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夷”的研究颇有启发

刘禾的书研究的是符号在跨语言的过程中发生变化，以观察帝国的碰撞，具体而言是近代中西方的冲突历史。现在我主要读了第一、二、三章。

刘禾说这本书是她在翻阅大量鸦片战争时期的外交公文时获得的灵感。在第二三章中，她选择了一个汉字中的“夷”作为论点，其实用她的方法论，外交公文中还有大量的词语可以作为观察的对象，但她选择了“夷”，因为她认为没有哪个汉字能衍生出如此丰富的历史。

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中禁止使用“夷”字的禁令，英国人在第51款中将夷用barbarian来表义，从而终止了这个汉字本来在汉语或中华文化之中的含义。在刘禾看来，作为中英文交叉的衍指符号，“夷/i/barbarian”所暗示的是大英帝国和大清国对峙过程中对中主权的象征和实际控制。

衍指符号是甲方语言的概念在被翻译成乙方语言的过程中获得的表述的方式。我的理解是，这个过程是一个不断再生的过程，在衍指符号诞生的过程中，两种语言会互相影响，新的翻译也可能会被旧的翻译影响，而这个过程恰恰是有遮蔽性的。在近来的阅读中，我认为如science从"格致"到"科学"的翻译，就是一个比较好理解的例子，而研究者需要揭示的，往往就是这个变化的过程（正如索绪尔认为，“词语的变化，是所指和能指之间关系的转变”）。

19世纪，对“夷”字的理解存在着多种含义，其一是“外国人”，如早前《华英字典》中将夷翻译成中性的foreigner，二是相对于文明人而言的“野蛮人”，这可追溯到1832年英国人对“夷”的抗议，以及后演变成官方禁令，三则是夷字本身在汉语和儒学中向来存在的多重、复杂的含义。就第三重含义，刘禾在第三章中分析了“夷”在清代的含义，其中雍正在《大义觉迷录》中对夷的解释既包含了满人统治的天命观，又包含了适合于满族的帝国想法的普世主义观念（方域之名），并且在乾隆时期也得到了重申。因此19世纪英国官员到达中国时，他们碰到的是两套帝国的普世主义意识形态的碰撞。在这一部分，刘禾的观点是，“夷”自古以来便是边界模糊的词语，它可以随着不同的意识形态需要被解释成不同的含义，而在19世纪的时候，“夷”至少并没有种族歧视的成分。

“夷”字被禁止后，它的幽灵“番鬼”“鬼子”依然存活在老百姓的俚语之中，随着中英战争的打响，“番鬼/foreign devil”取代了“夷/i/barbarian”成为英国人下一个需要与之搏斗的挑战其主权意识的词语。研究近代史时，我们可能更多地关注中西交流中中国人自己的心态，但在跨语言的研究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西方人的心态，这点蛮有意思。另外，在研究“夷”的流变之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刘禾对“支那/cina/china”这一关于中华民族自我认同的解读，虽然只是一笔带过，读来也很有启发，可以说刘禾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方法论，但是搭建起来的框架似乎过大，材料还不是很有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