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荒诞不经的故事，背后也可能有最重要的真相

作者抛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的确传统中国是重视历史记录的国度，各类文字史料洋洋洒洒，但有一类史料却非常缺失：口头文化/口述历史。

我们很早就有一个精英群体，源源不断记述重要的历史事件，但大部分不外乎帝王将相。关于民间的历史，更多地要去笔记小说、稗官野史中寻找。但即便这类记录，也是士大夫们戴着有色眼镜去审视的：他们多半认为民间的故事荒诞不经，用“志怪”、“怪力乱神”的戏谑态度去看待、去记述。

子不语怪力乱神，所以这类故事也入不了正统史学的法眼，士大夫们称之为“讹”“谣言”甚至“妖言惑众”，最多只能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这个态度和不少地方的记录传统迥然不同，在两河流域、在古印度、在古希腊、在西藏地区等等，很长一段时间历史都是靠“史诗”流传下来的。用严谨的眼光审视，史诗可能三分真七分假。但对于当时的讲述者和听众，史诗当然都是真的。

作者也指出，虽然士大夫始终持怀疑态度，但他们多少也受到故事的影响了。我不由联想到，即便严谨如司马迁，《史记》中也有这样的文字：

殷本纪： 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

周本纪： 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说，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

掌握了现代科学知识，我们当然可以说人怎么可能吞鸟蛋、踩足迹就怀孕，肯定是假的。但司马迁当时并不具备这个认知，甚至可能故老相传的各类传说，都有类似的起源神话，在当时人们的观念中，这就是真的。

所以谣言本身是否真实并不重要，但人们普遍相信谣言是真的，这个真相更为重要。

关于谣言的研究汗牛充栋，作者也提到了，比如《谣言如何威胁政府： 法国大革命前的儿童失踪事件 》（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26983924/），就指出路易十六时期，人们普遍相信：国王和贵族要抓儿童、取儿童的血来治病。这一谣言迅速激化了百姓原本就有的敌视贵族/国王情绪，成为了大革命的重要导火索。这个事件和中国古代的很多谣言事件可谓异曲同工。

另外，关于中国古代谣言有个更有影响的研究，即孔飞力的《叫魂》。只不过《叫魂》的视角自上而下，想探明官方如何应对、处理谣言传播。而本书的视角自下而上，更想搞清楚：当时传播谣言的百姓是怎么看待这一切的？谣言对他们意味着什么？为什么这么多人相信谣言？

这可能是比帝王将相的故事更重要的故事，因为它揭示了社会底层的暗流涌动，官府可以通过杀掉替罪羊、惩治动乱分子来极力扼杀谣言传播，却无法阻止谣言带来的深远社会影响。而关于谣言的发生、认识和传播，有个经典的解释，作者也采纳了这一解释。

1、谣言往往发生在社会动荡时期（比如自然灾害、改朝换代等带来的战乱、人口爆发造成的频繁人口流动），动荡给社会基层带来了不安焦虑的情绪，人们亟需释放。

2、谣言应运而生，虽然都会编造出某些荒诞不经又残忍的怪物/怪事/怪人，但最终都会指向某些真实存在的替罪羊。

3、因为谣言产生于传统的熟人社会中，人际关系非常发达，传播也非常迅速。而熟人社会把外来的、行为习惯又和他们有所不同的边缘人群视为最大的威胁，所以历史上，游方术士、乞丐、外来僧侣、孤寡老婆婆乃至西方传教士，都会成为谣言的替罪羊（所以有经验的外来客商，第一步就是在当地建立广泛的人脉网络；获得成功的来华耶稣会士，第一步是将自己塑造成“西儒”的形象，让士大夫相信他们的教义和儒家经典是相通的）。

4、熟人社会中的人们如何释放焦虑情绪？最好的办法，莫过于立即消除替罪羊，因为除掉了一致的敌人，所以整个村落团体空前地团结，传统秩序得到了重建，人们得到了他们最急需的安全感。

这个解释不仅限于中国古代，在一次次对亚美尼亚人、犹太人的屠杀中，在二战后欧洲对所谓通敌荡妇的羞辱中，我们都能看到类似的现象。的确很残忍，的确很野蛮，但这也是传统社会秩序的一部分，只不过是黑暗的一面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