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以鬯：再潮湿的记忆，也是生命的燃料

陈丽萍/文

香港现代文学大师刘以鬯在今年的6月8日去世，享年100岁。这一消息轰动一时，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认识刘以鬯是通过王家卫的电影《花样年华》，联想到的也是《花样年华》中梁朝伟所塑造的角色，而对于真实的刘以鬯，知之甚少。一方面，这与纯文学在香港商业社会的边缘地位不无关系；另一方面，刘以鬯横跨一个甲子的写作人生也让人感到遥远。

1918年，刘以鬯生于上海，青年时期受到“五四”新文学作品的影响，风格上承袭了穆时英、施蛰存、刘呐鸥等人的新感觉派，并受到西方现实主义小说的启发。1948年，刘以鬯移居香港，迫于生计，一手写“娱乐他人”的通俗文章，一手继续创作“娱乐自己”的纯文学；注重本地书写，在宏大叙事之外，为“香港历史加了一个注释”；力图将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结合，“注重人物在外界压迫下的内心冲突”，重人物而轻情节；作品上求新求变，实验性极强，尝试诗与小说的结合，不断探索小说的出路。

今年7月，经济观察报·书评在香港采访到与刘以鬯相交四十余年的编辑和作家梅子。与梅子见面的时间正值香港书展期间。为了配合书展需要，梅子刚赶制完一本纪念刘以鬯去世的杂志特刊（《城市文艺96》），原本这本杂志计划在8月完成，主题是为了庆祝刘以鬯的100岁生日。“他去世当天，我还在内地出席一场讲座，向读者介绍刘以鬯，很多年轻人都不认识他，我就说今年他刚好100岁，但其实他已经去世了，只是我还没收到消息。”提到刘以鬯去世当天的情形，梅子如是说。

问：经济观察报·书评

答：梅子

前世上海，今生香港

问：刘以鬯是什么时候来的香港？在到香港以前，刘以鬯的人生经历是怎样的？

答：刘老来香港是1948年12月5日，正好是他生日的前两天，坐飞机到的香港。他的爸爸（刘灏，字养如）以前是黄埔军校的英文秘书，家境很好，他上的是当时上海的教会大学——圣约翰大学，主修哲学，所以接受了很多当时的外国思想，英文很好。刘老还有一个哥哥（刘同缜），当过宋美龄的英文机要秘书，后来举家移民去了巴西，1989年在那里去世。

他毕业（1941）以后没多久，太平洋战争就爆发了。他父亲就让他去了重庆。当时《国民公报》的社长曾通一先生是他父亲的好友，就安排他进报社当了副刊编辑。他的编辑生涯，是从重庆开始的，并且很快崭露出天分和能力。当时重庆大概有七八家报纸，他二十多岁，一个人就负责编辑两份报纸（《扫荡报》和《国民公报》）的副刊和一本杂志。

1945年战争结束，回到上海，他的父亲那时已经过世（1944）。基于他对外国文学的喜爱和办报的经验，他和哥哥兄弟二人就商量办一家出版社，出版文学书，起名“怀正文化社”。从1946年到1948年两年的时间，出版过徐訏的长篇小说《风萧萧》《三思楼月书》，之后认识姚雪垠，出版《姚雪垠创作集》，戴望舒、王西彦等人的作品。但好景不长，内战时期通货膨胀严重，纸价比书价涨的还快，很快就办不下去了。

四十年代末，刘老来香港本来是想把“怀正文化社”继续做下去。但香港没有上海那样的文学土壤。积蓄花完了，为了讨生活，他又开始做编辑，写稿。他最多的时候每天写过13个专栏，一天要写一万三千多字，从天亮写到天黑，这样的日子过了十几二十年。所以刘老的编辑和写作生涯从1941年开始一直到2000年，差不多是60年，一个甲子的时间。

“诗意意识流”的开创者

问：刘以鬯的《酒徒》被看为是“中国第一部意识流小说”，是受到当时西方现代小说的影响吗？

答：《酒徒》最早是1963年出版的。有一些人就称《酒徒》是中国的第一部意识流作品。但其实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酒徒》并不是第一部意识流作品，应该是穆时英。穆时英在上海，写了《上海的狐步舞》（1932）《白金的女体塑像》（1934）。当时刘老还年轻，多少受到现代派作家的影响，还包括刘呐鸥、施蛰存。而穆时英是受到日本新感觉派作家横光利一的影响，主要是写大城市的繁华、喧嚣和匆忙。

问：相对于他们来说，刘以鬯有什么“与众不同”？

答：不一样。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所长杨义曾经评价刘老的写作风格是“诗意的意识流”。我认为这个说法比较贴切。刘老写诗不多，但是他的小说语句像诗一样。《酒徒》《对倒》《寺内》里这种例子很多。他认为，写实主义如果固定不变、不发展，那就“死”了。语言如果永远不变也一样。所以他主张“现代主义与写实主义相结合”，跟诗结合，叫诗化。他把诗、哲理、意识流等引进小说，有需要时，也作字体的变化，字体颜色的变化等等，他一直要做到的就是跟别人不同，跟以前的自己不同。而且刘老十分看重在地的写作，走到哪写到哪，就地取材。在同时代南来香港的作家中，这是很少见的。

问：在你所编辑的选集《迷楼》中，收录了刘以鬯1942年到2000年的作品，其中的《露薏莎》、《迷楼》、《北京的最后一页》这些写于40年代的作品和他六七十年代的《酒徒》、《对倒》对比来看，历史背景是越来越淡化的，更加注重个人的“内在真实”？

答：40年代，身在内地，自然家国情怀比较浓重。来到香港之后，其实也还是关注社会局势的，像1966年、1967年，他写了《赫尔滋夫妇》《动乱》；1983年，知道香港要回归时，写了《1997》；1984年，香港和大陆开始往来，写了《不，不能再分开了！》。只是更加关注“内在真实”，走向更深、更本质、更普遍、更具“生命力”的“真实”。刘老反对把媚俗无稽的言情、武侠小说，捧进文学殿堂，就是这个道理。

问：刘以鬯去世后，国内的很多新闻标题介绍刘以鬯多少都要提王家卫和《花样年华》，他和王家卫的关系实际是怎样的？

答：国内读者知道刘以鬯，多因为王家卫的《花样年华》。其实他们两个没有很深的交情。有一次，刘老送书给王家卫，先是送《酒徒》，后来又送了《对倒》。王家卫原来是想改编《酒徒》，后来看到《对倒》，移情別恋，更钟爱《对倒》。《对倒》的构思启发了《花样年华》里男女主角的“擦身而过”。王家卫只是借此来表现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影片中引用了三段《对倒》中的文字，片尾还“鸣谢刘以鬯先生”，可以说是《对倒》启发了王家卫创作出《花样年华》，但影片中梁朝伟的角色和刘老本身出入很大。

《酒徒》：小说中的“中国现代小说史”

问：《酒徒》中有大量的人物思考和内心独白，并融入了对“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写实主义小说的批评，也包括很多独到的文学观点。为什么要把这些论述融入到小说中，而不是直接写评论性的文章？

答：《酒徒》里面有一些议论，包括五四文学，文体的变迁，香港文坛商业化、低俗化的面貌。这些都是他本人想讲，又不便明讲的话，他就借小说里喝醉了的“酒徒”之口讲真话，吐真言。把这些话写入小说，一个是为当时香港文学现状存证；也为小说主角的身份、认知作注，这也是作品本身作为“创意小说”“文人小说”“关于小说的小说”的需要。

评论性的文章他也写得不少。《香港当代作家作品选集·刘以鬯卷》里专门设有文学评论部分。他谈中国现代文学与电影的关系、现代中国短篇小说的几个问题等等。他讲现代中国短篇小说的问题很是精彩：第一，借西方的理论和技巧；第二，用写长篇的手法写短篇，啰啰嗦嗦；第三，“目的小说”太多，思想先行；第四，差不多的作品太多，当年沈从文提出的“差不多现象”，就曾引热议；第五，不懂得什么叫作小说，把小说当作故事来写，他讲小说要有格局，不仅仅有情节，还要有内心活动、构思逻辑、语言的改革、思想性等等。在这一篇文章里他非常犀利地指出了中国五四文学的问题。

问：《酒徒》中一些文学看法和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的观点很相似，二者有相互影响吗？

答：刘老读过夏志清的小说史。七十年代（1974年8月），在美国波士顿近郊举行了一场国际性中国现代文学研讨会，当时美国的一个学者把会议的情况写成了新闻报道，说与会的学者除夏志清之外，许多人不太知道端木蕻良。刘老在香港看到后很吃惊，所以他连续写了七八篇文章，就是为了告诉人們端木蕻良到底是谁，为什么中国现代小说史不能忽视端木蕻良。这些论文后来结集成了后来的《端木蕻良论》，这本书在当时的文学评论圈影响很大，我差不多就是那时开始认识他的。刘老出了《端木蕻良论》以后，就寄给夏志清。夏志清就跟他通信，讨论端木蕻良，两个人因此变成了好朋友。《端木蕻良论》得到夏志清的赞扬。夏志清关于端木蕻良的见解，无疑受到了刘老的影响。

问：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判断？

答：一方面他读的多。第二方面，他办出版社跟作家实际有交流。他在上海办“怀正文化社”的时候就出端木蕻良的书、出姚雪垠的书。而且他有办报的经历，左翼右翼的作家都有接触，他本人对文学的包容度很大，所以判断的时候就比较客观。像张爱玲、施蛰存、姚雪垠、端木蕻良很长时间被主流的文学史排除在外，并不是大家不知道他们，而是环境所限，把政治立场放在了第一位。而刘老没有这方面的局限，他用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意志判断作家的文学价值。

问：他为什么不写一部自己的现代中国小说史？

答：其实刘老一辈子都想写一部中国现代小说史，可惜没有实现。但他一直在为此做准备，而且单篇文章写了不少，只是没有把它们串起来。可能因为忙碌、谋生的关系，他没有时间停下来慢慢写。

问：《酒徒》里的“文艺青年”荷门似乎是一个被批评的角色。在小说里所提到的“文艺幼稚病”是什么概念？

答：小说里的人物就是当时本地典型的文学爱好者、文学青年。这个人物要办文学刊物，但只有一腔热血，最终也只有失败一途。“文艺幼稚病”说的是对待文艺的态度，无病呻吟、媚俗取巧、好看就好，取悦读者，但没有深刻的理解和本质的体认。

问：对于好小说、好作者，刘老有自己的判断标准吗？

答：他本身是拼命的写，不断的发表。但他对青年作家的希望是：多读、多写，少发表。他不希望后来者也跟他一样，纯粹为了谋生而写作。好的小说，他有几个标准。第一，要有认知价值；第二，有社会意义，不无病呻吟；第三，有美感特色，特别是语言方面要有创造性；第四，有教育功能。他的作品就是样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