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制秩序起源的模因

引子

毫无疑问，今天美国的政治与社会正深陷一场“精神内战”之中。左翼自由派的政治哲学诉诸于个体性的权利至上，以此展开的逻辑则使得“国家的想象”变得无机化，撕裂了美国政治传统与当下有机的关联。与之争锋相对，更侧重于情感和宗教维度的右翼保守派则津津乐道于美国政治的神圣叙事，从而教导民众在权利意识之外，政治与社会的运转，也离不开蕴含在传统之中的德性。

如果我们熟悉美国的历史，应该知道，上个世纪六七十年年代，美国风起云涌的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同样是一场雷同于当下的“精神内战”。面对当时自由派对于美国政治秩序的否定性叙事，美国当代最受人尊重的保守主义政治学家拉塞尔·柯克铸造了一部史诗级的作品——《美国秩序的根基》。这部带有厚重历史张力的著作，为拉塞尔·柯克赢得了“美国西塞罗”的美誉。

应该说，美国的起源存在广义和狭义的理解。从独立宣言到费城制宪。构成了美国起源的狭义理解。但是狭义视角，根本不足以去理解美国起源的复杂性，从历史的纵深来说，耶路撒冷的信仰和伦理、雅典的理性与荣耀、罗马的美德与力量、伦敦的法律与市场，最后这些人类文明酝酿了两千多年政治和社会实践的智慧汇集在一群清教徒身上，才铸就了今天的美国。

抛开各种立场，站在历史的角度，必须承认，美国的国家起源的确是人类政治史上一个空前的奇迹。所以，今天就让我们追随拉塞尔·柯克的目光，回溯美国这座山巅之城是如何起源的。

政治的第一需要

“秩序，是人类的第一需要。”今天有很多保守派经常的将保守主义的保守对象，简单的标榜为“自由”，但作为一个更为深刻的保守主义思想家，拉塞尔·柯克显然无意将自己的政治主张诉诸于意识形态口号。虽然“秩序”在政治哲学层面很难去自洽的表述，但是基于经验层面完全可以去进行感知的概念。

的确，我们很难去解说，一个“良善秩序”的成立，究竟应该满足哪些条件和要素。但是，在另一个方面，我们肯定可以体会到作为“秩序”对立面的“失序状态”会是怎样的混乱且痛苦的经验。正如我们不需要开太大的脑洞，就可以感悟到，如果在冒着战火侵袭的叙利亚高喊生命权，或是在深陷饥饿困扰的委内瑞拉强调私有财权，都属于不切实际的好高骛远。因此，“秩序”作为人类的第一需要，其实就是满足最根本性的生存安全需求，否则在任何失序的政治状态下，“自由和正义都只是美丽的词汇”。

对于秩序的形成，我们必须意识到，这并非是制定一部法律那么简单，而是必须存有观念维度的支撑，法学家伯尔曼曾说过：“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其实就是道出了仅仅有外在实在法秩序的建构是不够的，还必须完成内在心灵秩序的建构。所以拉塞尔·柯克敏锐的指出“内在秩序”和“外在秩序”之间的互相关联作用：“如果美国人缺乏很好的个人道德秩序，法治便不可能在美国占主导地位。如果缺乏有序的政治模式，美国人的的个人品德便会堕落到毁灭性的自我中心之中。”

相对于自由派认为一套政治哲学的公式就能唯理的建构出一套接近完美的秩序。拉塞尔·柯克认为人是不完美的，所以在这个前提下根本不可能存在完美的秩序设计。美国作为典范的政治秩序，并非是人为设计，一成不变的产物，而是与时俱进，演变而来的秩序。鉴于当代自由派对于共同体存在“剔骨还父，削肉还母”的想象和理解，以“美国西塞罗”自况的拉塞尔·柯克援引了西塞罗在《国家篇》中的一段话来来阐明这本书的宗旨：“很久以前，我们先祖的习俗塑造了那些德高望重之人，然后这些卓绝不凡之人又坚守他们前辈的规范和体系。可是，我们所继承的共和国已经像年代久远的美丽图画，其上的色彩已经因年深日久而模糊；当今的世代不仅没有重新润泽图画的色彩，而且我们也没能保存其外在的形式和线条。”

拉塞尔·柯克在《美国秩序的根基》这本书中所要做的就是将构成美国政治秩序的“内在秩序”和“外在秩序”的模因，重新润泽上色彩。

模因

作为一个现代国家的典范，事实上美国政治秩序存在着明显的古典根基，从西方政治思想史来看，新教兴起过程中通过对《旧约》中的“约法传统”重新发明和诠释，确立了理想的圣经政体是摩西式的共和政体，而非大卫式的君主政体。因而早于霍布斯的《利维坦》问世之前，美国的先民就以主张回到《旧约》中的约法政体来到了得天独厚的新大陆。

逃离天主教迫害的美国先民们与逃离埃及法老统治的犹太人分享了“上帝选民”这一身份代码，“应许之地”与“山巅之城”之间隐秘的思想史线索，使得美国人对于宪法的理解更多继承自以色列，而不是罗马的法律专家。同样作为超越层面的“高级法”，源自信仰的律法远比理性的自然法，更能贴合人的心理。这直接表现在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之间的人性论分野，符合《圣经》人性观的1787宪法，是一份讲求实用的世俗约定，旨在约束人类暴力和欺诈的神圣契约。而彻底持有启蒙哲学家所倡导的乐观人性的教导的法国革命，迎来的并非是完美的乌托邦，而是理性僭越后一种更为武断的恐怖统治。

拉塞尔·柯克在高度肯定了希伯来政治传统对于美国政治的影响之外，对于美国政治起源的希腊因素，则充满尖刻的给予了嘲弄：“对大部分美国宪法起草者来说，古希腊城邦国家没有什么先例值得遵循——唯一的例外是希腊失败的政治经验提供某些有益的负面教训。”

虽然，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对于西方思想的影响举足轻重，但就希腊对于美国政治秩序的直接影响而言，其实二人远不如被塑立在美国最高法院大门顶上的梭伦。我们完全可以想到，西方古代最伟大的立法者——梭伦，作为政治典范的存在，对于美国建国之父们是一种怎么样的影响。1787年费城制宪会议时，梭伦可以说是“一个不在场的在场”——他其实存在于每个会议代表的心里——美国宪法所呈现的制约、平衡精神、各群体互相间的妥协，以及混合性，无疑有着梭伦审慎立法的精神烙印。

事实上，梭伦的影响可能远不止此，制定一部宪法犹如设计一张建筑图纸，在技术上并不难以完成，但是如何将其建造出来，又是另一个层面的工作，因此宪制工程，从不是简单的立法，而是存在实践层面的维护。毫无疑问，华盛顿选择两届任期结束，避免了政治博弈的零和化，开启了一个伟大的不成文惯例。在这一点上，和梭伦一样有着巨大军功，又成为最高权力者的华盛顿做出了和梭伦一样的功成身退的抉择，则让我们很难相信，华盛顿没有受到梭伦的感召。

希腊人在哲学和艺术上的成就是万世流芳的，但是拉塞尔·柯克又非常清醒的认识到，近现代人所认知的“希腊”，其实是18世纪和19世纪那些自由派历史学家将希腊的遗迹将之理想化重新发明的产物：自由的发源地、善与美的庇护所、理性的源头、甜美于光明的故乡......真实的古希腊，并非是自由派作家如歌颂的那样纯洁无暇。雅典所谓的“伟大时代”也只不过持续了五十年，一个社会如果不能产生持久性的繁荣与稳定，这无疑值得人们去深思，牛津大学古典学和国际关系学教授阿尔弗雷德·齐默恩曾一针见血的指出：“希腊政治思想的问题可以被归因于希腊宗教的缺陷。”

确实如此，希腊宗教信仰的众神，更多的呈现给世人的只不过是人类本我性的原始冲动本能，他们既不拷问个人良心，也不鼓励人类对于永恒的渴望，更没有办法提供一套人类行为处事的伦理准则。显然，没有升华为“道德伦理神祇”的希腊众神是无法担当起人类心理对于超我需求的楷模的。在这一点上，美国继承的希伯来信仰传统有效的克服了希腊的局限。

美国那些富有公共活动经验的建国之父们，在建国方略上，清楚的意识到希腊城邦的规模远不是美国当时超大规模的联邦制国家所应该效法的。在西方的时空脉络中，罗马波澜壮阔的文明高度令无数后人神往，所以冒出许多“既非罗马，更不是帝国”的妄僭者，但只有美国，达到乃至超越了罗马的伟大。

美国的建国之父们在国家制度上的构想，很大程度继承了罗马共和的宪制：总统一职类于罗马的执政官；而众议院的功能，很大程度上继承自“百人团”和“保民官”；至于参议院和元老院，在英文中本就是“Senate”一词。

虽然在艺术和思想方面，罗马人不如希腊人，但罗马人源自古老的美德：对于宗教的虔敬，使得罗马人认真、执着、严明、简朴，在国家陷于危难时用于自我牺牲。对责任、诚实、荣誉的执着引领着他们的日常生活。使得罗马人在古代世界，以勇气胆量在困境中坚韧不拔而著称构，这成了罗马崛起的力量根基。

光有力量，还不足以支撑一个蕞尔小邦最后气吞山河的将地中海变成“罗马湖”，完成这一帝国伟业，需要普世性的精神容量。作为容纳无数异邦而统治的罗马，显然无法以源自自身的习惯法加诸于各邦而统治，只有帝国才能创制一部“万民法”。根据自然规则所推导出来的自然法精神，具有普适恒定性，无限扩展了罗马统治的张力。但是普遍的权利承诺和违背法则的惩戒执行，又必须政治力量的背书，在这一点上二者缺一不可。美国作为唯一一个继承罗马，成就伟大帝国的政制，绝对绕不开罗马曾经树立的典范。

虽然，美国政治制度继承了罗马的普遍性，但所有的文明的产生都有其特殊性的起源。作为盎格鲁—撒克逊文明输出的伟大成果，美国政制起源，天然具有英国普通法的特殊基因。

普通法生成的迥异于基于抽象的普遍性法律，而是由习俗和先例构成的演化的结果。在共同体的生存时空中，由民众长期累积下来的生存经规则，经法庭的一再确证，变成一种不需要诉诸于设计理性，但是任然可以维护正义的法律体系。普通法依赖于判例原则和陪审团机制，使得社会秩序成为一种自恰自在自为自明的生存经验，毕竟相互同一个时空中的人都会遵照作为人类第二天性的——习惯。所以拉塞尔·柯克人为：“从渊源上讲，普通法对美国个人自由的贡献可能高于其他来源。”

“不偏不倚、一视同仁的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这就是英国法律理论和实践的精髓所在，而且从首批殖民地开始，它就传入美国。国王本人也受法律制约，如果他违反法律，他的臣民就不再有效忠的义务。”被称为“英国法律之父”的布拉克顿曾评论道：“国王本人不应该当在人之下，而应该当在上帝和法律之下，因为国王出自法律。”普通法是英国秩序的基础，也是美国秩序的基础，自由的基石。

任何政治秩序都存在继承和设计两个面向，如果说希伯来、希腊、罗马以及英国是构成美国秩序继承性的实践模因的面向，那么我们也绝不可以忽略美国秩序的构成存在很强的设计模因的面向。事实上，人类政治丧失了对抽象正义的追问，忽略了规范层面的设计，人类在政治秩序中的尊严也就难以实现。

随着人类第二次轴心文明时代的到来，人类迎来了思想史上最绚烂璀璨的群星时代。层出不穷的哲人开始为人类设计“理想国”。虽然其中很多异想天开，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政治、道德思想深刻的影响了人类的自我理解。无论是马丁路德的自由心证，霍布斯的自然状态，洛克的自然权利，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休谟的理性怀疑，柏克的秩序演化，都深刻的滋养着美国秩序的生成，忽视拉塞尔·柯克所列名的那些思想家对于美国政治和社会的影响，显然是不明智的。

但是仅仅有以上继承性的模因或者是设计性的模因，要铸一套良善的政治秩序，依然是条件不足的，这需要最根本性的空间载体的满足。恰恰是西方十分巧合的发现了“新大陆”，在一个人迹罕至，接近自然状态的秩序处女地，那些久远的秩序模因结合政治设计才得以实现。更重要的是，在新大陆，移民不再需要考虑政治倾轧，一个没有“敌人”的生存状态，有利于人类去展开，实践各种“常规状态”的政治秩序。所以，美国历史学家布尔斯廷说过：“美国人在很长时间里都难以理解国王、大臣和将军们所玩的军事游戏或者外交游戏。”这是新大陆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所促成的。

秩序腐化的挑战

人类的历史经验表明，任何政治共同体都难以逃脱衰亡的结果，对于帝国来说，帝国的扩张性会将内在秩序扩展成为外在的普遍秩序，与此同时，帝国也将原本外在的矛盾内化为自身的矛盾。最终犹如恒星一样，在极度的膨胀后，会开始坍缩，直到成为黑洞而死亡。

就在罗马战胜了最强劲的对手迦太基，及其征服了其他地区，成为世界帝国之时，罗马社会的中坚力量开始被债务压得喘不过气，这侵蚀了罗马政治秩序的力量根基，随之而来，大量的外地人口涌入罗马，希腊诡辩家开始运用他们雄辩的逻辑工具，腐化罗马原本自恰的信仰体系。古罗马的政治家苏拉，曾无不悲伤的询问罗马的命运：“现在世上已没有了我们要征服的敌人，共和国的命运将如何？”这多少有点类似于今天美国的政治状态，精于文明兴衰之道的大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在其传世的著作《通史》中，高度的赞美了罗马，但也以比科耶夫更深邃的历史哲学洞见，预言了罗马的未来：

“所有东西都会衰变和变化。如果一个国家在安然经过许多危难之后获得无与伦比的权力，并享有无可争议的完整主权，那么显然，长久持续的繁荣必定会滋生出奢靡之风，人们互相之间雄心勃勃的竞争会白热化，在追求名利时会急于求成。随着这些丑恶现象的不断增加，权利欲和统治欲以及对自身地位低落的羞耻感会首先成为共和国毁灭的肇端；接着，傲慢和奢靡会加速共和国的毁灭；最后成就这一变化过程的是人民大众：当他们发现某些人的贪婪是对他们的伤害和压榨时，当他人的雄心让他们的虚荣心膨胀时，当这些野心勃勃的人为讨好他们而许诺虚假希望时。怒火中烧的他们只听从自己激情的召唤，不再按规则屈从于任何权威，相反，他们会独揽对所有事务的最高决定权。当这一切都变成现实时，政府虽然将收获属于一个自由和主权在民国家的关于“平等”的最高美誉；但事实上，这时的政府已变成乌合之众的政府，本身就是最大的恶！”

人类的自我腐化往往是在失去了外在“敌人”之后，没有任何外在的威胁，使得人类开始可以安泰自若的为腐化寻找到各种借口——事实上，“逻辑”总能满足人类腐化诉求。作为罗马保守派的老加图，非常厌恶以西庇阿为首的精英贵族对于希腊的钦慕。今天，美国的左翼自由派，正在以希腊人发明的思维工具抹去原本色泽光鲜的模因。

在这个意义上，拉塞尔·柯克一定能够深刻的同情老加图。一套良善的政治秩序，一定不能让理性和逻辑任意的去撕裂社会的权威，只有在审慎的宪制和开明的信仰的为主导的社会中，人类才能找到最佳的籍身之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