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变迁如何改变历史的进程

1860年台湾开港到1895年台湾割日期间，茶、糖、樟脑取代原来的米、糖成为台湾的出口大宗，台湾的贸易对象也由之前的以中国大陆为主转而拓及全球。作者充分利用海关资料和日据初期有关台湾的经济调查资料，通过对茶、糖、樟脑三项关键性出口品的出口市场、生产及产销组织的分析,探讨了1860至1895年间台湾社会经历传统经济与世界经济互相激荡、历史重心北移、经济更加仰赖贸易、本土资产阶层崛起、族群关系变化等等社会经济变迁。

茶、糖、樟脑的出口市场

通过对茶、糖、樟脑的出口结构、出口量及出口价格的分析，可以看出茶、糖、樟脑的出口地区、其出口市场的竞争形态、其出口量与出口价格变动的特质以及其所以变动的原因。台湾的贸易范围，清初以大陆为主，开港以后则透过茶、糖、樟脑的出口遍及全球。开港以后茶、糖、樟脑的出口价格与出口量均呈增加之势，其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市场需求的增加，同时出口价格也受到银价贬值的影响而上涨。出口量与出口价格的变动的情形则深受市场结构及生产成本因素的影响，其中茶、樟脑的市场结构属于不完全竞争形态，供需较为稳定，出口量也最多；糖市场属于完全竞争形态，供需波动较大，出口量也不及糖。前种市场形态能使茶价和脑价可随市场需要的增加而上扬，而后种市场形态使糖价在长期趋势中趋于单位成本。

茶、糖、樟脑的生产

作者对茶、糖、樟脑的生产的产地、生产技术以及成本利润进行了分析。由产地分布可以明瞭1860至1895年间台湾区域别经济活动。由生产技术可以略窥这一时期台湾人民的经济活动以及西方经济力量是否造成台湾原有生产方式的转变。由成本利润分析可看出各产业的成本结构、利润差异以及生产要素有否业绩转移的现象。这一时期茶业和樟脑业主要分布于彰化以北地区，糖业则主要分布于彰化以南。清末台湾农家在茶、糖、樟脑的耕作和采伐方面，均采取多用土地、少用劳动力及资本的粗放经营方式，其加工技术仍停留于工场手工业水准，开港以后并未因西方经济力量的影响，而使生产方式有大幅度改变。茶、糖、樟脑三者的利润率，以茶业及1890年以后的樟脑业最高，糖业最低。就成本结构而言，则各业以劳动成本为最重要，其中茶工及脑丁的工资高于糖工。虽然茶及樟脑业的利润和工资均高于糖业，但糖业的土地、劳力、资金等生产要素并无明显转移到茶或樟脑的现象。或由于传统观念、技术问题、交通问题以及风险差异的存在，限制了南部劳动力向北部的转移，同时也限制了南部糖业资金的北移。

茶、糖、樟脑的产销组织及运输

作者通过对茶、糖、樟脑产品由生产到出口的过程中所有从业者间的关系，及产品运出的工具和路线的考察，对买卖关系、借贷关系、租赁关系、公会组织、政府扮演角色等问题进行了梳理。茶、糖、樟脑产销过程中均有许多中间商人，但部分商人已经能一手控制产销过程中的每一个单元。借贷关系方面，清末台湾的生产贷款不全来自银行，而主要来自产品购买者的预付款，容易产生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剥夺、债务人向债权人坏账的现象。外国资本在各产业中扮演的角色则并没有想象中重要，华商资本占据较大比重。土地所有形态方面，台湾北部茶农自耕农多于佃农，南部的租佃制则较为普遍。产品出口方面，外船因运费低廉、速度快、有保险，成为茶、糖、樟脑出口的主要运输工具。茶、糖、樟脑业之中，茶、糖拥有同业公会并统称为郊，前者为纯粹同业公会，以健全茶业本身为主要功能，后者亦涉及宗教、社会、文化、政治等事务，为高度功能普化的一个组织。政府方面在1870年代以前只知道消极课税，1870年代以后，对各产业则有积极的振兴，但比较偏重茶和樟脑。

茶、糖、樟脑对台湾经济社会的影响

作者重点讨论了茶、糖、樟脑三个产业如何造成台湾境内人地关系的改变、人民生活水准的变化、新的权势阶层的兴起、台湾境内不同区域之间经济力量的消长等几个问题。1860年以前，台湾的人地关系已经日趋紧迫。开港以后随着台湾贸易范围扩大，导致茶、糖、樟脑的大量增产，极大缓解了人口压力，不但扶养了台湾本身自然增殖的人口，也扶养了陆续由大陆移到台湾的人口。茶、糖、樟脑出口量的增加不仅为整个台湾的经济带来财富，提高了台湾人民的生活水平，同时也为政府带来了税收，使得清末台湾得有建省、修铁路、架设电报等现代化措施。北部地区的山区城镇因樟脑业和茶业开始兴起，靠山居住的客家人与漳州人相对靠海居住的泉州人得以改善其经济条件，缩短了不同籍贯社会地位的差距。随着对外贸易的拓展，与外商接触较多的买办财富迅速增加。另一方面，由于边区开发威胁到了原住民的生活领域，造成汉番冲突，地方豪绅通过协助政府抚番从而获得了茶和樟脑经营权。买办和豪绅取代原来的地主与郊商成为社会新贵。开港以前，台湾的经济重心主要位于南部。台湾开港以后，由于市场对茶和樟脑的大量需要，使台湾北部山区得以大举开发，其对外贸易价值逐渐凌驾于南部之上，又因为对外贸易系晚清在台政府的主要税源，台湾北部成为了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1887年台湾新设省的巡抚衙门设于台北，标志着台湾历史重心的北移。

总结

本书是林满红运用旧海关资料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一系列成果之一。早在1974年，林满红便开始利用旧海关资料撰写台湾大学历史学系硕士论文，也就是本书的前身《茶、糖、樟脑业与清末台湾之社会经济变迁》，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版本是作者90年代以后重新整理修订以后的结果。作者在利用《海关报关》及《英国领事报关》进行这项研究的同时，结合了若干经济理论，如市场结构分析、技术创新分析；在社会变迁方面触及自然环境、区域、族群与阶层等人类学关怀。这个研究成果是作者得以在台湾“中研院”取得研究专职的重要基础，也开启了林满红以海关资料为基础探讨与全球史与中国史关联的一系列研究。

本书是中文著作中较早能跳脱帝国主义侵略论而平衡讨论中外经济关系的一本书。作者通过茶、糖、樟脑产销的分析考察了1860至1895年间台湾社会在西方经济力量渗入以后所发生的变迁。作者指出商权方面最初由市场多为外商所开拓，因此初期茶、糖、樟脑主要商权均操纵于外人之手。但国人很快便利用自身的优势及时跟进，并掌握住商权。加工技术方面，外人虽多次尝试改变茶、糖、樟脑的生产方式，但最终还是未能改变台湾原有的生产技术。运输方面虽然外轮成为了茶、糖、樟脑的主要运输工具，但外人对岛内运输的改造其参与仍然十分有限。因此开港对台湾的影响主要是台湾的贸易范围因而扩大下的结果，外国资本在茶、糖、樟脑各产业中扮演的角色则并没有想象中重要，华商资本实际占据了较大比重，开港之后台湾的传统经济秩序并未因此发生很大的破坏或转变。

本书的另一大贡献就是以茶、糖、樟脑为切入点，从产业结构变迁的角度对19世纪末台湾历史重心北移的问题进行了新的解读。1860年以前台湾的经济与米、糖的生产为主，适合米、糖生产的平原又以南部居多，台湾的历史重心也一直在南部。1860年以后，北部生产茶和樟脑以供出口，茶和樟脑与南部主要出口的糖，又因市场结构和经营方式的差异，导致茶和樟脑的利润高于糖的利润。这种利润的悬殊，终于造成北部台湾的财富较南部快速增加。也因此，在台湾历史重心北移的过程当中，台湾北部的茶业相对于台湾南部的糖业，其彼此间的消长关系，实居关键性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