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命而生》：时代陌生人的古典英雄主义

“我不该在这儿呀。”

这是刚被关进看守所的盗窃犯姚斌彬的哭嚎。同样被这个问题困扰的，是他的同伙许文革，还有看押他们的“正为调工作的事儿憋闷着”的警察杜湘东。《借命而生》一开头，似乎就昭示了人生错位的惊惶。

1988年，两个企图盗窃汽车发动机的青年工人被捕入狱，随后又越狱而逃，这让他们的直接负责人——看守所管教杜湘东从此走上了追捕之路。急于证明自己的杜湘东竭尽所能，而追捕中他渐渐发现，两个堪称“杰出”又“不像坏人”的逃犯背后，似乎也有着难言的苦衷。随着时间拉长，间或有扣人心弦的交锋，这场跨越三十年的追逐改变了三个当事人及其家庭的命运。最终，有人离去，而有幸活下去的人得到救赎。

故事在作者石一枫营造的放松、幽默气氛里，始终保持着让人难舍的魅力。在跨越三十年的时间轴上，《借命而生》所包含的历史感和信息量已远远超越了这个追逃案件本身，它抓取到社会现实中特殊而复杂的痛点，背后隐约浮现的，是中国数十年来高速发展变化的时代图景。

本雅明说：“任何发生过的事情都不应该视为历史的弃物。”或许我们对流动的岁月和过往有些过于不在乎了，但石一枫却不然，他敏锐地抓住了“刑法改革”这个因变成日常背景而容易被忽略的重大事件，也于细微之处抓住了它对普通人的影响，由此让他的主人公终于在暗夜中寻见一线光明。

在每一个合格的作家笔下，更不应被当作“弃物”的，应该是在浩大历史洪流中隐没的个体。窘困的青年工人、郁郁不得志的看守所管教，小人物随风飘荡。许文革身上背负着借姚斌彬之命而生这还不起的债，而对于“好人”杜湘东，越狱事件就像一个巨大又未愈的伤疤，渐渐习惯又隐隐作痛，也似乎让妻子刘芬芳那句抽象的抱怨慢慢变得具体——“可惜明天又要和昨天一样”。贫穷、下岗、平庸、与时代的隔阂，这一切堵在他们出人头地的心愿前面，一度让他们身上残存的理想主义像一本过时的日历，诚恳却又不合时宜。

石一枫没有放弃他们，而是点亮了这些小人物作为具体的人那初始而恒久的光芒：对更好生活的渴望，对亲友的爱和真诚，对正义和自由的确信。石一枫曾谈及自己的创作：“我写的基本上还是一些身边眼前的普通人，然而这些普通人却把自己的日子过成了史诗。”在急切危险的变化之中，这几个硬汉撞得头破血流，但又以更强硬的姿态，将自己的善良和价值展现得淋漓尽致。这种“轴”劲儿，不妨说是八十年代理想主义的闪烁。困境之中，石一枫赋予三个主人公的，是强者在人生错位之后的坚守与战斗，也是一种对古典英雄主义的现代诠释。

如果以许文革自首为界，把小说中的时代一分为二，那么许文革和姚斌彬显然不属于过去。他们想“活得不一样”，就与机械厂格格不入；他们喊着“我不该在这儿”，就与看守所监室格格不入，生活是圆的，你偏偏带着棱角。加上为平庸所困的杜湘东，三人即使不算失败者，也都成为了游离于时代的陌生人。为了不被摒弃，他们咬着牙试图自救，最后，姚斌彬永远留在了过去，杜湘东和许文革徘徊于边缘，吃尽了苦头。

不让善良的人被摧毁，给残留的理想以出路，这是石一枫对世界的善意和倔强。“强者自救，圣者度人”，三人在自救的同时，又何尝不是在拯救彼此呢？故事最后，许文革没有辜负亡友的嘱托，杜湘东也在心底和自己达成了和解。两个形象就像《肖申克的救赎》里说的那些鸟儿一样，羽翼重新焕发光彩，于是，这部小说透着的千钧之力也得以向上喷涌。

波德莱尔把描绘现代生活的画家称为英雄，我相信把“画家”换成“作家”也同样成立。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庞杂无比，眼花缭乱，但我们必须鼓起勇气去关注它，关注这个时代本身，它的变化，它的辉煌，它的阴影。当代作家该如何把握现实，把握历史，把握重大主题？这挑战的不仅是作家的写作技巧，更是他们的勇气和责任感。石一枫是一位可以把故事性、幽默感和对现实问题的关注结合在一起的作家，这让他的作品能准确地切入生活，又能在某种复杂而沉重的逆境中依然带给读者乐观、坚定的启示。从这个意义上讲，石一枫和他的《借命而生》值得更多的掌声。

当然，有勇气沐浴炽烈阳光的人，内心定然坦荡；只有对生活的困境加以睥睨的人，才能拥有这种举重若轻幽默感。石一枫的每一笔都饱含善意，又装备以坚硬的外壳，将大时代与小人物、现实与信念、变幻与坚守完美地融为一体。《借命而生》向我们展现了生活冷酷的一面，但又以这样的方式，让我们有更多的理由和勇气憧憬未来。

男人战斗，或许失败，但回看刘芬芳那句抽象的抱怨，好在明天和昨天并不一样。感谢石一枫，为我们演绎了时代陌生人的英雄主义，演绎了这样一番笑与泪肆意的惊心动魄。读完如梦初醒，却满含信心与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