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士锋：鸦片战争的起源和影响

香港——1840年英国与中国开战的原因涉及贸易、外交和国家尊严，而更重要的是毒品走私。英国官员试图淡化这一不正当的冲突根源，但反对者们给冲突起的名字却点明了两者的关联：鸦片战争。

结束战争的协议迫使中国开放了港口，并把香港割让给了英国。鸦片战争是中国所说的“百年耻辱”的开端，各国列强开始迫使软弱的中国政府割让领土、签定不平等条约。英法联军在1856年至1860年间对中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现任领导人习近平在呼吁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时，间接地提到了那个时代。

鸦片战争常常被认为是不可避免的。然而裴士锋(Stephen R. Platt)在他的《帝国的黄昏——鸦片战争及中国最后的黄金时代的终结》(Imperial Twilight Twilight:The Opium War and the End of China’s Last Golden Age)一书提出，站在那个时代的视角来看，那是一场极度反直觉的战争。在这部新作中，这位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历史学教授探究了战争是如何在不择手段的商人怂恿下爆发的。

在通过电子邮件的采访中，裴士锋讨论了鸦片战争的起源、及其在今天对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有何影响。

听到英国公众对战争的反对如此剧烈，令人吃惊。战争是怎么得以进行的呢？是的，鸦片战争在其所在的时代非常有争议，其程度远远超出我开始这项研究时的预期。对支持者来说，那是一个表述问题。他们否认战争与鸦片有任何关联，并声称战争完全是为了捍卫英国的国家荣誉，保护自己的同胞不受所谓中国暴行的伤害。但是，战争涉及鸦片是逃避不了的事实——所以它才被伦敦《泰晤士报》和其他报纸称为“鸦片战争”。对许多英国人来说，为了毒贩的利益去与一个一向与英国友好的国家开战，是一个可憎的想法。正如威廉·格莱斯顿(William Gladstone)当时在自己的日记中所写的那样：“我很担心上帝会因我们对中国的民族罪行对英国做出怎样的判决。”1840年春，主战派和主和派的冲突达到了顶点，双方在下议院就一个动议举行了一场大辩论，动议的目的是迫使发动战争的大臣辞职，从而阻止战争发生。辩论进行了整整三晚，充满激情的演讲有时持续好几个小时，但这项动议以极其微弱的差额未获通过。中国和英国之间缺乏相互了解，这对那场冲突有怎样的影响？不幸的是，在某种程度上，越是不了解对方，战争就越是行之有效的做法。当中国仍然神秘的时候，它被认为是一个统一的、高深莫测的国度。但是，当英国人开始了解大清帝国的实际情况后，很显然，它比想象的要弱，而且其社会中存在着严重的分裂。从表面上看，鸦片战争在概念上几乎荒谬：英国派了一支小舰队和只有几千人的军队，对一个拥有3亿多人口的帝国发动战争。但是，英国人从旅行者那里听到的消息给他们壮了胆，他们称中国商人希望与英国进行自由贸易，只是中国政府不让他们那样做——这基本上等于说，英国人会受到普通民众的欢迎。这样一场赌博，对上一代人来说是无法想象的。你的书还表明，了解对方文化的人能够怎样更好地互动，比如传教士、翻译家郭士立(Karl Gutzlaff)。但是，英国当时最了解中国的人也许是乔治·斯当东(George Staunton)，他是发动战争的关键人物。由此该如何看待这种知识的价值呢？

他们并不总把自己的知识用到好的目的上。拿郭士立的例子来说，他是那个时代最有才华的语言学家之一，结果给鸦片贩子当起了翻译。但是，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那个时代的事情提醒我们，所谓的专家并不总意识到自己知识的局限性。当他们自诩对一个国家了解得如此透彻，而这个国家却以他们认为不应该的方式行事时，他们可能会成为格外有敌意的批评者。几乎就像是他们觉得自己被背叛了一样。就斯当东而言，他直言不讳地反对鸦片贸易，并且曾经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是英国的良心之声。如果那是一部电影的话，本会有这样的一幕，他1840年在下议院挺身而出，谴责战争以及所有支持战争的人。但他做的恰恰相反。作为一名历史学家，看到他那样做令我心碎，但这正是让历史如此迷人的事情之一。有时，人们就是不按照你所期望的那样去做，这种情况的发生，让这些人性格的全新一面展现出来。英国与中国的早期外交将“磕头”这个词直接音译为kowtow引入到英语中来，“磕头”指的是清廷上朝拜皇帝的仪式。你写道，关于磕头、及其对未来关系的假定影响的争论并没有明确的答案。为什么这样说呢？在英国人眼里，磕头是一种国耻——从本质上说是他们的大使被要求在中国皇帝面前卑躬屈膝。对他们来说，要英国人磕头是中国傲慢和固执的极端象征。磕头甚至成为了鸦片战争的一种事后逻辑：有种说法是，英国不得不打这场战争，因为中国人拒绝以平等身份对待西方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鸦片战争之前，英国派往中国的使节，没有一位因为拒绝磕头而未能与皇帝见面。清廷在这一点上显得比英国更灵活。也就是说，在“磕头”问题上的情绪失控，实际上更多地反映的是大不列颠，而不是中国。无论如何，当时的一些西方观察家觉得奇怪，英国人凭什么认为中国应该调整自己的宫廷礼仪来适应他们呢。就像拿破仑所说的，如果英国人的习惯是吻他们国王的屁股的话，他们去中国时会要求皇帝脱下自己的裤子吗？随着我们进入一个美国与中国关系日益紧张的时期，特别是在贸易问题上，我们能从两个世纪前的事情里得到什么教训吗？19世纪早期，尽管中国和英国在民族文化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贸易仍是两国的共同语言。中国和英国的官员都认识到，合法的、光明正大的贸易是国际事务中的一个强有力的稳定因素。只是当政府过多地直接干扰时，尤其是当国家威望与贸易问题混在一起时，才会出问题。反之，如果任其自行其是的话，广州的贸易基本上是和平且有利可图的一次文明交汇。因此，或许今天要记住的教训是，经济接触是我们与中国关系的压舱石，我们对如何让政治介入其中应当非常小心。

王霜舟(Austin Ramzy)是《纽约时报》驻香港记者。

翻译：Cindy H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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