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如其人的別種體現

本集收陳寅恪先生與親、友的書信，與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出版的《錢穆先生書信集》相較，本集中言及讀書、治學的內容較少，原因蓋在於，錢集所收多為與學生往來信件，而陳集所收與學生往來者少，大多是同輩，其中尤以與傅斯年往來信件為多。我本是抱著學習讀書治學經驗來看的，就這一目的而言，並沒有特別大的收穫。

本集所收書信，最易令人動容者，乃是國家危亡之際，“民生之多艱”。陳寅恪先生為大學教授，有任職的高校、教育部、史語所等機構援助，但猶困于貧病。觀其與傅斯年信，無幾封未涉及“錢”。以一有名望之教授，況且如此，普通民眾又將至何境地？此甚可哀憐也。

集中令人動容者，還有陳氏文稿遺失之不幸事。所謂“文如其人”，此語用來形容錢氏文章之命運與其人生軌跡的關係竟是那樣的貼切。陳氏之文與其自身一樣顛沛流離，著于戰亂流離之世，又毀於戰亂流離者不少。其在 1942年9月23日致劉永濟信中道及此事雲“蓋中年精力殫竭，絕無成效，所餘不經意之剩餘一種，苦復不及身寫成，則後悔莫及。敝帚自珍，固未免可笑。而文字結習與生俱來，必欲於未死之前稍留一二痕跡以自作紀念者”，在1955年6月1日致蔣天樞信中又言及“又有梁秩風君，買的弟遺失箱中之《論衡》一部，此書不過當時為填塞箱子起見，偶爾放置其中，實非欲帶此書也。當日兩箱中中文及古代東方文書籍及拓片本、照片幾全部喪失。此時身邊箱中原物，僅餘填補空隙不足輕重之《論衡》一種，可歎也。”從這些感歎中，不難感受到陳氏的悲痛與無奈。

此外，集中還有一些頗有意味的內容，如所收陳氏與傅斯年來往信件最多，但鮮有談學術的；所收陳氏與陳垣來往信件不多，但基本都是談學術問題，且從中不難看出陳寅恪對陳垣的推崇。又如陳寅恪對自己的評價“ 弟之生性非得安眠飽食不能作文，非是既富且樂，不能作詩。平生偶有安眠飽食之時，故偶可為文。而一生從無既富且樂之日，故總做不好詩。 ”又如在1932年8月17日給傅斯年的信中，陳氏抱怨“ 中國對子與中國語之特點最有關，蓋所謂文法者，即就其語言之特點歸納一通則之謂，今印歐系格義式馬氏文通之文法，既不能用，舍與中國語特點最有關之對子，而更用何最簡之法以測驗學生國文文法乎？以公當知此意，其餘之人，皆弟所不屑與之言比較語言文法學者，故亦暫不談也。……總之，今日之議論我者，皆癡人說夢、不學無術之徒，未曾夢見世界上有藏緬系比較文法學，及印歐系文法不能適用於中國語言者，因彼等不知有此種語言系統存在，及西洋文法亦有遺傳習慣不合於論理，非中國文法之所應取法者也。 ”蓋因陳寅恪主張以對對子為國文考試的題目，但引起了一些人的反對，遂造成陳氏不快。有意思的是，陳氏的這一番抱怨，應體現了他與傅斯年私交甚好，比較信任，同時也體現了他的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