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雪村：我画文人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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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雪村，画家，曾为《人民日报》文艺部编辑。工作之余，他为众多文人画肖像，以独特的角度和生动的手法，捕捉了他们各具风采的面影。最近，他整理、挑选自己近三十年来创作的文人肖像，结为一集，并尝试为每幅画配写一篇随笔，在绘画之外，亦以精短轻灵的文字形式，回忆他与这些文化人的交往片断，为读者重现许多真挚细腻、耐人寻味的文化场景。《我画文人肖像》，是一部图文俱佳的随笔集，更是一幅丰富多彩的中国现当代文人的精神群像。
他的灯，也挂在了树枝上
在他晚年的《随想录》里，我看到这样一个巴金。
那是1965年6月，时任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的叶以群组织他写《评〈不夜城〉》的文章，他一再推辞，但最终还是答应了。因为他知道了那是宣传部的意思，当时的宣传部部长正是张春桥。
动身去河内采访前夕，他和夫人萧珊走到柯灵家，向他说明：“我写了批评《不夜城》的文章，但并没有提编剧人的名字。”此外，他什么也没讲，但已感到相当狼狈，虽讲不出道歉的话，可心里却有歉意。以至后来，他不愿意再看那篇批评《不夜城》的文章，甚至连文章的标题也一直说不清楚。
他还讲过自己在1958年大跃进时跟着别人说谎吹牛……运动中，他也曾跟在别人后面扔石头……
这些摘下面具、掏出良心的忏悔，让我看到一个少有的善良的人！
出于善良，他思考自己的软弱。他恐惧，他屈服了，选择了忍辱负重，就像他笔下的觉新，内心清醒、矛盾，所以痛苦；他又不是觉新，晚年，他不再沉默，当人们都表白自己是“文革”的受难者时，他要自我忏悔，要偿还欠债……
我曾从武康路的巴金故居向西，沿着梧桐树下的便道走向复兴西路的柯灵故居，想起巴金说过的：“托尔斯泰好像在路旁树枝上挂起了一盏灯，给我照路……”其实他也是一盏灯，在为活着的人照着路……
他活得——苦哩！
因为《人生》《平凡的世界》，因为“巧珍”、“高加林”、“孙少平”，我挤在一车嗓音瓮瓮的“哦”、“上哪搭儿”、“做甚”的老少爷们儿婆姨中，去了陕北的清涧、延川……
就想看路遥，可惜他走了。
我找到了路遥住过的土窑，在那个山沟沟里，还看望了他衰老的生父母和孤零的养母。
又脏又破的窑洞里，土炕上一领破席，地上一层黄土；除了电灯泡，没有值钱的家什——“哦娃——苦哩！”硷畔上还挂着冰柱，一条发白的土道，穿过沟底，延伸到远处的公路，又通往更远的县城。矮墩的大娘（路遥叫养母“大娘”）提着篮子，就从这条土道走到县城，给上中学的娃送去洋芋擦擦……
1991年，路遥回家时对大娘说：“你别怕，等我有钱了，就给咱修孔新窑洞，让你过几天好日子。”
“娃把哦哄下哩。”大娘坐在土窑前的石台边，大娘想儿哩！
我给矮墩孤零的大娘撂下三百块钱，心才稍安。
走在延川县城一条泥泞的碎石板路上，站在一孔孔窑窗的教室前，我看到了“孙少平”，看到了他眼里的嫌弃与怨恨，看到了贫穷的无辜和纯洁。
坐在一处朝阳的土坡前，听着一位盲人吼着嗓子唱起“人人都说咱二人天配就，你把妹妹闪在半路口”，我又看到了“巧珍”，又听见“高加林”在从城里回乡的山道上的那一声高喊：“我的乡亲们哪！”
还是在那个山沟沟里，遇见一个娃，他背着布袋子书包，站在一条沟壑形成的弯道上，正歪着脸蛋蛋、眨着毛眼眼好奇地望着我——这娃从哪来？他平常得就像这黄土塬上的一棵马兰草、一块黄土圪瘩，我又像看到路遥，看到他的人生。
从前，黄土塬上的光景呀——苦焦、凄惶。可那里也有麻纸上贴满的红红绿绿的窗花，也有山丹丹、兰花花和悠长的信天游……所以那里就走出了路遥，他在那个贫穷的地方，追寻到心灵的高贵与富有。就如他说的：“我们出身于贫困的农民家庭，但永远不要鄙薄我们的出身，它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将一生受用不尽。”
我常常想到路遥，他就是陕北，他就是高原！
“一切都是身外之物。”
“他喜欢安静，不大喜欢甚至怕电视台来访打灯光，可他又不好意思回绝人家……”林庚先生的女儿林容说。
他家在北大燕南园的边上，是栋老房子。他在这里居住了近六十年。1998年9月的一天午后，我走进他家。院子里种了些向日葵，还有一丛青竹。屋里的家什都是暗色的、老式的，墙皮的白也成灰色了……散溢着久远的隔世的味道，或像人说的，他是“喧闹时代的隐退者”。
听他轻轻地讲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旧事。“郑振铎最初办《文学季刊》是在自己家。丰子恺漫画的序是郑振铎写的，可以看出郑的为人。郑回上海后，编辑部搬到城里的三座门，主要是靳以在办……我毕业后给朱自清当助教，1934年到城里教课，到三座门去过几次，在那里常碰到沈从文、曹禺，曹和我是同班同学……季羡林，好像还有吴晗、燕大的冰心都给季刊写过稿。季刊的诗歌是我组稿，印刷在上海。北京是文化城，工商落后……清华的图书馆，一进门是大理石台阶，地板软软的，很漂亮，学生可以随便进书库……”
他散漫地讲着，我好奇地听着。
他曾写有一信，抬头是“雪村君”，仍是那种隔世的老派的味道。
他活到九十岁时，笑答朋友们的关心：一条是一切都是身外之物，再一条就是多吃胡萝卜，“可是现在胡萝卜的质量是越来越差了……”引起会意的笑声。
听着鸡鸣狗叫写小说
记得2010年3月中国作协在重庆召开第七届全委会五次会议，他作为副主席坐在主席台上。一散会，他一边拿出一支“咸阳雪茄”一边说：“憋坏了！”
看着他的一脸沧桑和背后索菲亚大酒店富丽华贵的水晶宫，感觉有点儿拧巴。
想象他脸上的那一道道褶痕，该是被黄土塬上的风吹皱的。
1942年，他生在关中农村，并在那里长大。二十年后他在农村小学、中学当教师，又在公社和区上工作，他说这让他进入了一个范围更广大的农民社会。四十岁后，他索性搬回祖居地——白鹿原。每天，伴着鸡鸣狗叫声，他文思涨涌……
他曾在我为他画的一幅肖像旁题写道：“魂系绿野躍白鹿，身浸滋水濯汗斑。”还在另一幅肖像旁写了句：“白鹿原头信马行。”
他说过，一个五十年都生活在农村的人，意向和感觉自然是农村，包括美好的和不大美好的东西，这种情感很难轻易改变，如果能轻易地说变就变忘得一干二净，这人可能就有肝有肺独缺了心。
漫画是骂人的！
老方年轻时说话啥样不知道，老了就是这样口无遮拦：“别人看什么顺眼画什么，我是看什么不顺眼画什么。”“我就画骂人的。”此话话糙理不糙，何况这年头，谁不是说好听的。
可说归说，你看那些利己小人、贪官孬官，在他笔下无不可憎又可笑。他的笔从不带脏字，而且每根线条、每个造型，都极富韵味与机趣。画《武大郎开店》，缘起他一段被压抑的经历，自古至今像武大郎这样的人从未绝迹。他把笔锋戳向那些唯我独尊、以权压人、嫉贤妒能的人，而幽默文雅的笔调又让人会心一笑。
生活中的老方，一个字：逗。一次，我请他写自己的闲章，他立马答应：“行，我一写出来，准逗！”然后又来一句：“我写好喽，到时一敲锣——‘哐哐’一响，你就来拿。”嘿，他拿我的姓抖了个包袱。一次上门，见他正吃花生，便打趣道：“您牙口真好！”他回了句：“反正牙也不是我的。”老方八十几时，还骑自行车呢。一次路遇，见他拄根拐棍儿，不由好奇，他便自嘲道：“我不拄棍儿，他们不把我当老头儿……哈哈！”
但了解老方身世的人都知道，他也曾饱经生活与政治磨难。正因他天性乐观，所以，他骂人也好，逗人也罢，皆怀善意，自然于人于世于己有益。怪不得他长寿，活到望百之年，还能写能画。这不，他儿子发来微信，上有老方新作《大肚弥勒佛》，旁有打油诗：“人生本来事就多，鸡毛蒜皮一大箩；谁有弥勒胸襟阔，笑看平地起风波。”落款：“2014年12月9日九七叟方成画并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