时代以求不会不被时代湮灭,和那个时代许多法国人一样寻找着自己的生存方式。
弗朗索瓦-勒内 夏多布里昂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布列塔尼贵族家庭,这个家族曾经有着贵族的荣耀,他的父亲则试图恢复它。他自己曾说“我父亲身上唯有一种感情占统治地位,那就是对他姓氏的感情……”对姓氏的感情是贵族的一种特性,被称为太阳王的路易十四建立起欧洲最强大的君主国,随之而来的自信早就融入法国人的骨血,君主政体正在腐朽,但民族的荣耀从未消散。夏多布里昂出生的圣马洛城,由于它在英法百年战争中所经历的苦难,而成为了法兰西忠诚的护卫者,这里还是法国航海者的故乡,夏多布里昂的幼年是成长在这些伟大的冒险故事中的,对大海的向往无疑也是他对自由的向往。圣马洛和贡堡的生活使他有感于贵族的荣耀,同时,游走于这个阶级之中也使他更了解贵族:“高傲是我家族的通病。这个缺点在我父亲身上表现的咄咄逼人……我也不敢说完全幸免,虽然我小心翼翼的遮掩着。”
成为海军军官是他的父亲为他安排的出路,这意味着远离家乡,意味着纪律和约束,对于一个孩子来说这样的前途是可怕的。他觉得“我想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阻碍我回到我父母身边。如果我不是厌恶各种形式的驱使,我可能很喜欢到海军服役,但我但我生性不愿意被人使唤。”他虔诚的母亲则希望他成为一名教士,这又遭到了他的反叛“当教士吗?对于我这是一个可笑的念头……”他不遵从于父母,他认为这不是他的出路。随着年岁增长,他开始意识到自己的责任。他的父亲,年老的公爵先生对他说“你哥哥给你弄到一张纳瓦尔团的少尉证书……我年迈多病,活不长了,好好做人吧,不要坏了名声”之后,他成为了一名军官,在他哥哥的努力下被引荐到宫廷,参加了路易十六的狩猎,“我们国王的狩猎,让人同时想起君主王朝的古老的和新的习俗,克洛迪昂、息而培里克、迪戈里尔特的彪悍的消遣,弗朗索瓦一世,亨利第四和路易十四的风流。”“这是我对城市和宫廷的第一个印象,社会比我从前想象的更加丑恶……我对宫廷产生了强烈的厌恶之情,这种我无法掩饰的厌恶、或者毋宁说鄙视,将阻碍我成功……”新环境中的不适以及贵族的高傲和腐败刺痛着他,他陷入了对前途的迷茫和孤独之中,然而,从1789年开始,一切事情都被改变了。
1789年夏多布里昂作为看客目睹了革命的开始,他说:“如果革命不是以犯罪开始的话,我也会卷进去的。我看见第一个用长矛举着的头颅时,我后退了。在我眼中屠杀从来不是一个值得称颂的东西,也不是自由的论据。我不知道有什么比恐怖分子更加卑屈、更加令人鄙视、更加怯懦、更加狭隘的东西。” 1790年《教士法》颁布,贵族身份被取消,之后混乱的局面在加剧,只要有一个贵族姓氏就可能受到迫害。你的看法越正直、温和,就越遭人怀疑、被人追究。革命大踏步前进,但是我憎恨那些败坏革命声誉的暴力;我愉快的去寻找一种无拘无束的生活,这更加符合我的志趣。”他在革命中所看到一切和他的贵族身份迫使他逃亡美洲,他要去追寻的是“自由的土地庇护那些逃避自己祖国的自由的人们”,
同时,他还希望寻找去美洲的西北通道,在圣马洛流传的故事里航海家的荣誉深深吸引着他,航海的荣誉从哥伦布开始就影响着一代又一代欧洲人。对这时的法国来说尤为重要,在路易十六的统治下法国失去许多殖民地和贸易机会,法国在世界贸易中正处于劣势,如果能发现新航路,荣耀似乎是唾手可得的。从前他是个贵族,他的责任是恢复家族的声誉和荣耀,而现在一切都改变了。革命使他变成了自由人,他可以去追逐他自己的荣耀了。在回忆录里,他将自己和拿破仑作比较,“当时,谁都不关心我。我那时和波拿巴一样,是一个完全不知名的少尉。我们同时从卑微地位出发,我到孤独中寻找我的声名,而他到人群中去寻找光荣。” 革命是急促的,它快速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从前卑微的人可能一跃而起,而从前最令人艳羡的荣耀,现在变得一文不值,这种改变,连国王也未能幸免。每个人都开始努力寻找自己的位置,让自己融入时代,因此混乱是不可避免的,今天的保王党人也许明天就转而支持共和,信仰坚定的人则为自己的革命奋不顾身,以便革命胜利的那一天能享有所有荣耀。
1791-1792年的美洲旅行是他的自由之旅,在这里他看到了合众国的自由,“代议制的共和国用以证明其实际存在的自由,为了成为自由人,人们不再被迫耕种一小块地,人们可以埋怨艺术和科学、留钩形指甲和肮脏的胡子。”作为卢梭的信徒,他还在这里探寻那种业已消逝的原始人的自由与崇高,他看到当印第安人赤身裸体或者身披兽皮的时候,他们身上有一种伟大和崇高的东西这次旅行让他体会到了自由的滋味,然而,他没有找到所谓通路,他依旧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人,被困苦折磨。
这次旅行被中断了,夏多布里昂看到了一份英文报纸,上面的大标题是“国王逃亡”,这份报纸记录了路易十六逃跑被抓的事,还写道几乎所有在法兰西王侯统帅的军队中效劳的军官们都在国外相聚,他听见了荣誉的声音并认为这是自己的责任。他准备回到法国了,然而法国的混乱,有增无减,“从勒阿弗尔到圣马洛途中,我亲眼目睹法国的分裂和苦难,城堡被烧毁和荒弃 ……村庄小镇在暴虐统治下呻吟。人们对国王以“否决先生”和“我的加佩”相称。”他选择参加了勤王军,并参加了1792年的战役,在这里他被贵族的荣耀震撼。“这七拼八凑的队伍虽然看上去很可笑,但他具有某种光辉的、感人的东西,它提供了古老君主制的形象,代表即将消失的世界。”一些老贵族的悲惨的现状,让他感到,“从前的老人不像现在的老人这样不幸和孤独,过去,如果他们在这片土地上失去朋友,他们周围的事物很少发生变化,他们失去青春,但他们没有失去他们熟悉的社会。现在一个世上残存的老朽不仅目睹他的亲友死去,而且也目睹他的思想死去,现在没有任何他熟悉的东西,他在一个不同的种族中结束他的生命。”他向新时代的法国呐喊:“19世纪的法国,学会尊敬这个和你一样的古法兰西,不要否认他们吧,你们的血管中留着他们的血,如果不是他们慷慨大度忠实于古风,你们就不可能在天生的忠诚中吸取力量,造就你们在新时期的荣耀。”他已经明白这种呐喊是无力的,法国已经向新时代大踏步的前进了,而他似乎还留在旧时代里。
更加不幸的是,他在军队撤退过程中得了天花,并流亡到了英国。到这里,夏多布里昂已经见识过了欧洲向近代迈步的三种革命了,这样的经历实在与众不同。从1793-1797他撰写了《论古今革命》一书并发表。这本书反思革命的书在英国取得了一定成功,然而在法国却默默无闻。他在这本书中指出革命就是一个不断重复的过程:“人类的手段和才能是如此虚弱,以至于只能不断的重复;人在圈内移动,穿越这个与圆圈的一切尝试都是徒劳;事件并非由人定,它们似乎产生于反复无常的命运,并且不断重复。”这本书是十分消极的,怀疑和焦虑的,他自己也提到这本书的缺陷“字里行间随处可见一个不幸的人在自言自语思绪在各种和回忆之间飘移不定,其意根本不是在写书,而是在写某种精神漫游日记。”也许正如萨义德所说:“作为流亡者的知识分子倾向于以不乐为荣,因而有一种近似消化不良的不满意,别别扭扭,难以相处,这种心态不但成为思考的方式,而且成为一种新的,也许是暂时的,安身立命的方式。”
由于他前半生复杂的经历,他的荣耀由一本书开启了。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由于1798年他母亲的死,使他重回宗教,并开始写作《基督教的真谛》一书,与这本书同时发表的还有《勒内》和《阿达拉》。当他闻悉雾月政变后,他决定回到法国,并于1800年五月六日在加莱上岸。在一段时间里原来的旅行者取得了一种令人羡慕的地位,由于他的朋友,特别是第一执政的妹妹爱丽莎,夏多布里昂从流亡的名单中除名,得以自由的生活,并于1801年出版《阿达拉》,1802年出版《基督教的真谛》。
当时的情况是一次机遇,第一执政波拿巴因为意欲重新调和被世俗战争和宗教战争分裂的法国人,于1801年签署了《教务条约》,使天主教在没有重新成为国教的情况下被承认是“大多法国人的宗教”。夏多布里昂出色的阐明了回归到信仰以及执政府的政策,很快被封为重要作家。《阿达拉》和《勒内》则为他赢得了文学上的成就,他在勒内中塑造的那种形象:在时代下无所适从,厌世、孤独、沉迷于幻想受社会排挤的,一个“世纪病”患儿的形象。几乎是他自己的写照,他用华丽的语言和情感,诠释出了主人公内心的痛苦,使他成为浪漫主义文学的先驱。文学上的荣耀没能让他满足,他想要在政治中实现他的荣耀与理想。
在1803年,在自己的著作大获成功的帮助下,在友人的宝贵支持下,以及因为有波拿巴的支持,他被任命为驻罗马的全权公使。在罗马他几乎未获成功,因为他的独立不羁的态度惹恼了他的上司。他起初是支持拿破仑的,因为在他身上法国的荣耀被再次彰显了,是拿破仑带领法国击退几乎是整个欧洲的攻击。而之后发生的事中,当甘公爵被处决的事件极大的影响了他对拿破仑的看法“如果拿破仑没有杀死当甘公爵,他可能会让我越来越靠近他,那么我可能么做呢?我的文学生涯会结束,我会全身投入政治生涯,我可能会变得有钱有势,法兰西从我和皇帝的联盟中可能会得益,而我在其中会受到损失……这之后在拿破仑支持下的夏多布里昂逐渐和拿破仑决裂了,这是他的智慧,即总是看得远一些,这使得他比许多和他一样的人先厌恶贵族,同样的也成为最先攻击拿破仑的人之一。
1813年,拿破仑的军队在莱比锡被打败,当时,夏多布里昂正在写一本题为《论波拿巴于波旁家族》的小册子,并发表了这样的言论“在行政管理上荒唐,在政治方面有罪的这个外国人究竟以什么来吸引法国人呢?他在军事上的荣光?嗯!他已被驱除此类光荣。夏多布里昂接着写道,拿破仑的这种军事上的荣光是窃取来的:“在文明的民族当中,军事艺术的杰作显然是以一支人数不多的军队去捍卫一个大的国家……一个法国人的笔不会去描写他的战场上的恐怖……波拿巴是个伪伟人……”夏多布里昂开始呼吁波旁家族卷土重来。
1814年帝国元老会召请路易十八归位 ,波旁王朝复辟了。“一代代新人启用了老人,帝国的元帅们摇身一变,成了法兰西的元帅”。1815年他和路易十八一起逃亡了,这之后开启了他政治上的荣耀生涯。和以前不同的是他开始走到权力中心了,成为了国务大臣。这时他已将自己视作一个保王派了,然而他看到他的国王对帝国旧臣太宽容了“富歇先生扶着德 塔莱朗先生走着,这丑恶的一幕慢慢从我眼前晃过……忠诚的弑君者跪在地上,背叛的主教充当他的誓言的担保人。”这让他感到极端失望,在1816年撰写了《论依据宪章治理的君主制》这篇有讽刺性的文章使国王不悦,这之后他依据自由原则反对查封《保守者》,为新闻自由斗争。这份报纸之后由于贝里伯爵的死猛烈攻击国王的宠臣使国王愤怒,但却使他赢得了额外的荣誉,在巴黎与外省的无法统计的崇拜者。之后他停刊了《保守者》,接受了法国驻柏林全权公使的职务,又成为了驻伦敦的大使。六个月之后,维罗纳会议召开了,他抓住了这一机会,主持了对西班牙的远征西班牙战争。“这是我政治生涯的一件大事……命运之神让我担负起这巨大的风险……所有当时内阁举足轻重的人物都不得不承认:他们遇到了一个政治家”然而,对于夏多布里昂在西班牙的胜利,无论是国王还是维莱尔都毫无谢意,路易十八对夏多布里昂写了《论依据宪章治理的君主制》以及毁了他宠臣的前程,而保留怨恨。对夏多布里昂在政治方面具有的重要性心怀嫉妒的维莱尔,则力求清除这位对手。从他成为一个保王党开始,他就是不受欢迎的,他始终处于两条战线,其一是原则上的自由,其二是对旧制度的忠贞。他担任的职务几乎都是外交官,当局把他放在遥远的地方以确保自己的安全,而他外交的胜利又使他们不喜,因为那无疑又扩大了他的声誉。
1848年在革命蔓延的风暴中,他去世了。生于风暴,死于风暴,是当时许多法国人的宿命。夏多布里昂在回忆录结尾写道:“在后代的眼中,我们当今的争论都会显得毫无意义,经验和年纪的权威,出生或天性,一切都将荡然无存,某些人爬到废墟顶上自称巨人……只有这么一些人他们头脑聪明,知识渊博,有很多成功的希望,可惜却全被忧虑弄得碌碌无为……”夏多布里昂在动荡的法国中寻找让自己安身立命的方式,获得自己的荣耀,他已经意识到时代太动荡了,当无可抗拒的洪流袭来,唯有荣耀才能使人不会被它悄无声息的淹没。
在革命大时代之下,人的命运被极大的改变了,旧的东西被打破,新的在逐渐建立,无论谁都有机会成为它的建立者,每个人都受到了鼓舞,从而冲向革命的激流。对夏多布里昂来说,革命使他从被声誉所累的旧贵族变为了一个自由人,然而对荣耀的向往是无法剔除的,他面临的是如何在新时代中将其实现。传统和现代在他身上交织,他和他的祖国一起,在传统和现代中徘徊,成为了两重世界的摆渡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