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并不仅仅只是病而已

《瘟疫与人》的作者麦克尼尔是当今著名的世界史学家，是全球史学派重要代表人物。1963年他以《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一书一举成名，此书也成为了“全球史奠基之作”。2010年，麦克尼尔在致（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全球史中心的一封信中写道：“史学家肩负着一种道义和职责，那就是努力发现使人类始终团结在一起的共性，并向世人宣讲历史并非不同文明、族群和宗教如何形成的故事，而更在于人类彼此借鉴、共同创造的整体过程。”在这样道义与责任的驱动下，麦克尼尔终身致力于从全球视角研究环境和技术问题，在确立、分析、理解世界史的宏大模式上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迄今已出版30多部作品，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

《瘟疫与人》聚焦“瘟疫”对全球人类发展的影响，麦克尼尔用大量的史料为我们呈现了从远古的人类祖先到现代，疫病是如何像幽灵一般始终伴随、影响着人类的迁徙、繁衍与风俗文化的变化发展。本书中麦克尼尔用了微寄生和巨寄生的概念。微寄生物主要是指微小的生物体（病毒、细菌或多细胞生物），它们能在人体组织中找到可供维生的事物源。巨寄生物即是大型天敌，对于人类来说更主要的是同类中的其他人。麦克尼尔认为：“人类大多数的生命其实处在一种由病菌的微寄生和大型天敌的巨寄生构成的脆弱的平衡体系之中。”这是一大创见，过去多数史学家关注的重点几乎都放在麦克尼尔所说的巨寄生范畴，因而牛津大学教授基思•托马斯说麦克尼尔是“第一位把传染病列入历史重心，给它应有地位的史学工作者”。

“瘟疫”从人类诞生之初就与我们紧密相伴，各个古代文明残存的资料中也不乏关于瘟疫的记载。古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在其《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记录了瘟疫来临时人们“像羊群一样死亡着”。《圣经》中“瘟疫”一词的出现次数高达六十余次。在我国，两千年多前的《说文解字》里就已收录了“疫”字，意“民皆疾也”；《后汉书•刘玄传》：新王莽始建国三年，辛未年，大疾疫，死者过半；《旧唐书•五行志》：唐永淳元年，壬午年，加以疾疫，自陕至洛，死者不可胜数……

先民受科技医疗及认知水平所限，难以看清瘟疫的实质，摸清瘟疫传播的规律，找到准确的阻隔与治疗的方法，但人类的心智是模式化的，我们总是习惯于依靠某种模式或理论来理解世界，而瘟疫却完完全全颠覆了人类的理性，它看不见摸不着，无论贫富不分善恶地收割着人类的生命，这就使得瘟疫在人们心中有了“神力”。这种“神力”不仅树立了瘟疫在民众心中的恐怖地位（我国古代典籍中常将瘟疫比作“疫鬼”），也揭示了它在历史学上缺位的原因，即麦克尼尔所说的：“我们都希望人类的历史合乎理性、有章可循，为了迎合这一普遍的愿望，历史学家也往往会在历史中刻意突出那些可预测、可界定且经常也是可控制的因素。然而，当流行病确实在和平或战争中成为决定性因素时，对它的强调无疑会弱化以往的历史解释力，故而史学家总是低调处理这类重要的事件。”

疫病塑造人类生活样态

《瘟疫与人》一书告诉我们，人类跨地区迁徙、灌溉农业的出现、城市的兴起以及商队与商船的活动、战争、朝圣等行为都伴随着瘟疫从一个疾病圈向另一个疾病圈的传播，而瘟疫也深刻影响着人类的人口发展与新定居地的开拓。

为什么我国古代南方常常被称作蛮夷烟瘴之地？贬谪官员流放犯人的好选择？麦克尼尔给了我们一种解释：拓荒的中国人在往南方更肥沃的农业地区迁移的同时，也在攀爬异常陡峻的疫病阶梯，越往南，疟疾、血吸虫、登革热等瘟疫就越盛行，繁衍发展的难度就越大。麦克尼尔还对公元10世纪到12世纪中国人口的快速增长做出了一番解释：一是微寄生层次上，人们与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的神态环境达到相互适应，二是巨寄生关系得到规范（宋朝较为有效的官僚制度），可以为农民留下足够的产品。

你可曾想过，鼓励农村高生育率的道德准则这也是受瘟疫的影响。麦克尼尔认为城市的兴起导致人群的过度聚集，大量的污水污物，四处滋生的蚊虫老鼠等导致城市的健康风险过大，瘟疫在城市中极易爆发，这就需要农村不仅要为城市提供粮食物产，还需要源源不断地为城市补充人口。因此，“所有成功的文明机制都能借助宗教、法律和习惯等力量，来确保人流与物流从农村流向城市” ，要确保有足够的人流物流，那就必须鼓励生育，以此获得人口与劳动力。

一些民族的文化习俗也有不少是在对抗疫病的过程中形成的，比如在土拨鼠出没的大草原上，游牧部落自有一套习俗以应对感染鼠疫的危险，像是土拨鼠只能射杀，设陷阱则是禁忌；如果看出哪个土拨鼠群落显出生病的迹象，人们就要拆掉帐篷远走他乡以躲避厄运。虽然这类习俗带有神秘色彩，但从流行病学上看却又十分合理。一些宗教禁食猪肉也有可能是因为食用未经彻底烹煮的猪肉很容易把寄生虫吞进肚里。

当然这些都是麦克尼尔根据他已经收集到的史料所做的推论猜测，但不失为一种比较合理的解释。

瘟疫的背后自有一套价值体系

瘟疫不仅影响人的身体，同样还能极大地影响人的心理，瘟疫的背后自有一套价值体系。传染病的流行往往独立于人的意图之外，面对大规模爆发的瘟疫、快速发病死亡的人群，人们很可能瞬间丢失了生存的意义，要填补这一空白，不同文化的人群有着不同的选择。

许多人选择寻求宗教的救赎，譬如基督教曾将意义赋予在瘟疫中突然死亡的教徒们，认为他们是受到了上帝的拯救，从尘世中解脱。对于死者的亲友，死者是去往天国的这种想法给他们带来的慰藉是巨大的。对于那些不信教的人或异教徒，瘟疫带来的灾祸就可以说是上帝的惩罚，可以说瘟疫彰显了上帝的力量。

在西班牙征服阿兹特克帝国的例子中，疾病背后隐含的价值体系所起的作用更为明显，西班牙人带来的天花病毒席卷了阿兹特克人的城市与军队，然而这场恐怖的瘟疫却对西班牙人毫无影响，这摆在面前的现实彻底击垮了阿兹特克人的信仰，他们的神在瘟疫肆虐中摔下神坛，西班牙人以及他们的神——上帝，获得了统治权。

在中国，瘟疫背后的价值观与统治者的德行紧密相连，比如王充的《论衡》中就写到：“行尧、舜之德，天下太平，百灾消灭，虽不逐疫，疫鬼不往。行桀、纣之行，海内扰乱，百祸并起，虽日逐疫，疫鬼犹来。”意思就是统治者若能推行尧舜的德政，就算不祛除疫鬼，疫鬼也不来，若统治者实行桀纣的暴行，就算天天驱鬼，疫鬼也要来。

在遥远的过去，就算瘟疫再怎样难以捉摸，我们还是需要给它一个位置，还是需要给死亡与灾祸一种解释，只有这样，才能在大灾大祸面前维持社会的相对稳定，才能维护人心中那一点安稳。

科学快速发展、医学技术突飞猛进再加上全球的通力合作，人类与微寄生之间的关系发生极大的变化。1978年天花病毒的灭绝是全世界第一次通过人工干预消灭了对人类威胁如此之的疾病，现在，人类向脊髓灰质炎发起了战争。然而，无论是2002年我国爆发的SARS，还是2014年西非爆发的埃博拉疫情，还是鼠疫、霍乱、中东呼吸综合征、登革热、肺结核、狂犬病这些还继续游荡在全球各地的“疫鬼”，它们都在提醒着我们，地球的主宰者从来不是人类。麦克尼尔说：“技术和知识，尽管深刻改变了人类的大部分疫病经历，但就本质上看，仍然没有也从来不会，把人类从它自始至终所处的生态龛中解脱出来。”无需怀疑，人类面对疫病的脆弱是难以改变的，瘟疫与人的故事还将继续。

《瘟疫与人》一书虽多为依据资料进行的推论而非结论，并且一些资料（不少和中国有关）的准确性并不高，将瘟疫对人类历史文明的作用提升到如此重要的地位是否合理，也有待史学家进一步研究，但正如麦克尼尔在本书的序言中说的那样，重要的是“更加全面深入地认识人类在自然平衡中不断变动的地位，理应成为我们诠释历史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