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写教科书与建构认同 ——评刘超《历史书写与认同建构：清末民国时期中国历史教科书研究》

陈非儿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

历史以碑刻、族谱、仪式，口语、童谣、影视，以及学术研究、教科书等等再现形式，无声地塑造了我们的历史意识与民族认同。很多时候，我们对此司空见惯，习而不察。催生我们对此产生反省的，既可能是面对相似又相异的历史意识的主体，也可能是经过相对专业史学训练，带着后现代主义史学的眼光，返照看似已成定论的“历史”。对于许多学生来说，教科书或是他们惟一能阅读到的书籍，甚或是他们第一且惟一的阅读机会。因此教科书所呈现的历史叙述，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成为一时、一地社会历史意识的温度计：其升降变化（内容的变化）及读者的记忆，似可提示特定时空下历史意识的变迁。

专业史学伴随着国家的兴起而产生，其功能是为国家疆界内多样化的民众，提供一种共同经历和集体记忆，塑造统一的民族身份和国家认同。刘超教授近著《历史书写与认同建构：清末民国时期中国历史教科书研究》（以下简称“本书”），即以历史教科书为文本，通过具体分析教科书对各主题内容的表述，讨论教科书的知识性质与历史教育的功能。作者认为（1）研究清末民国时期的教科书，不仅要注意政府教育政策的影响，更要重视编者自身的意志与作用；（2）这一时期历史教科书的编纂，主要是为了建构民族认同和政治认同。

一

教科书在近代中国所起的重要作用，引起学者们的广泛研究。在本书作者看来，教科书不仅是精英思想化到民间的重要途径，还是民众接收知识与民族意识的重要渠道，同时也是培养国家认同和塑造舆论的重要场所。（第2-5页）对于这样一种思想传播媒介与历史再现文本，已有学者从不同学科视角进行解读。在这一研究的早期，因缺乏教科书本身的史料，研究者多通过爬梳教育和出版史料的汇编，勾勒教科书发展的主要脉络。近些年来，石鸥教授所领衔的教科书研究团队，依托丰富的教科书实物，图文并茂地叙述了中国近现代教科书发展历程，并重点介绍了部分教科书，为不同学科、区域、专题教科书的后续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毕苑正是依托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晚清民国教科书的丰富馆藏，从历史学研究视角出发，聚焦“教科书”在近代中国的诞生，并考察其蕴含的文化价值。作者重点提示了近代西方教会、传教士以及日本在“催生”教科书中的角色，还将教科书的思想史与文化史内涵归结于“建造常识”这一点。若将刘超的研究与毕苑的研究对比来看，两者虽都是以教科书为文本的历史研究，但刘超的推进之处在于，其尝试回答：教科书建造了什么样的“常识”？以及如何“建构”“常识”？以历史教科书为例，具体展现了清末民国时期，历史教科书如何“承担近代国族认同和国民塑形的教育使命”。

本书共分为上、下两编计十五章。上编以教科书的编写为中心讨论知识生产。前三章分别考察了清末、民初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教科书编写，揭示了近代中国从译介日本教科书到自编教科书的过程，并总结各阶段教科书的特点。第四章和第五章讨论了历史教科书的编者群与出版方，指出编者的江浙地域色彩及以商务印书馆为中心的书局，控制了教科书的编写与发行，二者共同促成“地方性知识”的全国化。第六章具体以孔子叙述为中心，分析教科书中的历史知识如何反映社会意识。下编以教科书内容为中心讨论民族认同与政治认同的建构。第七章至第十章，分析历史分期问题、近代考古兴起、民族起源学说及中华民族观念形成四个议题，对民族认同确立及民族情感的影响。第十一章至十三章，以教科书中的清史、新文化运动的叙述及帝国主义话语的书写，具体考察在外患不断加深背景下，国民政府强化民族主义书写，试图将民族认同转化成对国民政府政治认同的努力。最后两章通过考察1920—1930年代的两桩“教科书案”，具体讨论国民政府对影响民族认同和民族情感之历史书写的控制情况。

本书的讨论启于1901年。这一年清政府实行新政，新式教育促使了新式教科书的涌现。随着1902年和1904年新学制的诞生，中国教育开始走上近代化，这也成为近代教科书编写与审定规范化的开端。从时段划分上看，本书虽然分为清末、民初及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三个阶段，但在具体讨论中则以1920年代中期，特别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实行“三民主义”教育为明显分野。在“党化教育”的方针下，历史教科书的编写呈现出以下特点：（1）总体趋势。教科书编写向着模式化方向发展并演化为最终的“国定本”；日益突出外国侵略的论述，并高扬民族主义与国家观念。（2）历史分期。“古—今”的观察视角逐渐被放弃，转而强调西力东渐下，中国融入西方的“中—西”视角，并以此赋予中国历史的现代性特征。（3）民族论述。1930年代考古学兴起后，“土著说”取代“西来说”成为中国民族溯源的主流论述；而通过强调民族融合，现代意义上的“中华民族”观念最终形成。（4）政治认同。通过批判“整理国故”运动的反传统，强调国民革命之于反对帝国主义的重要意义，从历史和现实两方面塑造民众对国民党政权的政治认同。

二

史料丰富是本书最大的特点。作者充分利用数据库资源，整理、爬梳了138种历史教科书，其出版时间涵盖1899年至1947年，学段覆盖高小和中学。其中不仅包括国人自编教科书，也涉猎早期日人编写或改编的教科书。作者在具体分析教科书内容的基础上，总结了这一时期历史教科书编写内容的阶段性特点：（1）清末教科书既强调维护君主专制，又包含倡民权、反专制的思想，培养爱国精神以及开通民智成为清政府与编纂者共同的诉求。（2）1922年新学制一改对日本的借鉴，而以美国为蓝本，注重文化史教学，发挥平民精神和培养世界意识。白话文书写和混编教科书在这一阶段颇为流行。（3）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党化教育”，使得教科书编写高扬民族主义，并逐渐模式化为国定本教材。作者对此三阶段的教科书编写的梳理，不论是对于将教科书作为研究对象，还是将教科书作为史料的研究，均提供很好的背景与特点介绍，有助于后来研究的整体把握。

“反建构”概念的提出是本书最重要的理论思考。作者并没有因史料的“盘盘囷囷”而迷失，在钩沉史料之上，提出了“反建构”这一值得探讨的历史观察。作者将“反建构”定义为“历史/民族的过去会对民族主义（建构）产生一定制约”。这一概念主要包含两方面的内容：（1）历史建构的相对稳定性。建构并非凭空产生，而必须要遵循一定的原则，依赖一定的历史事实，同时一旦建构就不容任意修改；（2）历史建构的“学理性”。学理性建构不断以质疑的方式冲击和削弱民族认同，动摇政权合法性的基础。作者以孔子形象塑造的讨论及“教科书案”为例，说明编者与政府之间建构与反建构的分合，已有历史知识的旧建构对新建构的制约。（第462-463页）在作者讨论的基础之上，我们也许可以对“反建构”这一概念做进一步的归纳和延伸：它既包含后出建构对已有建构的冲击，也包含学理性建构对政治性建构的冲击。前者强调的是建构的时序，后者强调建构的性质。而所谓的“学理性”建构其实质也是一种建构，以作者在书中的一例为证：吕思勉强调褒秦桧与贬岳飞的历史书写，即是包含了对当时军阀政治不满的影射。

对编者群和书局的关注是深化教科书研究的关键。作者在本书的开始部分，强调其写作思路为“把中国历史教科书看作一种历史叙述和一整套历史记忆，是根据时代需要制作的一种‘文本’或‘表述’”。（第19页）因此作者在第四章就详细考察清末民国时期，“制造”教科书历史文本的编者群，包括他们的籍贯、教育背景、职业等具体情况。在此基础上，作者分析出编者们所具有的地缘与学缘特点，进而提示教科书编写可能是一种“地方性知识”的观点。（第160页）在编写之后，进入发行阶段的教科书，则被以商务印书馆为核心的上海出版业所掌控。书局通过参与课程标准的制定，并借助其职员与教育部官员存在的类似“执事关联”（interlocking officership）现象，通过其构建的权势网络，“将地方性知识全国化，将个人知识大众化”。（第189页）既往研究主要考察政府政策和法令对教科书编写的影响，强调教科书是政府意志与政策的体现，作者提出编者群与出版方在教科书生产过程中的作用，令人耳目一新。

三

这本洋洋洒洒四十八万余字的研究著作，对深化晚清民国教科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而作者如果能在部分章节的改写和概念的使用上进一步斟酌，则本书将更加出彩。

鉴于本书的大部分章节已在正式刊物上发表（见本书“后记”），作者在择取已刊文章，以及考虑全书的完整性而增写的章节中，存在部分内容及格式方面的问题。如第四、五章由一篇文章拆解而来，这使得对教科书编者群考察的内容稍显单薄。表格的大量使用，本可以视为本书的一大特色，既可以展示作者的丰富史料，又可以直观表达教科书编辑与出版信息。而第四章近一半篇幅都是表格（表4-1第138-144页、附表4-1第160-168页），则使得其内容的单薄更加凸显。在笔者看来，对于表4-1的处理，可以概括表格的主要内容——历史教科书的编者，以江浙两省人士居多，其职业以大学教授和书局编辑为主即可。至于附表4-1在此处的必要性更低，完全可以放到附录起资料检索之用，或完全删除。第十二章是作者增写的部分，也存在以下两方面的问题。（1）第二节论述中的时间错置问题。“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这些教科书把传统文化的复兴联系到三民主义上，认为新文化运动有助于确立三民主义信仰……”（第362页）这句话暗示其后论述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教科书，其前论述为民国初年。而查其361页引用的未标明具体出版时间的四本教科书，分别出版于1929、1933和1934年，并非民初。鉴于作者所引教科书种类之多，并着重考察教科书在清末、民初以及国民政府时期内容变化，何妨在每处引用教科书时，均标上时间，这样方便读者阅读与比较（有的甚至连脚注都没有标明教科书出版时间，还得翻到书末参考书）。（2）在第十二章的前言部分，作者指出本章分析“学界如何认识新文化运动？国共两党如何叙述新文化运动？”（第351页）两个问题。这很容易让读者认为，作者将要比较国、共两党所编教科书中，新文化运动论述的不同。但作者在其后的论证中，似乎将学人的观点等同于教科书的观点；（第370-371页）且在第五节中，通过整合已有研究，而非教科书内容分析，来总结国共两党对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的阐释，有“脱离教科书的教科书研究”之嫌。（第371-373页）

本书所涉及的一些概念，在具体语境的使用中需要进一步斟酌。（1）有关民族、民族主义的论述。在本书中作者主要采纳徐迅《民族主义》（缺下注）的释义。众所周知，关于“民族主义”的解释众说纷纭，且不乏经典之见。在此，如作者能简单解释选择徐著的原因，或在具体讨论之前，对这一名词有一综合性的讨论似更妥当。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正向民族主义”（第211-212、308页）概念的使用中。至于民族主义的“内部因素”（第7页）是作者在分析教科书中清史论述后提出的概念，即“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研究一般都注意到外国侵略的影响，从本章的讨论来看，更要关注国内因素。”（第350页）然而作者并未给出这一“国内因素”的具体内涵。若按照作者的思路，或可将“内部因素”概括为，党国体制对民族主义情绪与认同的重视与争取。但是作者对帝国主义（第十三章）的专题考察，又明显地展示了外患对国内政权的压力，对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威胁。在这一内忧（军阀）和外患（帝国主义）背景下，“内”与“外”的因素并非截然分野，而是相互促进的，甚至外部因素对内部因素起了触发和扩大作用。因此，对影响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内”与“外”并不能如此单纯叙述。在此，若作者加强与海外中国研究学者的对话，包括费正清（John Fairbank）和柯文（Paul Cohen）等人的讨论，则关于教科书内容中的“内”与“外”因素的讨论将更加深入。（2）“地方性知识”。（第160页）这一概念由著名人类学家吉尔兹在研究异文化时提出，概指西方式的知识体系之外，所存在的各种各样从未走上过课本和词典的本土文化知识。作者在本书中使用这一概念，与阐释人类学的原初概念显然有别，作者应对此作出自己的定义，以免引起歧义。（3）认同与建构。作为出现在主标题中的核心概念，“认同”及“建构”并不是天然联系在一起的。在社会科学中，对认同如何产生的理论，除了“建构论”（constructuralism）之外，还存在着“原生论”（primordialism）和“结构论”（structuralism）两类。只是在建构论下，集体认同才被认为是经过人为建构而成的，强调的是成员的共同经验、记忆或是历史。作者在本书的写作中，自觉运用了后现代史学的概念与思考，在这一过程中，若能更加明确一些概念的内涵，或许能减少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一些疑问。

四

本书在如下三方面提示了后续的教科书研究。

一．教科书的编写研究。

王明珂在《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中指出，教科书作为人群共同信赖的典范历史与传统文化，它只是掌握知识权力的个人或群体所主张的“历史”与“文化”：国家以普及教育及教科书来播殖典范之历史、地理、政治、文化知识至每一国民的记忆中，以此塑造同质性的国民与国族成员（homogeneous nationals）。循着王氏反思史学的路径，在作者对教科书内容分析的基础之上，我们可以进一步溯源：教科书文本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具体探究教科书文本产生的社会情境及编者对教科书内容的选择与剔除等。作者在书中提到教科书是编者和书局共谋的结果，这一论断无疑正确，但是考察可以进一步深入。

据高哲一（Robert Culp）的研究，民国时期大量一流学者参与到大众出版活动是中国出版业的显著特征。这不仅是中国文化与地缘政治危机所导致的结果，也是学者们传统文化领袖与新学术规范制定者这一双重身份运作的结果。1922年新学制产生，一批崭露头角的学者知识分子加入教科书编写行列：蔡元培、胡适、冯友兰、顾颉刚、任鸿隽、竺可桢、叶绍钧、周予同、吕思勉、钱基博、何炳松等。因此，近代教科书的编写，特别是“国定本”发行以前，强烈的“个人色彩”是我们需要关注的特点。这一色彩既可能是学术思想观点的表达，也可能是政治观点的投射。对这一映射关系的考察，若以个案研究的形式，将当时的社会情境、编者的思想动态与其所编教科书的叙述对比来看，应能让读者获得更好的理解。

二．教科书的比较研究。

教科书研究中，同样存在着“比较的幽灵”，这样的比较研究是在文本生产与内容研究之外，“脱离教科书（文本）的教科书研究”。在一些历史学者看来，民族的历史是通过历史教育建构、记忆和传承的，历史教科书则是最重要的传承历史记忆的媒介。历史教科书所具有的官方性、权威性、正式性、普及性灯特征，将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深深地嵌入青少年一代的精神世界，因而它是格外重要的“记忆的场所”（sites of memory），是一个民族的“体制化的记忆”（institutionalized memory）。正是在这一前提下，近些年来中国台湾地区以及日、韩等国历史教科书的编写与使用，引发极大关注，堪称现代版的“教科书案”。如日本的藤冈胜信等人甚至鼓吹“教科书民族主义”（textbook nationalism），强调历史事实与历史教育的区分，引发了中、韩等国的强烈不满。相反，法德合编历史教科书则成为一个化解族群冲突的典范。因此，历史作为“悬在我们身后的星座”，为我们的今天定位和未来指航，究竟该如何“放置”及不断调整放置的位置，是促使我们进行教科书比较研究的动力。

三．教科书的传播研究。

当20世纪初新式教科书在国内蓬勃发展之时，东南亚尤其是新马地区的华校，通过五大书局（商务、中华、世界、上海、南洋）引进国内教科书，华校学生也因此接受了充满民族主义与爱国情绪的历史教育。1950—1960年代，有数十万的华侨学生（归国华侨学生，简称“侨生”），抱着建设社会主义的宏伟目标，投奔新中国。在已经出版的口述历史，以及笔者所作的口述访谈中，可以发现华校教科书尤其是历史与国文教科书对他们影响颇深。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王赓武图书馆近年来收藏了这一时期东南亚地区的华校课本，以新马地区国语、历史、地理等科目为主，计1069种2683册，堪称丰富。已有学者对这一批教科书进行了初步研究，包括出版概况、编写方针及侨居国政府对教科书的管控等。在本书启发下，我们或许可以进一步追问：华校教科书编写是否有南洋色彩？教科书如何在南洋华校中发行？教科书中的民族主义与情感是如何传递的？侨生们对教科书的印象如何？等一系列问题。对于石鸥先生所提出的教科书研究的困境：当时师生使用教科书情况的阙失，几乎无法从师生的角度来评判教科书质量。我们也可以通过口述访谈，获取作为教科书读者与信息接收方的反馈，并以此评估教科书的影响。从这一角度来说，本书对近代中国历史教科书的研究，启发了华侨史研究的新视角与新路径。

有学者认为，教科书最能代表一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和精神状态，因此分析教科书文本是了解某段历史的重要途径。而教科书的历史叙事也会随着民族和国家叙事的调整而变化，以适应国内社会转型和全球均势发展。如此，过去的行为需要新的解释，教科书的改版与新编将永不停息，而教科书研究也永远在路上。由此言之，刘超教授的这一研究，正式奠定中外教科书研究的一大基石。

本文已刊发于《中国社会历史评论》，2018年第20卷，第254-2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