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的报告文学长卷

邵建/文

2015年吉林出版集团出版了19世纪法国史学家泰纳的《现代法国的起源》，2017年夏天又再行推出19世纪英国作家托马斯·卡莱尔60多万字的三卷本《法国大革命》，让我们可以读到两部风貌不同的法国革命史。

卡莱尔首先是认同法国革命的；毕竟他痛恨绝对主义的君主专制，也痛恨充满人类不平等的贵族制度。这两点通常被认为法国革命发生的必然之因，这也决定了卡莱尔对法国革命的基本同情。但卡莱尔的特点在于，他并不回避革命中出现的问题。随着革命的推进，尤其君主立宪中断，共和崛起，革命日益变成浩劫。一个个过往故事，一页页历史画面，带着癫狂、野蛮、血腥、残忍和恐怖，一一出现在我们面前。这是关于法国大革命的报告文学长卷。越往后读，越让人感到窒息。

作者声称：“这部书随心灵深处的硝烟而出”。这硝烟尤其弥漫在最后一卷“断头台”。就历史言，这一卷正是法国大革命的高潮；就故事言，它也是全书情节最惊心动魄之处。因为失控和煽动，一个民族陷入了非理性的迷狂，从而落入人类走向现代第一出惨烈悲剧的深渊（相比于一百年前1688年英伦的“光荣革命”）。在这里，作者不加掩饰地呈现出他那热烈情感的丰富与复杂。它是法国大革命的礼赞，还是它的诅咒。“爱的大纛”抑或“憎的丰碑”兼而有之。作者把自己的情感和心灵裸呈于历史书写之中，夹叙夹抒。我们在读史的同时，分明感受到作者内心世界的电闪雷鸣。

有关法国革命的著述，当然是以历史叙述居多，以文学方式讲故事的形态并不多见。至少我自己只读到这一部。它的好处在于，史书叙述多半粗陈梗概，不遑展开详细的叙述与描写。但，历史不能文学能，它还有细节。再，有关法国革命的历史叙述，尤其是在卡莱尔身后，多半价值取向决定叙述态度。比如作为法国革命研究主流的法国雅各宾派史学，虽然也无法不承认大革命带来的恐怖，但在其恐怖叙述中，或轻描淡写，或只陈列死亡数字而忽略情节。如果不是研究法国革命，一般人只知道1789年7月14日巴黎市民攻占巴士底狱，这是法国革命的标志性事件。但这只是暴力的开始，虽然血腥还谈不上恐怖。当然也会知道断头台，只是杀人不仅在断头台上，也在断头台下。我这里指的是一般读者未必知道的“九月屠杀”。它发生在1792年九月初，是它用一千多条生命为共和建制揭幕；因为法兰西共和国（史称“第一共和”）就宣告成立于1792年9月22日。

“九月屠杀”自9月2日到9月6日。短短数日，巴黎各监狱被关押的教士、贵族和其他一些刑事犯一千数百人在各自监狱被巴黎市民野蛮杀害。当时普鲁士军队逼近巴黎，市内敲响凄厉的警钟，雅各宾组织义勇军上前线。但嗜血的马拉呼吁不杀掉监狱里的犯人不要离开巴黎，因为这些犯人会和入侵者里应外合。当时的司法部长丹东，面对当时杀气腾腾的恐怖气氛，不但不对监狱加以防范和保护，而且对屠杀持纵容态度，让民众“自动执行司法权”。于是，惨案发生了。

该事件在法国雅各宾左翼史学家马迪厄的《法国革命史》中是这样叙述的：“当天下午，有一批反抗派僧侣在解往亚培狱时，途中即被押解他们的人——马赛及布勒塔尼结盟军——所屠杀，其中被救者只有一人……这些僧侣死于枪、矛、刀、棒之下。”这就是历史叙述的粗陈梗概。以下便是各个监狱死亡数字的统计，“死者数目，依估计约自一千一百至一千四百人。”

勒费弗尔是马迪厄的同门，他们都师承法国革命史权威奥拉尔。他的《法国革命史》在目录上有这样的标题“第一次恐怖时期（1792年9月）”，但仅有的两段文字读来毫无恐怖之感：“当天下午，一批犯人从区政府被押往阿培监狱，刚到目的地就被聚集的人群处死。”所谓一言以蔽之。“临近傍晚时，屠杀行动开始了，人群先后向卡尔姆……等监狱涌去。人民法庭成立了，犯人未经审判就立即处决。屠杀一直延续到六日为止。”这样的历史书写，仿佛只是交代了屠杀这么一件事，然后又是数字统计。不愧与马迪厄同门。

索布尔是勒费弗尔的学生，他的《法国大革命史》，其标题“九月屠杀”，但文字只有一节，基本同于以上两本书。它更多的笔墨是为九月恐怖辩护。该书征引当时巴黎公社一位特派员的口吻说，恐怖是“人民在复仇中恢复正义”。继而又征引当时一位妇女的回忆录：“尽管被屠杀的景象吓得发抖，但人们还是把它看成一项正义的行动。”这里，你看见的不是屠杀，不是恐怖，而是正义。

以上三本法国革命史在中国颇有影响，估计大部分读者读法国革命，离不了这三本书。三位作者都是雅各宾谱系的左翼史学家。左翼很擅长“目的伦理”——只要目的是正确的，无论什么手段都可以，而且都可以被合理化。面对九月屠杀，他们所作的正是这样的处理。至于文字如此简约又如此不约而同，除了史学叙事一般来说的确不宜细致展开外，更重要的是他们的价值立场决定了自己的叙事态度和方式。看起来保持客观，要言不烦；但也无法排除这样的因素，即他们用简略的行文刻意回避血腥的真实，因为他们不愿意曝露他们所支持的雅各宾的各种暴行。

读史要读三本以上。卡莱尔的意义在于，对历史事件的文学书写可以弥补以上史学叙事的不足。根据以上对三本左翼史学所作的切片分析，现在再来看看同样的事件在卡莱尔笔下的书写。三十多个顽固的教士分几辆车押往监狱，一路上饱受路边市民的辱骂和挑衅。快到监狱门口时，车内有一人忍不住了：“一个脾气急躁、未宣誓的老教士，用手杖敲了一下一个爱国者长满老茧的手，想这样解解气，并敲了敲他蓬乱的头，并且大力敲了两下……”灾难发生了。“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马车被锁死，外面的人愤怒地对车内的人进行无休止蹂躏。里面的人哭喊求饶，回应的是扎向咽喉和心脏的刺刀和长矛。三十名教士被刺的体无完肤，在监狱大门口一个接一个死于非命。”这是非虚构的场面描写。由此也可以知道一贯正义的雅各宾史学为什么要躲闪回避。

至于监狱内的暴行，雅各宾史学家基本一字不着。卡莱尔不然，他是作家，他比那些史家更重视历史的真实呈现。卡莱尔用了充分的篇幅展示了屠杀的各种场面，哪怕惨不忍睹。犯人一出牢门，面临的就是拱门之外的长矛阵。门两边长长的行列，爱国者们拿着矛、刀、剑、斧、棒要你从中穿过。但谁能穿过呢？一个个很快惨叫着倒在长矛阵下。王后安托瓦内特的朋友郎巴勒夫人就死在这长矛阵下。不但尸身被凌辱，脑袋还被割下来挑在矛尖上，伸到王后的窗前恐吓她。卡莱尔做到了他后来的史家所没能做到的。他充分利用文学书写的优势，叙述翔实，场面逼真，每每让人身历其境，甚至还能呈现细节。比如，这是来自一个逃生者的回忆：在监狱里，他目睹一个爱国者对另一个说：他的膀子像抹了两天石膏的瓦匠那么累。其时此人手里提着一把正在滴血的刀——杀人杀到手软。

法国大革命的共和日历，每一页都是用鲜血和恐怖写就的。这是我读法国革命史、包括读卡莱尔的一个感受。已经说过，卡莱尔的情感态度丰富又复杂，其间又未必没有抵牾。但作家针对自己笔底的事件，胸臆往往随事件本身的变化而发。九月屠杀虽然顶着“人民的严厉正义”的光环，卡莱尔却怒斥为“地狱之火的闪光”，但它又“有别于我们巴士底狱英雄的闪光”。其实，法国大革命是把政治革命不幸给社会化了。民众或煽动民众介入，有巴士底的七月，就必然会有1792年的九月。两者非但一个脉络，而且参与者都不缺巴黎的无套裤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