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为何有性别，以及其为何重要

贺萧教授的《记忆的性别：农村妇女和中国集体化历史》是一部以口述史材料为主、记录中国红色政权进行农业集体化实践过程中女性的角色变迁及其记忆形成的出色的历史作品。作者的问题意识来源于研究议程上的“空白”：在中共掌权、人民共和国建立的最初的十几年中占据国家战略中心集体化进程如何塑造了农村妇女对其自身经历和周遭的结构性变化的记忆，这些过往的经历和后视的记忆又如何体现了地方性特征，在前人的研究中都少有触及。然而作者的野心却并不止与此。在谈到本书的研究计划时，贺萧提到其试图解决的问题是“从地方层面上看，社会主义是什么？为了谁？社会性别在社会主义的形成过程中起了什么作用？”纵观全书，笔者认为作者给出了比较让人信服的答案：对女性而言，社会主义意味着社会性别关系的部分重构和妇女价值的重新发现——妇女从共产党意识形态宣传的“封建模型”中深居闺房的被动形象转变为社会主义集体化建设不可或缺的参与者，开始在社会劳动分工中承担起不可或缺的角色，虽然其贡献往往被国家及其男性干部所低估；社会主义对于改善妇女在婚姻关系中的地位、促进妇女劳动的多样化、加强女性与社会活动之间的纽带、为部分妇女干部和劳动模范提供政治上的上升空间，甚至通过引入更科学的生育技术和操作流程帮助妇女更好地应对生育风险，但社会主义下的妇女却在官方叙事中“隐身”了，她们在不同角色之间辗转切换的困难、应对传统道德和意识形态宣传之间张力时的进退失据和社会主义美好图景在实现过程中对女性的“压迫”和“盘剥”造成了农村妇女被政权塑造的“受苦”叙事往往不经意地从旧时代延续到集体化运动时期的悖论；社会性别是理解社会主义的关键视角，不仅仅因为妇女解放是社会主义规划中的重要部分，也因为社会主义蓝图下的理想妇女形象本身就暗藏着集体化中的多重悖谬：妇女既需要参与集体劳动，还需要为家庭劳动做出贡献；既要努力争取婚姻自由，还不能过度破坏传统“妇道”、造成社会不稳定；妇女要像男性一样积极投入建设工作（甚至做得更好），但却很少能得到公平的劳动评估和奖赏；妇女们持续地做出贡献、冲破原有的社会束缚，最终却几乎籍籍无名。

集体化时期的农村妇女的命运，以及她们理解自身命运的方式，都被社会主义政权的政策和实践所深深影响。这种命运和对命运的回忆方式之间的联系，成为了贺萧利用集体化时期解码社会性别在现代中国的意涵的独特方式。一方面，女性与男性在集体化时期的经历本身就并不相同——妇女对过去的记忆多以婚姻的开始与结束、子女的出生、劳动方式的改变与土地的归属相联系，这体现了社会主义集体化运动所未能完全吸纳的妇女的家庭生活中心；同时，妇女在集体化中承担的社会职责也和男性并不相同，社会流动的机会也并不一致。另一方面，女性对集体化时期的记忆也和男性不同，这和她们在改革开放后的经历密切相关：家庭作为社会的中心的重新出现，却是以当年维持家庭运转的妇女们为代价的；因此，面对婚礼代价的增高与儿媳赡养老人责任的减弱等现象，妇女们在叙述当前面临的苦难时，会和集体化时期自己的牺牲和付出进行对比，以体现自己经历的不公之处。

记忆并非对历史事实的完整、忠实的再现，这使得任何对口述访谈资料的运用都存在方法论上的局限和挑战；但除了对过去经历进行描述的内容之外，记忆由于受到其后的经历的塑造与影响，本身就体现了命运在个体身上留下的痕迹。因此，探寻记忆中的“真实”与探寻记忆形成背后的逻辑，对于历史研究而言就可能成为同样具有重要意义的任务：只有通过访谈、档案、媒体、官方文件和前人研究的对勘，更客观准确的历史才能得到书写；只有在理解了个体对某段历史的回忆方式后，研究者才能真正展现出政治与社会环境对生命轨迹的改变。事实性的历史与回忆性的历史之间的缝隙不仅仅是“错误”，其本身就是发生了的“事实”；关照历史记忆的形成机制，是将片段化的历史融入到更宽广的历史时段进行理解的一个有力角度。贺萧教授对“叙述者”的讨论圆满地完成了这一任务，也使得她的这一项研究获得了更加饱满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