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有没有一个羌族？——读《寻羌》

王明珂这本《寻羌：羌乡田野杂记》出版于汶川大地震后一年，他当时的田野地点恰恰在四川西北部的松潘、茂县、汶川、北川和黑水等地，使得这本书除了是对自己近十年的田野生涯进行回顾之余，多了些许纪念的味道，有些遇到过的人和地方再也不可能重逢了，在他看来，即使没有这次地震，羌族社会的剧烈变化也不可能暂停“脚步”，地震只是加快了这种进程。

王明珂之所以选择羌族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羌族身上所具有的“非典范”特征，或者说“异质性”和“边缘性”。在近代民族主义史观的影响下，我们的历史书写通常以“民族”作为不言而喻的“实体性”的历史主体，羌族的历史亦是如此，从有信史记载的商代开始，“羌”便是“华夏”对西部疆域异质族群的称呼，随着秦人的崛起，羌人进一步西迁河湟之地，然后南下来到青藏高原和成都盆地之间的川西高原的河谷地带。从典范的中国民族史叙事看，虽然历经上千年，但是使得“羌”之为“羌”的血缘、语言、文化等要素一直保存和传承下来了，古今的羌族没有太大的不同。

在王明珂看来，这种典范的历史叙事，忽视了“羌族”并不存在的历史事实，“羌族”不存在，不是说历史上被华夏称为“羌人”的人群不存，而是说今天的“羌族”正是因为接受了这一套典范历史叙事，才成为“羌族”的。受后现代学术思潮的影响，上世纪70年代之后，民族“实体论”渐渐受到诸多学者的质疑，“想象的共同体”开始成为民族/国族研究中的主流理论范式，“民族”的构建特性也逐渐被人们所了解，构建论主张并没有那种从历史起源到现在一以贯之的实体性民族，民族是在现代性条件下的产物，由知识分子创造出来凝聚国民认同的新事物，相比于民族实体论，民族建构论更强调民族的主观认同层面。

在中国民族史的研究中，王明珂认为“羌人”成为“羌族”发生在上世纪60年代“民族识别”政策之后，书中他讲了一件特别有趣的事，青片乡有位老人在解放初参加在四川召开的各民族会议，会上胡耀邦送了一件藏袍给这位老者，老者讲述往事时不自觉会一口一个“我们藏族”，这句话引起了陪同王明珂的当地干部的不满，“跟他们说了好多次，我们是羌族不是藏族，他们就是记不到！”由此也可以看出，在民族识别前后，被称为“羌族”的这些人在身份认同上的模糊性，在第一本研究羌族的专著《华夏边缘》中，王明珂称“羌”是生活在华夏西部“漂移的族群边缘”之上，这里是华夏人的西部边缘，也是藏人的东部边缘，正好对应成都平原和青藏高原的地理环境。

王明珂在田野调查时发现了一个显著的现象，过去这里的寨子存在“一截骂一截”的现象，寨子下游靠近汉文化的人群称上面寨子的人是“蛮子”，上面的人说更上面的人是“蛮子”，这一歧视\区分，更根本上是由人类资源共享和竞争的“社会本相”所“决定”。我们需要思考的是，是什么样的社会情景决定了华夏人称呼西方的异族人群为“羌”，进一步还可以追问，在华夏人的边缘发生变迁的时候，又是什么样的社会情景使得华夏人接受他们曾经称之为“羌”的人为“汉”。

这其中最重要的便是人们用以谈论族群源流的“历史记忆”，包括各种文本书写和口传神话等，王明珂借用考古学遗存的隐喻来说明“历史记忆”：为何作者如此取材（特定的人物、事件和象征意义）；为何如此组织、制造（特定的文本结构）；作者期望借此说明什么；如何操作和使用社会记忆（文本），并与其它社会记忆相抗衡；最后，在社会权力中，这些记忆如何被保存、遗忘、修改和推广。

王明珂在书中多次称赞黎光明上世纪20年代在川西北所做的田野报告，黎光明在田野报告中丝毫不隐瞒自己的“偏见”，他甚至不知道“社会结构”为何物，但这并不妨碍黎光明用一种“文学化”的手法把所遇见的人和事突显出现，细致的描述给人身临其境的历史感。所以在这本书中，除了可以对上述主题有所了解外，你也能感受到作者笔下一个个鲜活的面孔，爱“摆”的周老师，寡言却精通各种“羌语”的毛老师，热情却不幸牺牲在汶川地震中的正寿。

这些人有血有肉，一如这块土地，有丑恶、善良、悲壮、幽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