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章述评(二):主体的退场

文学与语言
米歇尔·福柯
文学位于语言和作品之间,居于三角形最上面的那个顶点,它使得文学作品这个语言内部的型构或曰空间成为可能。
既然文学占据了一个顶点,就说明它无法被化约为其他两项。谈论文本就自认为在谈论文学的本质时,无疑犯了一个错误。文学不是语言或作品,不能仅仅通过对后两者的内部分析就完全理解文学。
没有任何一部作品能等同于文学,但每一部作品都同它的本质相关。然而,没有哪一个词语有资格被称为“文学的”,词语仅仅是词语而已,作品不能途经词语就抵达文学。作品作为文学唯一的显现方式,文学的拟像,违背着篡改着文学。文学的转向,作品历史承继关系的破坏,揭示的便是这一点。当作者意识到关于文学只能以说“否”的方式说“是”,当他们唯有制造文学的碎片才能涉足文学连续性的河流,僭越就发生了。
在僭越使得文学碎片化的同时,另一种趋势,即死亡的趋势,维持着文学的连续。尽管没有一部作品是完备的文学,但它们构成了文学的陈迹,构成一座图书馆。在这特定语言的死亡时刻,作品之语词化为遗迹的一刻,人们收到了文学发出的强烈信号。
把语词置于中心,也就是把写作置于中心。但这时候的写作不再是内容与修辞二元并立的写作,修辞消失了,全部的问题成为语言的问题,而语言就是作品自身的形式。于是作品和文学的相遇,变成了作品和镜中空间的相遇,也就是和拟像的相遇。
这样的相遇如何发生?我们可以看看普鲁斯特如何在《追忆似水年华》让作品趋向自身,趋向文学的拟像。 “ 然而现在才动手还来得及吗? ”,这是小说最后章节的一句话。此处读者发现作品竟然开始于它的完结处。在复杂的时间层次之中,普鲁斯特展示着他将如何抵达这部作品,抵达于其尚未开始,即将开始的一刻。而这同时也就是作品抵达文学之拟像的方式。
考察更早的作品,可以更清楚地揭示此处表明了什么。过去的作品言说的乃是原始的沉默语言,那部天地的大书。“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上帝早已言说过的语词,文学试图再次言说,于是发明了整个修辞体系。然而从19世纪开始,文学转向言说自己的语言,即自我指涉,自我重复,言说的对象从天地之书改成了文学之书。文学开始言说自身。
这种转向无疑与语言本身有很大的关系,因为语言是这个世界上唯一可绝对重复的事物。自我言说即是语言的重复形式在写作这项活动上的体现。对此进行分析就导向了文学批评的另一种形式:对文学自我言说的分析。
此种分析关注的核心是符号体系,这个体系又可以分为几个层次:第一层是文化的,第二层是语言的,第三层是型文本,最后一层是作品内部嵌套式的自我蕴含。
最后一个待分析的问题是文学语言的空间。语言从功能上来讲是时间的,但从形式上来讲毫无疑问是空间的。这里提出了三个可观察的角度。其一是文化意义上的空间,即艺术或人文上的空间趣味在文学作品中的体现;其二是作品内部的空间,这不是指叙事线索的分合,而是指作品内部某种价值指标的升降导致的运动,好比音调的起落;其三是语言自身的空间,这涉及到语词意义的遮蔽和显露,此处我们接受语词引发的空间变化,一种由特定符号引发的开放和封闭感,好比观众同意舞台道具象征性地分割空间一样。
自我指涉的转向之后,文学中只有一个言说主体,那就是书。经由无休止的重复,文学的本质开始显露出来:它是书的拟象。
文学的自我指涉可以用来批驳几乎每一种二元论:主体和客体,事实和价值,身体和心灵等,其矛头最后指向的是二元论的核心病灶——主体之迷思。在这篇关于文学的讲演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宏大计划的冰山一角:从世界的中心将传统形而上学的那种主体彻底驱逐。
从科学到文学
罗兰·巴特
区分科学(本文特指社会和人文科学)与文学的并不是通常认为的那些次要特征,诸如内容、方法、道德规范和表达方式等,凡为科学具备者皆非文学所缺。
如今能作为界定标准的是同语言的关系。对科学而言,据说其问题和信息是先在于语言的。语言只是科学的工具,并力求以中性透明的形式服务于科学。相反,在文学中,语言不再只是表达“现实”的工具,语言就是文学表达的内容本身,此即文学的自我指涉之转向:19世纪以来的文学对过往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实在”提出挑战,或至少是一种挥之不去的扰乱。
也就是说,科学回避语言,语言只是其不得不采取的外部形式,而文学呈现语言,语言就是文学存在之地。对于结构主义者而言,文学是首要的适宜研究的对象,因为对语言结构的揭示直接可以通达文学结构的实质。但是科学拒绝像文学那样为语言所暴露,因为科学力图在语言之外树立一种特殊代码的地位,科学本身将作为诠释其他东西的元语言,而这正是结构主义要取消的特权。
学者似乎可以把自己排除到科学话语之外,本质上是试图排除由语言构建的主体。如今,主体在文本中的地位不再是一个外在的实存者,而是仅仅由话语展现的一个意象节目的效果,作品的主体仅仅存在于语言之中。而科学仍然想给人造成这样一种印象,那就是科学话语之主体的客观性和严格性是不受这个重大转变影响的。写作是驱散这种不诚实的唯一手段,它将有机会使科学审视并意识到自身的言说主体的基础何在。在人们不再相信鬼魂的时代,实在论阴影笼罩着的主体却试图自足于语言之外。
值得强调的是,只有写作能够整体地实现语言,只有它能够去中心化地实现语言的各种代码。内容与推理的过度真理化将制造一种父权式的恐怖,也只有写作能够拒斥这种专制倾向。
最后还有一个关于“愉悦”的问题,即语言的愉悦如何为它的代码所呈现。假如科学话语放弃一种反愉悦的特权,并不再认为这个词会损害自己,那么这一曾为修辞学(目前它已然瓦解)认真探索的领域,将不再被科学拒之于千里之外。
结构主义将树立语言的主体地位,它试图由此获得文化的元语言地位。然而目标不会仅止于此,结构话语要使自己最终完全同质于它的对象,而结构主义归根结底是一种简化的方法,所以距离这个最终目标尚有一段距离。
这里浮现的是一种整体的写作,科学同语言关系的改变将使它变成文学,这种广义的文学将写出它知道的一切,它将拒不接受任何不在场证明。
文字涂抹地
雅克·拉康
在这篇充满文字游戏的文章中,有句话或许可以作为理解作者用意的入口:文明即是下水道。这里无疑指的是城市文明,数千年来下水道的畅通一直攸关于城市的正常运行。这句话单独看起来似乎只是陈述着历史事实,然而在具体的语境中却引出了本文最重要的阐释对象——文字,或者说是化为垃圾的文字。如果再注意到作者的另一个论断:语言是言说之人的栖居之处,那么这篇晦涩难解的文章的叙述逻辑或可浮上水面。
重新整理的逻辑涉及一组同构关系:城市-下水道-垃圾和言说之人-精神分析-文字之间的同构。正如城市的运转需要消耗原料并产出垃圾,言说之人依赖着语言所造的幻想并不断经历文字之垃圾化。
言说之人的无意识试图凭借语言来摆脱沉默,人的欲求和关系是对无意识的翻译和对象化,或者说是语言建构的一种幻想。拉康的精神分析突破了弗洛伊德的原始理论,无意识不再是混乱无序的海洋,它具有自身的结构。探察个体对无意识结构的特定翻译方式,有助于判断幻想是否同言说之人达至协调。然而唯一可供考察的仍然只有语言,无意识本身总是沉默的。文字是语言的构件,一切幻想由此生发,同时也因为幻想和人之间变动不居的关系,文字总是面临化为垃圾的风险。
如果这些为语言所建造的欲求和关系就是言说之人的全部“内在状态”,那么言说之人也就全然可以被语言表达,或者说他的本质就存在于语言之中。作者反复提到日语的例子,这种语言中头尾词缀的高度复杂使得言说之主体不再被简单定位在某个代词上,而是扩展到整个句子,于是主体似乎消失在了语句中,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外皮”。事实上,作者如果了解印第安人的语言,或许会觉得更加切近其原意。据说某些印第安语言每句话的词数寥寥无几,因为在词语上可以不断地添加词头和词尾,最后再也分不出言说者居于何处。
言说之主体化为空无的巨大外皮可以视为一种启示:幻想从本质上讲就是不稳定的,词语是一根钓钩,无法事先预计会从无意识海洋中钓起哪一种鱼。就算我们费尽心机,充其量也只能寻到“主体”的片刻残影。这里我们再次看到引入城市为喻的意义:城市需要下水道来容纳和排出垃圾,而精神分析就是语言的污水工,对于那些垃圾化的文字,那些言说之人不能继续与之相容的幻想,精神分析指明了一条心智上的下水道,提供了一个觉察和排放的可能。
逃逸的文学
吉尔·德勒兹
在这篇讲稿中,作者批判了一种文学现象:作者无可救药地陷入到意识形态、历史、文化和社会的固有结构中,作品当中充斥着关于某个特定时间段的陈词滥调。
从这滩死水中被捞上来的臭鱼烂虾是一群逃跑者与骗子,前者恐惧现实,于是无休止地梦想过去,后者把对原有结构的重新诠释和占领粉饰为叛逆。无一例外,他们都醉心于阐释,而这个词被作者斥责为魔鬼的别名,他们试图将任何新鲜事物吸收进原有结构中,假装世界在膨胀。事实上从头至尾存在的,只是谎言和自欺对衰朽的能指结构耍的可怜把戏而已。
可以说认同与距离是这里出现的两大精神疾患,前者如婴儿渴望母亲关怀,后者则祈祷冷漠专业的医生赶快到来。事实上,这两种疾患是同一种病的不同表象:在渴求认同的动机驱使下,一个歇斯底里,另一个则破罐破摔。总而言之,自我无法照顾好自己,它担心自己会在床上冻死,所以盼望有人随时帮忙盖被子。
逃跑者和骗子无法进行感受与碰撞,对遇到的东西他们只会忙着翻动残破的旧字典。事实上并没有相互认同,只不过是一种观念借助两个人的头脑上演自恋狂的独角戏。寻找自我的同类是一个浪漫的胡说八道,最后获胜的只有那些陈年旧货,它又多了一个头脑作容器,或者说是一套巫毒咒语依靠无性生殖滋生蔓延。不抛弃“渴求认同”这个思想瘟疫,就无法真正运用理性,也无法真正运用感觉,也就无法去爱。
自我之间产生交集只可能发生在一种时刻,即悬置原有结构之后的开放时刻,拥抱最恨和最爱之间所有可能性的时刻。这里毫无疑问存在风险,因为真正属于创造的时刻皆是如此。
每个人都要承担自己的后果,做到这一点有时并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