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是张新颖的摆渡船

沈从文绘 选自张新颖著《沈从文的后半生》

《沈从文的前半生》和《沈从文的后半生》（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2月出版），共计50多万字。用两本书写一个人，足见沈从文在张新颖心目中的位置。张新颖深情凝望沈从文的一生，并且重点放在他生命中两次确立自我的过程。

沈从文后半生转向文物研究，被描述为一个文学天才的中途退场。文物研究界收获了一位“业余”的研究者，日后释放出了浑厚的光。在《沈从文的后半生》中，张新颖阐述了沈从文的变化，以及支撑这种变化的内在，即重新确立的自我。张新颖对沈从文后半生的重新选择抱着体贴和理解的态度，死去活来的沈从文最终是一个时间胜利的故事。

在《沈从文的前半生》中，张新颖完整地理解了沈从文，找到了沈从文建立自我的来路。通过沈从文，张新颖也在确立他自己的文学观，乃至对如何生活都有着清晰的认知。在材料的使用上，叙述所能到达的位置，与写作者心中的期望位置不谋而合。沈从文是张新颖的摆渡船。与其说张新颖写了一部“非典型”的沈从文传，不如说通过沈从文，张新颖在讲述他心目中理想的文学观念、作家该有的样子，以及与社会相处的一种方式。这种理想不是功利的，而是立于文学本身的决定，是站在更长远的时间长河中的期望。

理解，一个多么好的词语，先要真的懂得，继而理解评述对象所有的选择。真正理解一个人，尤其理解身陷困境的人并不容易，那意味着将自己投入进去，最坏的结局是被对象吞噬。张新颖没有跟着沈从文的脚印亦步亦趋，而是与他保持了适当的距离。这更像是一个知道了答案的证明题，张新颖需要识别和推断出沈从文思想的来路。如果说沈从文后半生的困境中多少有身不由己的被动成分，那么，在前半生中，沈从文却是完全主动和积极的。张新颖抓住了沈从文生命中的这种主动性，照亮了这份主动，并赋予他更广阔的生命和更久远的价值认知。在张新颖的笔下，我读到了四个沈从文：一个勇敢的人，一个勤奋的人，一个感恩的人，一个建立了清晰自我并知道自己局限的人。

张新颖写道，二十多岁的沈从文从外地返回湘西保靖，到统领官陈渠珍身边谋事。地方军中陋习颇多，沈从文无法融入这个环境，不想就此混下去了，决定去北京闯一闯。“尽管向更远处走去，向一个生疏世界走去，把自己生命押上去，赌一注看看，看看我自己来支配一下自己，比让命运来处置得更合理一点呢还是更糟糕一点？”张新颖把沈从文的这段话摘抄了下来，就显出很多意味。在去陈渠珍那里做事前，沈从文兜兜转转了不少地方。挣脱命运的安排，将自己抛出去，把生命押上去，去追求一份未知的可能，不能不感叹沈从文的勇敢。“赌一注”的说法更是别致而生动。敢与命运赌一次，可见沈从文性格中的坚忍和血性。

这种勇气从何而来？张新颖摘出了《从文自传》中的文字。在陈渠珍身边做事，沈从文读旧画、看古器、翻《四库提要》，“对于这个民族在一段长长的年分中，用一片颜色，一把线，一块青铜或一堆泥土，以及一组文字，加上自己生命作成的种种艺术，皆得了一个初步普遍的认识”。他对人类智慧的光辉产生了深切的兴趣。对沈从文而言，这就是自我教育。他初到北京时，流连在琉璃厂和前门大街的古书店、古董店、古画店、旧纸古墨文具店，所接受到的知识和积累的见识，在未来的确点亮了沈从文的后半生。我更愿意理解为沈从文的价值趣味和审美意识得以熏陶与开启。古旧是时间的礼物，漫长的历史长河钟情哪些东西呢？怎样的文学和艺术才能获得历史时间的青睐？沈从文呼吸着这些古旧玩意的气味，大抵早已点燃了自身观念的引线。与时间有关，与淘洗有关，与一个物件的遗世而独立有关。

沈从文是一个见过最艰难岁月的人。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能从湘西来闯北京，他内心的强大和渴求超乎想象，对生活的热望驱使着他去赌一注。说到底，沈从文深切地热爱着生活，以及生活中的朋友。现实情况是艰难的，迫在眉睫的谋生问题，无法正式求学的窘境，新文学运动的刺激，加上在北大旁听的经历，沈从文决定开始写作。

沈从文写作的起点，可以说是一个仓促的决定。我们能发现他几乎是空白的，得先从新式标点符号学起，继而学习新文学的语言。然而，沈从文的勤奋正在改变这些。根据张新颖的统计，在1925年沈从文发表作品六十余篇，从年龄来看，生于1902年的他，时年23岁；1926年，发表作品七十余篇，24岁；1927年，发表作品四十余篇，也就是25岁。这三年是沈从文的习作时期，发表一百七八十篇作品，平均每年五六十篇，每个月四五篇，还不算其余没发表的习作和各种笔记和日记，可见他超乎常人的刻苦和努力。就像沈从文所言：青年学生相信天才，告诉他们没有天才，只是忍耐。这句话多么熟悉，就像当年福楼拜告诫莫泊桑的话：所谓才华，就是缓慢的耐心。

今天回望沈从文的写作来路，不需要强调他的传奇、敏锐和天赋，却要重新审视他的这份努力和忍耐。一定程度上，这比所谓的才华更加重要。沈从文持续不断地练习，经受连续的失败，进而不断地提升自己，哪怕为此背负“多产作家”的名号也在所不惜。沈从文过去所有的生活经验全部被调动起来。文学观念也日渐清晰。在他看来，好的文学作品应该“使其他人感到一种幽美的情绪，悲悯的情绪，以及帮助别人发现那超乎普通注意以外的一种生活的味道”。文学观不是在谈论中形成的，而是在持续不断写作练习中获得的。一个不过二十几岁的青年人，从“硬写”开始，从不懂到懂得，从习作到成熟作品，在持续不断的练习中，留给后人一个如此勤奋而自知的形象。

在张新颖的理解中，1931年和1932年对沈从文特别重要。1931年，父亲在家乡病逝，徐志摩意外去世，胡也频被国民党秘密杀害，还有其他朋友也遭遇不测。经历了一连串的变故，张新颖认为沈从文不知不觉地发生了变化，不再沉溺于恶劣的心绪而无法自拔，不再那么自我感伤，不再那么自怜，脱掉了青年时期的紧张而脆弱的浮表外皮，坚强沉实的本性越发清晰，人显得开阔健朗起来。1932年，年仅30岁的沈从文完成了《从文自传》。名曰自传，实则是一份经过省察的成长记录。正是因为年轻，沈从文尤为真诚，直面自己过往经验的来路。更重要的是，这份自传展示了沈从文的文学观从模糊感知、渐渐清晰和最终建立的过程。张新颖认为，因为这份自传，沈从文得以沿着自己生命的来路去追索，在这个过程中重新发现了自己区别于他人的地方，找到和确立了自我，这才是过去的经验和历程有意义的地方。不断面对自己，省察自己，最终认识自己。三十而立，沈从文正式完成了这一步骤。

在遭遇精神困顿的时期，沈从文通过写作整理自己、消化压抑，也辨析何为好的文学，何为美的感受。结论是“一刹那间被美丽所照耀、所征服、所教育是也。‘如中毒，如受电，当之者必喑哑萎悴，动弹不得，失其所信所守。’美之所以为美，恰恰如此”。这种美又是什么？沈从文这样解释，“一片铜、一块石头、一把线、一组声音，其物虽小，可以见世界之大，并见世界之全”。这种美代表一种最高的德性。沈从文的精神图像得以完成。张新颖从历史材料中剪辑、捕捉，重新叙述，不仅使之焕发光芒，而且有助于我们理解后半生的沈从文何以从古文物研究中找到精神支撑，那不是一时的策略，而是素来已有的知念。那些瓶瓶罐罐和服饰，不就是一片铜、一块石头和一把线么。

作为作家的沈从文是清醒的，作为朋友的沈从文是热忱的。面对师友，他又是一个感恩的“乡下人”。早年为营救朋友胡也频奔波不停，写文章为丁玲呼吁许久，成名之后对青年朋友也是关爱有加。对当年帮助他的师友，沈从文都铭记于心，常在文章中提及。得知徐志摩飞机失事罹难，沈从文连夜乘车赶赴出事地济南，去吊唁挚友。五十年后的1981年，沈从文还能历历在目地重述当年前往吊唁的不堪情形，足见一份深情埋在心底不曾变化。在他的心目中，“觉得相熟不过五六年的志摩先生，对我工作的鼓励和赞赏所产生的深刻作用，再无一个别的师友能够代替”。对遭受友人的误解和指责，沈从文也隐忍于心，无意进行辩解。

这勇敢的、勤奋的、感恩的和在困顿中建立自我认知的沈从文，是张新颖的叙述给我的启示。张新颖还特别提及，沈从文身上日渐清晰起来的自我和关于美的认知，不只关于文学，还关乎生活，也即关乎一个人的生命态度。张新颖写沈从文的日常生活，特别是他在西南联大的那段生活，怀着耐心，一笔一笔地写日常，有窘迫，有艰难，又有希望。将日常生活、写作、教书和家庭生活全部糅合在一起，在战争、流离等种种聚拢起来的独特时空，张新颖的笔很稳，隐然间有一种希望在，又带着一丝隐忧。通过这两部书，可读懂沈从文，也可读懂张新颖，这大概是最理想的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