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农民革命问题相关的读书笔记
先来一张总体总结的表格，一目了然
以下部分是读书笔记：
P38
是什么因素使得英国在走向民主的进程中脱颖而出？
一个相对强大而且独立的议会，一个拥有自身经济基础的商业和工业利益群体，一个不算严重的农民问题。土地贵族在一个快速发展的工业资本主义情境下进行治理，在与其他阶层争取民众支持的同时吸收新鲜力量，有时通过审时度势的让步避免了重大的失败。推行这种政策的前提条件是国家不存在任何强大的镇压机器。而这一切之所以变得可能，是因为英国统治阶层的经济地位慢慢的被削弱了，而且这个过程中他们采取了一种全新的方式使得自己能够不费力气的从一种经济基础转移到另一种经济基础。
P164
有些法国学者强调中华帝国的官僚制度特征，而不那么强调做官从政与拥有土地财产之间的关联。其目的是双重的，据此批评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政治权力派生于经济权力这一观点，二来可以据此谴责现代共产主义国家其实是向所谓的东方专制主义形式的倒退。而在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共产党人，总是把帝国统治时代甚至国民党统治时期视为封建主义的一种形式，在这样一个社会中绝大多数的土地都是掌握在地主手中，而这些地主的主要收入均来自于地租。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削弱其官僚制度特征来隐藏他们自己的行为与封建制度之间的相似之处。
P166-167
在中央集权制的行政管理的表象掩盖之下，仍然继续存在着一个土地贵族阶层，一个富有的拥有土地权的阶层。当时也确实存在一个官员和儒生阶层。上述这两个群体有时候互相重叠，有时候又不完全相同。至少有部分相对富裕的地主并不拥有任何科举身份，也有一些拥有科举身份的人并不拥有任何土地。当然，我们并无法确定两个群体之间相互重叠的确切程度。
将上述这一切连接到一起的机制是家族，精确的说是父系氏族。“宗族”
通过氏族而形成的官场和财富之间的关联是中国社会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因此我们有充分理由把这一由士大夫和地主所组成的上层阶级统称为士绅阶层。
地主是如何让农民心甘情愿的为他工作：租赁式手段。
是帝国官僚制度确保了地主对土地的控制权。
但是，士人们从来不会亲自动手干活。中国的士人或地主一般都居住在乡村，与英德，甚至俄法的同一阶层，有着很大的差别。中国的这一阶层基本不会去过问具体的耕种事务，甚至都不会亲自进行监督和管理。寄生型地主。
P173
统治者所面临的最主要问题是尽量避免过多的压榨农民以使他们不得不背井离乡成为土匪，或者加入到那些心怀不满的上层群体所领导的暴动中去。
缺乏一种能够制止这种压榨的有效机制可能是这个制度最根本的结构性弱点之一。公正，有效的收取赋税是符合王朝利益的。但是，帝国政府缺乏有效的手段确保赋税的收取，其可用的人手也非常有限。另一方面，每一个官员都受到足够强烈的物欲的刺激而尽可能的中饱私囊，在习惯了明目张胆的腐败和巧取豪夺之后，即使偶尔有所收敛也只是因为担心丑闻爆发丢了乌纱帽。
任何一个前工业化社会在试图建立一个大规模的官僚机构的过程中，都很快会面临困难。就是从民众那里难以攫取足够多的资源来支付官员工资，从而使得那些官员对其上级必须完全唯命是从。为了克服这一困难，统治者必须使用各种手段，而其所采取的手段的不同会被整个社会结构产生巨大的影响。法国是卖官鬻爵，俄国的方案符合其本身幅员辽阔的地理特征，就是给官员分封配有农奴的地产以换取他们为政府服务。中国的解决方案是允许或多或少的公开腐败。马克思韦伯引用的估计数据说一个中国官员的非法收入可能会达到他平常工资的四倍，甚至16-19倍。很显然的，这种做法极大削弱了中央政府的有效控制。
P177
士绅和商业世界：
对于士大夫们来说，赚钱的营生绝对是一个威胁到他们自身利益的巨大挑战，因为拥有大量的金钱，也就意味着人们获得了另一种可以爬上社会名望和地位阶梯的方法，也为其获得比原先更高的社会地位的合法性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如果这种情况开始变得普遍，情势开始失控的话，那么士大夫们经历千辛万苦获得的古典文化知识就会变得一文不值，不合时宜了。在这种文化和价值体系之间的冲突背后，最深层次的根源，是巨大的物质利益。
。。。因此，他们对商业课以重税，让自己牟利。或者，他们把商业变成国有垄断，然后给自己留出最有利可图的职位。盐业贸易是当时最重要的垄断行业。官员的态度基本上是以压榨为主。商业和土地一样，都变成了用来帮助有文化的上层阶层榨取利益的手段。我们又一次看到，帝国官僚制度充当了从老百姓那里榨取各种资源，然后将其交付到统治者手中的一种工具，同时统治者们则在严格控制任何可能会威胁到他们特权的事态发展。
P179
（洋务运动）士绅阶层最希望利用这些现代技术来实现自己争取独立自制的政治目标。当时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军事问题。
表面来看，统治者对各种形式的工业的兴趣主要源于希望巩固自己权力的考虑，这种情形让我们联想起西方的重商主义时代。但是事实上，差异更值得我们关注。在欧洲，政府强大而且变得越来越强大，在中国，清政府的力量非常孱弱。要在中国推行科尔贝式的重商主义政策是不可能的，因为商业和工业元素都来自外国，基本不受帝国政府的控制。中国的工业化发展，其主要动力基本上来自省一级的权力中心而不是帝国中央政府。因此，中国的商业和工业力量所起到的作用更多的是破坏而非统一。人们期望商业和工业的发展能够对真正拥有权力的政治团体提供保护，如果是帝王，那他的权力会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增强。如果是当地官员，那么帝王的权力相反会越来越薄弱。来自国家内部势力的禁锢。
所谓帝国制度的核心就是结合中国固有的土匪主义并饰以儒教来为地主土地所有制提供强大的政治支持。（与法西斯主义之间的相似性）
P204
蒋介石制定的国民党的主张的三个特征：首先，这些主张中几乎不存在任何有助于解决中国问题的涉及到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具体计划，而且事实上这些主张都非常明显的是在回避这些问题的事实真相。第二，掩盖，在传统理念的社会基础长久以来不断遭到削弱的情况下，仍然希望能够荒唐的努力来恢复这些传统理念，从而掩盖他们缺乏具体政治和社会革新目标的真相。第三，总是试图利用军事力量来解决其面临的各种问题，法西斯主义的又一个主要特征。
专制主义运动整体上的动态
P207
传统中国的政治机制本身就存在着一个缺陷。身为地主的士绅阶层在其居住地需要一个强大的帝国机构来确保他们对农民的统治。同时，能够强化帝国机构的那些必要措施却又与地方士绅阶层的短期利益相互冲突。因此，他们很不情愿交纳赋税，更希望按照自己的意愿来管理地方事务。地方官也束手无策，随着腐败日益加剧，中央政府的作用也变得不那么显著，离心力开始上升，最终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士绅阶层在农业作业过程中根本不起什么作用，甚至从不参与监督管理这些能为他们提供作为农业社区领袖的合法地位的各种日常事务。
那么政府又为农民做了些什么呢——其实什么也没做。家族和宗族中的农民拥有一套维持秩序并根据自身情况进行公正管理的办法。除了希望帝国机构能够让土匪和流氓离农民的田地和农作物远一点以外，农民们对于帝国机构并没有什么更多的要求。
那些最终能够发展出很大规模，对农民形成严重威胁的土匪，其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剥削成性的官府所造成的后果。在19世纪，由于帝国官僚制所推行的政策反而激发了农民起来反抗，因此它越来越无法在广袤的中国维持哪怕是最起码的秩序。
结论：政府和上层阶层并没有行使任何让农民觉得对自身生活方式带来至关重要影响的职能。因此，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纽带非常脆弱，很大程度上是人为形成的纽带，一旦受到重压必然会很快断裂。
帝国政权的三种应对：福利政策，警察监督，民众教化。结合在一起，现代专制主义实践的一个耐人寻味的先兆。
P213
相比印度，日本，欧洲大部分地区的乡村，在中国的乡村中，很少有机会需要众多村民一起通力协作来共同完成一个任务，从而形成团结的习惯，并培养起休戚相关的感情。中国的乡村更像是众多农民家庭聚集在一起居住的一个场所，而不是一个活跃的运转良好的社区。
P218
总之，中国农民社会的凝聚力显然要比其他农民社会弱得多，而且严重的依赖充足的土地财产的存在。
P229
日本人客观上帮助共产党完成了两个基本的革命任务，一个是清除了旧有的精英阶层，另一个是使被压迫者团结在了一起。事实上，在日本军队没有直接入侵过的地区，共产党甚至都无法建立起游击根据地。
共产党为了摧毁及制度残余而采用的方法，那就是利用乡村中已经出现的裂缝。
共产党一个重要的战术：土地并不是分配给整个家庭，而是平均的分给家庭中的每个个人，不分年龄和性别。因此从根基上击碎了整个乡村，切断了土地财产和亲属关系之间的关联。因此斗争才变得公开化，激烈化。
P234
在俄国和中国，所推行的官僚统治制度阻止了独立的商人和制造业主阶层的兴起和发展。正是由于这些国家并未推行资产阶级革命，反倒让农民革命为专制主义的现代化进程开启了道路。
日本和德国，商人的影响力大大削弱了农业秩序，成功的雅致并扭转了农民 的不满，以此阻止了农民革命。
。。。避免以革命的方式进入现代时期，其代价是非常高昂的。
P337
如果皇帝允许他的官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管理同一个地方的话，随着后者逐渐的形成独立的收入来源和权力基础，皇帝就可能会面临丧失对手下的控制的风险。另一方面，如果统治者不断的把官员的管辖范围从一个区域调动到另一个区域去的话，那么其手下就会竭尽全力在 自己管辖的时间内尽可能多的榨取农民。耕种就会倒退，帝国收入也会下降，因此而导致的结果是中央统治的凝聚力松懈。不管皇帝选择了哪一条道路，长远来看，他都注定会失败。
P348-349
作为一种制度，种姓制度能在特定区域有效的安排生活，这意味着全国政权的存在是无关紧要的。乡村以上的政府只不过是外来者强加进来的一个累赘，而不是必需品。对这种政府需要有耐心，这种政府也不需要在天下大乱是被推翻。因为种姓制度合可以处理一切事物，政府与乡村之间实在毫无关系。在中国，帝国官僚制度给整个社会带来一定的凝聚力，而当村民们遭遇漫长的灾难时，官僚制度首当其冲成为需要改变的对象。在中国，地方士绅需要帝国官僚统治作为一种机制，让他们从农民那里获取能够支持其在本地和全国之地位的经济剩余。而在印度的地方上，并不需要这样一种力量，那里的种姓制度规范取代了这种组织方式。
在中国，社会变革的主要动力在于用一个具有相同特征的“好”政府取代一个“坏”政府，而在印度，政府是多余的，很少会成为乡村努力对抗的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