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8 在俗世与梦境中挣扎

一直以来给李白贴上的标签就是浪漫洒脱豪气，但是多读几遍就会觉得有痛苦从字里行间浮出。尼采谓：“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这些诗句所具有的震人心魄的力量就是因为其来自于诗人的喋血。每一句都发自于真性情，所以即使李白想表达洒脱不羁的情怀，心底的痛苦是不自觉的从笔尖流淌出的，譬如“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赞美的是“充满了活力朝气，流动着青年人的活泼泼的情感和新鲜的血液”的游侠，这《侠客行》中最惊艳绝伦的诗句，用极端的假设体现了难以想象的阔大的意境，却隐隐透露出几分难觅知己的寂寞，轻轻的一句叹息激起宇宙间重重的回响。这绝非太白有意为之，而是情感自然而然的流露。“他很早就度一种奇异而漂泊的生活，他似乎是没有家，好像飘蓬。”这深入骨髓的孤独是与生俱来。

李白最深的痛苦还是来自于仕途坎坷，怀才不遇，是在俗世与梦境中挣扎的人。谪仙人，毕竟已成凡人。他的洒脱是假洒脱，抑郁才是真抑郁。

这样的痛苦是大部分文人绕不开的障碍。

似乎有两个李白。一个遍览名山大川，求仙问道，“酒放豪肠,七分酿作月光,余下三分呼为剑气,绣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他的诗作是采集了盛唐气象的精粹。另一个李白不耻寻常科举，结交名士王侯只为使自己盛名远播，得以有朝一日上达天听，荣登朝堂，平步青云。这两个都是他，矛盾的两个李白。他缺少一种调和，就好像是李商隐的“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能将出世与入世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既有才华得用于世的自得又有功成名就后隐退的淡然。对于李白来说，政治和修道都是他所好，“当他政治的热心上升时，他就放弃了学道；在他政治上失败时，他就又想学仙；自然，他最后是两无所成，那就只有吃酒了。”他靠酒精来麻痹自己，缓和理想与现实之间尖锐的疼痛。

这与苏轼不同。苏轼是欲仕则仕，欲隐则隐。在他看来“物与我皆无尽也”，万物皆为我所用。他以天地为棋局，又怎会计较一子的输赢。即使是在黄州那一段最窘迫的时光中，依然一边安然以诗词礼义教化边陲百姓，一边挥笔而就清丽素雅的《寒食帖》。子瞻的境界是“此心安处即是吾乡”。在他第二次被贬之后就已经对朝廷失去信心，早早的认清了现实。而李白在四十二岁，即天宝元年应召入京时曾得意地写过这样的诗句：“来时傥配黄金印，莫见苏秦不下机？”自比为前后境况差距极大享受过众人态度前倨后恭的苏秦，可见其仍然对自己荣归故里，衣锦还乡极有自信。事实上历史上很多文人，尤其是诗人至死都怀有这种自信，始终感叹难觅圣主明时，郁郁不得志，但诗词歌赋上的才能并不等同于政治才能，这些仕途坎坷的文人许多都是真的缺少政治敏感性，这其中也包括“对自己的信赖总是超过别人对他的信赖”的李白。李白所自负的能够治国平天下的“经济”，“经纶”，“济世”，“济时”即使是在李隆基宠幸他时也未能发挥出来。尽管有一部分原因是李隆基只是将李白视为弄臣而非谏臣，但是李白自身的政治能力平平、对机遇的把握不足也可见一斑。

从政与修道这二者之矛盾归根结底是儒道两种教义之间的矛盾。李白所推崇的人是鲁仲连那样的人物，“解决人民痛苦，但又功成身退，高蹈而去，不受任何人的拘束”。鲁仲连是颇具传奇色彩的理想化身，这样完美调和矛盾的方法却不是李白所能亲身践行的。苏轼所欣赏的“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的陶潜也是仿佛现实中根本不存在的人物一般。陶潜是真名士自风流，他的内心世界丰裕到了不需要外界物质的喧扰，同样也是调和儒道二教的大智慧者。可是完全的超脱李白仍然做不到。他鄙薄孔子，却也偶尔自比孔子。他倾向于道教的超脱，却也对儒家的修齐治平毫无抵抗力。

从政与修道真的是如此水火不容格格不入的吗？在李白三十岁左右的时候见到隐士司马承禎作《大鹏赋》，“他自居大鹏，将司马承禎比作稀有鸟，表示他们要共同超然物外，实现道家的理想的。”而在六十多岁时，李白写下“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他以鹏自比，“说自己一旦像鹏鸟那样飞黄腾达起来，谁能预料呢？”李经常以大鹏自比，大鹏展翅这个意象同时含括了李白从政与修道两个理想的巅峰状态，说明潜意识中李白认为这两者是有某种共通性的。“……道教之很深的现实的功利的色彩，这种精神却合乎人间味极浓厚的李白。”与佛教修来世不同，道教追求的是此身皮囊破空飞升，通过炼丹等手段延长寿命。这些都是现世所能确切得到的“好处”，是现世的幸福，在这一点上与从政无异。从政与修道，在本质上都是为追求私欲提供理由，只不过是两个极端领域上的登峰造极。但只要不能免俗的在追求着什么，就无法摆脱这样的矛盾。

命运与历史成就了李白。开明繁华的盛唐与坎坷迷离的仕途给了他胸中千壑，使得他每一句诗都凝结了最畅快淋漓的情感。在世俗与梦境中的每一次挣扎，理想与现实间的每一次拉扯，都将这情感锤炼的更加丰厚凝重。李白哀叹宿命，我们却感激那些无常的命运，造就了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