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因他是纳博科夫

你可能没听过说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这个名字，但是你很可能听说过《洛丽塔》——20世纪最惊世骇俗的小说之一，以及很长一段时间内，“洛丽塔”三字所代表的禁忌之恋。这部小说让纳博科夫名利双收，几乎一夜之间从文坛名流变成了褒贬参半的畅销书作者，却也饱受争议、毁誉参半。但外界流言终究是他人主观性的评论，至于言语犀利、作风傲然的纳博科夫本人如何看待这一小说和他写作事业上的联系，纳博科夫则在本作《独抒己见》中直截了当得表明：我对涉及我小说的负面批评一点也不在乎，也不怨《洛丽塔》完全使我的其他作品黯然失色，这个神秘的小仙女有一种奇特和温柔的魅力。在回答《生活》杂志的采访时，更是无惧争议、无比自信得确认：在我所有的作品中，《洛丽塔》给我留下了最美好的回忆——也许因为这是我的一部最纯粹、最抽象、也最精巧的作品。

一千个读者有一一千个哈姆雷特，我们无需要和众多的争议之谈争辩个高下之分，也不应去苛求纳博科夫自身坚信的观点是否与我们的看法相称，让我欣喜的是，在纳博科夫繁密、深邃、抑或是高屋建瓴般具有门槛的文学迷宫之外，有这样一扇较为明朗的窗口——《独抒己见》，围绕关注着小说家纳博科夫已出版文学作品之外的点点滴滴：媒体访谈、致杂志编辑的信、未出版的文章选集，甚至是罕见的纳博科夫所著的鳞翅目昆虫学研究文本，虽然因其英文文本过于专业未作翻译，但昆虫——尤其是蝴蝶作为纳博科夫的心头之爱，将其收录在此也足见编辑匠心独具。

透过这扇窗口，稍微松弛一下在气质浓郁的《微暗的火》、《爱达或爱欲》中凝重的眼神，走入这到处迸发着纳式毒舌的新世界，为老衲不惧权威的妙语连珠喝彩，也被老衲不经意的神级幽默惹得忍俊不禁。面对BBC电视台对“《洛丽塔》一出版就获得惊人成功，您感到意外吗”的疑问 ，纳博科夫一言以蔽之，直击问题真实的根源所在：我感到意外的是这部书竟然能够出版。吐槽作家同行时，言语之犀利不留情面， 不知与纳博科夫对话的《花花公子》杂志编辑有没有被惊出一身冷汗：将陀思妥耶夫斯基形容为一个廉价的煽情作家，既笨拙又粗俗，他的（陀思妥）神经质的凶手和凄婉的妓女让人受不了——反正本读者（纳博科夫）受不了；连海明威和康拉德也被抨击：在智力和情感方面纯属幼稚，是“给孩子写书的作家”，在这两位作家身上，我借鉴不到什么。除此之外，伍尔夫、洛夫卡、劳伦斯等作家也都没有幸免于他的毒舌之批——二流作家。

而这些斩钉截铁的犀利妙语，又绝非访谈后媒体的二次加工。纳博科夫在序言中就禀明了自己接受采访的先决条件——问题必须书面递交给我，我进行书面回答，发表时一字不差保持原样。在访谈辑录成书时，他本人同样剔除了花哨的新闻噱头、炮制者添加的人情世故的虚假色彩等。如此这般，更不得不承认，纳博科夫的犀利到了极致，可谓是刻薄了。即使是身为当时炙手可热的知名作家，言语交谈间也仍不会为了维持形象说违心话，说批就批，敢言敢道，尽显一个昂扬独行、我行我素的高傲作家形象。

古往今来，大师级的作家何其多，清高自傲者也不在少数，但硬气高傲如纳博科夫般，对同级甚至更高级的公认文学大师都加以无保留的轻蔑之评，似乎并不多见。而少数愿意放低姿态的时刻，可能是在面对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卡夫卡的《变形记》等纳博科夫内心中的20世纪杰作时，他才会稍藏锋芒，收敛硬气，心悦诚服般得给与一个中立以上的评价。

但或许正是这种精神的硬气，铸成了他内心不懈追求的底气，支撑着纳博科夫在俄国十月革命后贫瘠的流亡生活中，在东西方文化政治思想强烈碰撞的层层打击下，坚持着生命中直到最后仍痴迷的除文学之外的爱好：探索蝴蝶奥秘。去美国的山地野外观察、捕捉蝴蝶，制作蝴蝶标本、发表昆虫学研究论文，他对蝴蝶生物得探索做出的努力，绝不比创作少一分一毫。“比起显微镜下蝴蝶器官的新发现和在伊朗或秘鲁的山里找到蝴蝶新品种所带来的欣喜，文学创作具有的快乐和报酬算不了什么。如果没有发生俄国革命，我很可能完全投身于鳞翅目昆虫学研究，根本不会写什么小说”。对蝴蝶生物奥秘的痴迷，还有对妻子薇拉的爱，也许是纳博科夫孤高的一生唯一能展露温情和柔和的两处信仰了。

没有薇拉的挽救就没有《洛丽塔》，也没有后来声名显赫的纳博科夫。 他一生品性虽槽点满满，但却从不流俗、盲目、对权威胆怯，写作风格和文学追求也从未向大众的品味低头。“如果读者的阅读也是一种劳作，那么读得越辛苦，效果也就好。艺术是困难的，容易的艺术是你在现代展览上看到的展品和涂鸦”，纳博科夫在回答“您小说的功能是什么”时如是说。这从侧面给了大众一个解释——纳式文字为什么从来都不能轻易的让读者得出“好读”之类的浅显结论。隐伏在他作品里密布交织的每一点文学意蕴，都足够让人深思良久。庆幸的是通过《独抒己见》这一扇窗口，这一方洋洋洒洒释放着纳式强烈个人风格的天地，我们能稍轻松、直接得，去感受到纳博科夫文学作品之外更多不为人知的秘密和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