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一册 问题六个

《历史是什么？》是卡尔1960年在英国剑桥大学特里威廉讲座演讲的结集，它并非一个“历史票友”抒发感情遐思之作，而是根植于卡尔个人经历以及当时英国的社会背景对历史的深刻思考。卡尔并非一个专职历史学家，他早年在英国外交部任职，任职时间刚好在“20年危机”之间，他曾参与凡尔赛会议，参与对德和约的签订，以及参与英国政府对苏俄的接触。从外交部离职后，他开始专注于对苏俄史的研究。这些经历使他对国际政治的本质和对历史的思考有不同于一般专职历史学家的视角。这本书的初稿完成于1960年，大英帝国还未从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反殖民运动的打击中恢复过来。英国社会那种悲观主义也影响到历史学界，历史学界出现怀疑主义和绝望主义浪潮。根植于这样的背景，卡尔想要回应的是“因果关系与偶然性、自由意志与决定论、个人与社会、主观与客观、乐观与悲观”之类形而上的历史哲学追问。卡尔分六次演讲侃侃而谈。

在第一章《历史学家和历史学家的事实》里，卡尔首先问答什么是历史事实这个根本问题，然后指出了历史学家的职责所在。我们通常说的构成历史框架的基本事实并不等于历史，它们只是历史的原料。并不是所有关于过去的事实都是历史事实，或者过去的事实也并没有全部被历史学家当作历史事实来处理。“只有当历史学家要事实说话的时候，事实才会说话：由哪些事实说话、按照什么秩序说话或者在什么样的背景下说话，这一切都是由历史学家决定”（P93）。也就是说，只有被历史学家选中的事实才有可能成为历史。而这一选择根植于历史学家的“先验”经验。那么历史学家就承担这双重任务：一方面，要发现少数意义重大的事实并把他们转变为历史事实；另一方面，把许多影响不大的事实当作非历史加以摒弃。这意味着，历史学家的任务不在于无差别的记录，而在于有选择的评价。这种评价需要历史学家的想象力，以透视研究中的人物和事件，把握其行为背后的逻辑和原因。除了评价，历史学家还必须要把他所评价或解释的事实生动地描述出来。在卡尔看来，历史学家是沟通过去事实与现在的桥梁，他对历史学家理应发挥的作用寄予厚望。正如他所说，“历史学家的作用既不是热爱过去，也不是使自己从过去中解脱出来，而是作为理解现在的关键来把握过去、体验过去”（P110）。但同时，卡尔也不忘提醒我们要注意两个危险。第一个危险是，过分强调历史学家在历史编撰中的作用会从根本上排除历史的客观性，即认为历史是历史学家制造的；另一个危险是强调以现实来理解过去会陷入实用主义的陷阱，而无法坚持正确的解释标准。

在第二章《社会与个人》里，卡尔阐述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伟人在历史中的作用，以及历史学家作为个人在历史中的角色。卡尔认为个人不可能脱离社会存在，但人的自由意志又不是机械臣属于社会或者政权，问题在于历史的叙述何种程度上是个人的身份，何种程度是社会的影响，历史在何种程度上是个人的历史，在何种程度上是社会的历史——归根结底，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但大多数个人的表现却以社会这样的集体面目出现。那么伟人在历史上起什么作用？卡尔认为，“伟人不是现存力量的代表，就是向现存权威挑战，并协同创造那股力量的代表”（P145）。就像克伦威尔、列宁这些人，他们是社会力量的产物，也是社会力量的创造者，他们依靠社会力量推动历史进程。那作为个人的历史学家呢？是否能脱离社会而独立存在？卡尔认为，历史学家是历史的组成部分。“像其他单个的人一样，历史学家也是一种社会现象，他不仅是所属社会的产物，而且也是那个社会的自觉或不自觉的代言人”（P123）。因此，卡尔告诫我们，看待历史学家，必须先掌握历史学家本人的立场，而历史学家的立场更至于一个社会与历史背景之中。不知历史在变化，历史学家个人也在变化。此外，卡尔还告诫历史学家们，虽然历史学家无法脱离社会而独立存在，但历史学家应该对自身所处的环境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应该尽量超越自身所处的环境。

在第三章《历史、科学与道德》里，卡尔分析历史与科学、历史与宗教和道德的关系。在这一章里，卡尔以五个问题作为切入点。首先，卡尔批驳历史研究特殊事物，而科学研究一般事物的观点。卡尔认为，历史跟科学都是发现一般规律的学科，虽然历史学家研究的是具体的事件，但其意图也是挖掘具体事件背后的一般性规律。第二，关于历史是否存在教训的问题。卡尔提出，“向历史学习从不仅仅是一种单向过程。根据过去研究现状也意味着根据现在理解过去”（P163）。意思是，历史有教训，但从历史中得到什么样的教训会根据历史学家个人经历和他所处的具体环境而不同。对过去的理解是离不开现在的背景的。第三，关于历史的预测。卡尔指出，正如万有引力，并不预测哪个苹果会落到地上一样，历史学家也不能预言特殊事件。但是，这并不代表历史没有预测作用。历史是一般性概括，可以对未来的行动提供一般性指导。第四，关于历史研究的主体和客体的问题。这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分界线，因为对于社会科学来说，主体和客体属于同一范畴，并且彼此互相作用。历史作为一门社会科学，难以避免带有相对性。第五，关于历史与宗教、历史与道德的问题。卡尔花了很重的笔墨来谈论这一问题。卡尔指出做一个严肃的历史学家与信仰上帝可以并行不悖，但把上帝视为历史根源，或企图借助上帝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并不可取。历史与道德的关系更加复杂。卡尔提出，历史无法回避道德判断，但历史学家不必对历史人物的个人私德多加针砭，而要进行道德判断的对象是过去的事件、制度或政策。但是，道德判断是没有明确标准的，“事实上，我们的道德判断是一种在概念框架内运作的判断，而这一概念的框架本身也是历史的产物”（P179）。既然标准都是不明确的，我们该怎样进行道德判断？卡尔提了个建议，即避免以“好的”、“坏的”这类绝对词语，使用“进步的”、“反动的”这类比较性词语，把进行道德判断的对象放在具体的社会和历史背景里，根据他们对彼此的关系来定义。

在第四章《历史中的因果关系》里，卡尔对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并对如何抽离出因果关系提出自己的见解。决定论者认为每个事件的发生都有一个或多个原因，除非原因发生变化，否则事件就是必然发生的。卡尔对此的态度有些模棱两可。一方面，他认为如果人们的行为不是由可以确定的原因决定的话，那日常社会将是不可能的，所有研究也是无意义的了。另一方面，他又说，“人类行为即是自由的，也是决定的，这要看从什么样的角度考虑人类的行为。具体在实际问题上也有所不同”(P194)。他提出要判断行为到底是由外在压力还是内在个性引起，却回避了最原始的问题——如何判断？自由主义者则认为，历史就是一连串的意外，一系列由偶然巧合决定的事件，历史归结于那些最偶然的原因。马克思也对历史的偶然性做出过解释，其认为偶然性并不能改变历史进程，但能“加速”或“减缓”历史进程。然而，卡尔似乎对偶然性的作用不以为然。他在书中指出，“严肃的历史学家通常的做法是，指出迄今为止被认为是偶然的某些事情，在根本上并不是偶然事件，可以从理性的方法解释，从宏观意义上看也是适合事件的更广泛模式之中”（P202），“只要这些事件是偶然的，它们就不能进入任何历史的合理解释之中，也不能进入历史学家的重大原因的等级序列之中”（P203）。因果关系是纷繁复杂的，有一因多果，有一果多因，历史学家必须做出选择，从大量的因果关系中，抽离出具有合理解释和说明能力的因果关系。

在第五章《作为进步的历史》中，卡尔阐述自己的进步历史观，或者说是历史乐观主义。卡尔认为，历史中的进步依靠的是获得性财产的转移，这些财产包括物质财富，也包括人控制、改变和利用自然的能力。历史的进步没有限定性的开始也没有限定性的结束，更加不是一种线性的运动，历史有进步也有存在倒退。不同人、不同国家或地区的进步或倒退也不是同步的。卡尔还指出，倒退的根源并不是人的能力的衰弱或是道德品质的堕落，而是各大洲、各个国家、各个阶级之间权利平衡的变动而造成的冲突和混乱对人的能力和品质提出更严峻的考验，同时限制和阻碍了人获得的成就。这一章是卡尔对当时英国历史学家怀疑主义和绝望主义浪潮的回应。正如卡尔所说的，“我们自何处来的信念与我们正向何处去的信念紧密相联。一个已经失去自信自身有能力在未来中取得进步的社会，也会很快不再关注自身在过去取得的进步”（P237）。本章末的结语更加振奋人心，“现在我返回到我的起点，宣示我对社会未来的信心，对历史未来的信心”（P237）。

最后一章《扩展中的视野》里，卡尔提到历史概念在深度和广度的变化。在深度上，历史概念的变化根源于理性的扩展。现代世界用革命的方式拓宽斗争的内涵，理性不但用来理解周围环境，用来理解人自身，也用来意识理性自身。“现代人的自我意识到达前所未有的高度，因此对历史的意识也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P241）。在广度上，历史学的发展也在于“历史世界”的范围发生了巨变，局限于两希、罗马或者欧美的历史是远远不充分的了，亚非拉的“边缘历史”终于被纳入历史的视野。哥伦布在500多年前发现新大陆，在500年后欧美的历史学者终于发现欧洲中心主义的局限，在思想层面上再次发现亚非拉的新大陆。从欧洲中心荡漾出来的波澜，在欧洲以外的世界激荡成惊涛骇浪，又回流影响欧洲，这样的状况不能再被忽视。理性的自由的科学的扩张，让欧美历史视野之外的群体和阶级在历史中显现，被侮辱的被伤害的弱势群体终于拥有某种话语权。历史的进步还在于，人类从地区史到全球史拥有更宽大的视野，从观察本地区本民族的历史进程，转而考察全世界各个民族对于人类共同命运所做出的贡献和程度。

如果把历史看成是一把天平，天平的两端装着事实与价值、必然性与偶然性、过去与现在、个人与社会、主观与客观。天平总在摇摆，但历史学家必须小心翼翼调整好天平的两端，使天平达到平衡。历史是什么？治史读史的意义何在？《历史是什么？》这本书对于回答我的问题无疑具有启发意义。但它也存在模糊，例如对价值判断的描述。历史没有终点，对于这些问题的追问也不应该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