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原狼摘录
有力度的生活只能以失去“我”为代价。
他们以失去力度为代价而得以维持、获得安全感，他们收获的不是对上帝的狂热，而是心安神宁，不是快感而是惬意，不是自由而是舒服，不是极端的炽热而是舒适的温度。
就是说他们以失去力度为代价而得以维持、获得安全感，他们收获的不是对上帝的狂热，而是心安神宁，不是快感而是惬意，不是自由而是舒服，不是极端的炽热而是舒适的温度。所以市民本质上是软弱生命动力的造物，他们胆小怕事，唯恐丧失哪怕一点点的自我，容易被统治。因此他们以多数取代权力，以法取代暴力，以投票程序取代责任。
看到他内心有强烈的欲求既追随圣者也追随放浪形骸的人，然而出于某种软弱或惰性不能一跃而进入自由的、无拘无束的太空，仍旧痴迷于市民阶层沉重的母性天体。
他们看不起市民阶层，然而又属于这一阶层，最终不得不通过对它的肯定来强化、美化它以求生存。
哈里是个差异蛮大的人，连这样一个人也用天真的狼与人的二分法加以解释是个极幼稚的尝试。哈里不是由两个本性，而是成百上千个本性组成。他的生命（像每个人的生命一样）不只在两极之间摆动，比如在本能与精神或圣者与纵欲者之间，而是在上千个、无数个对立极之间摆动。
丰富、复杂的生命形体用如此朴素、如此直接、如此简单的公式加以概括，对此我们不应感到吃惊。人没有
如此简单的公式加以概括，对此我们不应感到吃惊。人没有法官刚才还与杀人犯面对面坐着，直视他的眼睛，听一会儿杀人犯用他自己的（法官
直接、如此简单的公式加以概括，对此我们不应感到吃惊。
人没有能力进行高难度的思维，连最知性、最有教养的人也总是戴着一副天真、简单化、充满谎言与假公式的眼镜看世界和自己——但看得最多的是自己！
法官刚才还与杀人犯面对面坐着，直视他的眼睛，听一会儿杀人犯用他自己的（法官的）声音说话，发现在他自己内心也有杀人犯所有的感情冲动、能力和可能性，可旋即他又是一体了，又是法官了，一跃而返回他想象的“我”的外壳中，履行职责，判杀人犯死刑。
一个人如果已进了一步，把臆想出来的“我”的统一体扩展成两体，那么他几乎已是个天才，可不管怎么说是个少见的、有趣的例外。可实际上没有“我”，哪怕是最天真的“我”也不是统一体，而是一个极为多元的世界，是个微小的星空，是形式、等级、状况、遗传与可能性的混杂体。每个人都力求把这种混合体看作统一体，张口闭口说“我”，好像这是一个简单的、固定成形的、轮廓清晰的现象：这个人人（最崇高的人也如此）常有的错误认识好像是一种必需，就像呼吸与饮食一样是生活不可或缺的。 这个错误认识基于简单的套用。每个人作为躯体他是统一体，但作为灵魂永远不是。连在文学作品中，甚至在文学精品中，总是习惯性地表现表面是整体，表面是统一体的人物。专业人士，专家们对迄今为止的文学作品评价最高的是戏剧，有道理，因为戏剧为表现“我”的多样性提供了（或本可以提供）最大的可能性——如果不是粗略目睹的现象与它相矛盾的话，如果不是表面看到的东西让我们错以为剧中的每个人物都是统一体的话，因为他们的躯体必然是唯一的、统一的、完整的。质朴的美学对所谓性格戏的评价是最高的，在这种戏里，每个人物都是以统一体面貌单独出场，很好辨认。只有从远处看才渐渐清楚地知道这一切
我”的多样性
人可不是固定、持久的形态（这是古典时期的理想，虽然他们中的智者有完全相反的认识），人更多的是一种尝试，一种过渡，他只不过是自然天性与精神之间一座危险的窄桥。他内心最深处的宿命驱使他走向精神，走向上帝；而他最热切的渴望又要把他拉回到自然天性中，拉回到母亲身旁：他的生活就成了充满恐惧地、战战兢兢地在两股势力之间摆动。
如果他在不朽之人中崇拜他青睐的人，比如莫扎特，那他始终还是用市民的眼睛看他，喜欢完全像一个老师那样阐释莫扎特的卓越，只看到他很高的专才天赋，而没看到他伟大的奉献与激情，也没看到他对市民理想的漠不关心和对那种极端孤独的忍耐，痛苦之人和形成中人周围这种孤独稀释了所有市民大气层，把它变成了冰冷的世界苍穹，孤独是那种客西马尼园14中的孤独。
没有回头路可走，既没成为狼也没成为孩子的回头路。万物初始不是无邪和纯朴；一切创造物，哪怕看上去最简单的，已背负着罪责，已是多元的，被抛进成长的肮脏洪流中，永远不再，永远不再能逆流漂浮。
不，我们这里说的人是高深意义上的，指的是形成人的漫长之路要达到的目标，指的是贵人，是不朽之人。
墓园是我们的文化世界，这里耶稣基督和苏格拉底，莫扎特和海顿，但丁和歌德还只是生锈的铁皮墓碑上黯淡无光的名字，四周是尴尬而虚伪的悼念者，如果他们还能相信对他们来说曾是神圣的墓碑的话，那么他们早就做出更多努力了，哪怕只说句正直而严肃的悲伤话和对这个消亡的世界感到绝望的话，可他们什么都不做，只是尴尬地、冷笑着站在墓穴旁。我气愤之下又把下巴上的老地方刮破了，伤口一阵烧灼，可还得把刚穿上的新领子换下，完全不知道为什么做这一切，因为我没一点兴趣赴约。
另一方面，看来我也不能再忍受孤独了，我自己的交际圈让我痛恨无比，让我厌恶，我在地狱的没有空气的房间里挣扎，快窒息了，还有什么出路呢？没了。啊，父亲，啊，母亲，啊，我那远去的一腔的青春激情，啊，我生命的万千喜悦、劳作与目标！所有这一切什么也没给我留下，连懊悔都没有，只剩下厌恶与疼痛。我觉得仅为活着而不得不活着从来没像此刻这样令人伤心！
伟人一样清楚地认识并感到了生活的疑惑与无望：瞬间的美妙及其快速的枯萎；情感达到美好高度所付出的代价只有一种可能性——过监狱般的日常生活；对精神
瞬间的美妙及其快速的枯萎；情感达到美好高度所付出的代价只有一种可能性——过监狱般的日常生活；
严肃，我的孩子，是时间的事儿。我想告诉你的是，严肃源于对时间的高估。
可在永恒里，你看到没，没有时间；永恒只是一瞬间，正好够开个玩笑。”
“要的。要虔诚就需要时间，甚至需要更多：不依赖时间！你不可能一边很虔诚，一边生活在现实中，并且还认真对待现实——时间、金钱、音乐厅酒吧等所有这些东西。”
一个人懂得只为瞬间而活，活在当下，懂得友好而仔细地欣赏路边的每朵小花，懂得珍惜每个游戏般的、极小的瞬间价值，那么生活就不能把他怎样。
比如我们大家将来毕竟都会死，来证明一切都不必在乎，什么都可无所谓，而把整个生活弄得很乏味、愚蠢。难道我们应把一切都抛弃吗？放弃所有的精神、所有的追求、所有的人性吗？继续让野心和金钱统治吗？喝着啤酒等待下一次战争动员吗？”
难道我们人活着是为了废除死亡吗？不是，我们活着是为了敬畏它，然后再爱它，正因为有了它点滴生命有时才红红火火一小时。你是个孩子，哈里。
像花瓣似的柔软轻松地配合着，我现在也在她身上发现并感觉到了所有的美，美一会迎面而来，一会儿又消失，她也散发着女人与情欲的芬芳，她的舞也柔情而深情地“唱”着性之歌，美妙而诱人——可我无法毫无拘束地、轻松愉快地回应这一切，不能完全忘我地投入。赫尔米娜离我太近了，她是我的战友，我的妹妹，是和我一样的人，她像我自己，像我青年时代的好友赫尔曼，像幻想者和诗人，像与我一道进行精神操练与放荡不羁的狂热活动的同志。
“因为我就像你。因为我正像你一样独自一人，和你一样不会爱、不能认真对待生活、他人和我自己。总是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向生活提出最高的要求，很难容忍它的愚蠢与粗鲁。” “好啊你！”
哈里如果相信有一个或两个灵魂，由一个或两个人格组成的话，那只是他的想象，每个人都由十个、百个、千个灵魂组成。” “这个说法我很喜欢。”赫尔米娜叫道。“比如你有很高的精神造诣，代价是你在各种各样的小的生活艺术方面很落后。思想家哈里有一百岁了，可舞者哈里的岁数还不到半天。现在我们继续培养他，还有所有像他一样这么小、这么笨、这么不成熟小弟弟们。”
他没有，而是找到了某种适应方法，当然是一种极体面、极高尚的适应，可毕竟是种妥协。另外他反对权力与剥削，可他银行里有许多工业企业的有价证券，一点不内疚地吃着利息。在所有事情上都这样。哈里·哈勒尔虽然绝妙地伪装成理想主义者和世界的蔑视者，伪装成忧郁的隐士和恼羞成怒的先知，可他基本上是个资产阶级分子，觉得过赫尔米娜那样的生活是卑鄙的，他为在饭店里虚度夜晚而生气，为在那儿乱花钱而生气，他为此感到内疚，也不渴望解脱和完善，而是相反，渴望回到舒适的时代，在那个时代里他精神上的游戏还给他带来快乐与荣誉。
这样。哈里·哈勒尔虽然绝妙地伪装成理想主义者和世界的蔑视者，伪装成忧郁的隐士和恼羞成怒的先知，可他基本上是个资产阶级分子，觉得过赫尔米娜那样的生活是卑鄙的，他为在饭店里虚度夜晚而生气，为在那儿乱花钱而生气，他为此感到内疚，也不渴望解脱和完善，而是相反，渴望回到舒适的时代，在那个时代里他精神上的游戏还给他带来快乐与荣誉。
您的话很睿智，很对，我又能回答什么呢？您说的一切都很有道理。可您瞧，我是音乐家，不是学者，我不相信说得有道理的话在音乐中有一丁点价值。音乐中重要的不在于你说得在理、你有欣赏力、你受过教育等这一切。” “就算这样吧。可到底什么重要呢？” “重要的是你做音乐，哈勒尔先生，重要的是尽可能好、尽可能多、尽全力做音乐！就是这样，先生！如果我把巴赫与海顿的全部作品记住，对它们能说最睿智的话，那还是对任何人没用。可如果我拿起萨克斯管，吹奏一曲流畅的西迷舞，不管吹得好坏，毕竟舞曲能给人们带来快乐，流入他们的大腿与血液中，只有这个是重要的。
“很好，帕伯罗先生。可不是只有感性音乐，还有知性音乐。不仅只有眼下正演奏的音乐，而且还有不朽的音乐，这种音乐就算没在演奏也继续存在着。一个人可以独自躺在床上，脑子里奏响《魔笛》34或《马太受难乐》35中的旋律，这样在没任何人吹笛或拉小提琴的情况下也能享受音乐。”
德国精神完全沉迷于音乐中，沉迷于美妙幸福的声音形象中，沉迷于从不急于变为现实的奇妙而美好的感觉与情绪中，误了大多数真正的任务。
我们这些“知性人”毫无用处，我们这一帮子人只会充满智慧地高谈阔论，我们是多余的、不谙世事的、不负责任的一群。
舞厅与娱乐厅的世界、影院的世界、酒吧和宾馆茶座的世界，对我这个孤家寡人和唯美主义者来说仍旧是有点劣等、禁忌和有损人格的东西，对玛丽亚、赫尔米娜和她们的同道来说就是世界，既不好也不坏，既不值得追求也不值得憎恨，在这个世界里她们朝思暮想的短暂生活很兴旺，在这个世界里她们熟门熟路，经验丰富。她们喜欢一杯香槟酒或烤肉馆的一个特殊拼盘，就像我们这号人喜欢一个作曲家或一个诗人一样；我们这种人为尼采或汉姆生39而狂，被他们打动、感动，她们则把同样的感情挥霍到一支新的流行舞曲，或一首爵士歌手唱的多愁善感而过分伤感的歌上。
既不好也不坏，既不值得追求也不值得憎恨，在这
玛丽亚给我讲起那个漂亮的萨克斯管吹奏员帕伯罗，讲他有时给她们唱的一首美国歌，她带着着迷、欣赏与喜爱的神情讲这些事儿，她这股着迷劲令我感动，较之某个受过很高教育的人享受十分高雅艺术时的狂喜劲儿，前者给我的感动要大得多。我乐意跟着发狂，不管是什么歌；玛丽亚亲切的话语，她激情绽放的目光，把我的美学撕开了大大的裂缝。有些美的事物，一些为数不多的超美的事物，它们在我看来很崇高，这是不容置疑、不容争辩的，其中首推莫扎特，可界线在哪儿呢？我们这些行家与批评家在年轻时不也都挚爱过我们今天觉得成问题的、糟糕的艺术作品和艺术家吗？我们在李斯特、瓦格纳问题上，在许多人甚至在贝多芬问题上不也是这样吗？玛丽亚像孩子似的被美国歌曲深深打动，难道这不也是纯粹的、美的、确实崇高的艺术体验吗？难道和某个参议教师感动于《特里斯坦》40或一个指挥家指挥第九交响乐时狂喜不已不一样吗？难道这不是很奇怪地与帕伯罗先生的观点相称吗？他说得不对吗？
我生活艰辛、迷失和不幸，它的结果是放弃与否定，我的生活具有所有人类的命运之盐的苦涩，但它很丰富，值得自豪，就是在贫困中我过的也是国王的生活。就算陨落前的一小段人生还这样可悲地虚度，但这生活的核心是高尚的，它有憧憬和激情，与几芬尼的得失无关，而是与恒星有关。
这些物件生产出来的唯一目的就是为爱情服务，让感官变得细腻，唤醒死气沉沉的周遭世界，魔术般地赋予它以崭新的情欲器官，从粉扑和香水到舞蹈鞋，从戒指到香烟盒，从裙带搭扣到手提袋，莫不如此。这手提包非手提包，钱包非钱包，花非花，扇非扇，一切都是情欲、魅力与妩媚的生动材料，是信使、黑市商人、武器和助威呐喊。
承认当时我很不幸。可那是愚蠢的不幸，是无益的不幸。”
我承认当时我很不幸。可那是愚蠢的不幸，是无益的不幸。”
我所需要所渴望的不幸是另外一种。这不幸就是让我怀揣着热望遭受痛苦又怀揣着欢乐去死。这是我期待的不幸或幸福。”
“你心中有个生活画面，有信仰，有要求，你乐意行动，遭受痛苦，做出牺牲——后来你逐渐发现世界根本没向你提出行动和牺牲之类的要求，生活不是英雄史诗，那里没有英雄角色之类的人，而是一间市民化的舒适房间，这里有吃有喝，有咖啡和针织袜，能玩杜洛克牌，能听收音机里的音乐，人们满足于这些。谁想要其他的东西，心里想着英雄般的、美好的东西，推崇伟大的作家或圣人，谁就是傻瓜，是骑士堂吉诃德。
一个人如果不要听刺耳的哼唱而要音乐，不要娱乐而要快乐，不要钱而要灵魂，不要工厂而要真正的工作，不要玩耍而要真正的激情，那么我们这个美好的世界对他来说就不是故乡……”
时代与世界，金钱与权力属于小人和浅薄的人，其他的人，其他真正的人一无所有，除了死亡，以前一直是这样，以后也会一直这样。”
名声只为教育存在，它是老师们的事情。不是名声，噢，不是！而是我称为永恒的东西。
属于永恒的有莫扎特的音乐、你那些伟大诗人们的诗作，而创造了奇迹的、作为殉道者而死去并给人们树立了很好榜样的圣人们也属于永恒。但属于永恒的同样还有每个纯真行为的图像、每种纯真感情的力量，哪怕没人知道、没人看见它们，没人把它们记录并为后人保留下来。在永恒中没有后人，只有同时代的人。”
没人引导我们，我们唯一的向导是乡愁。”
“永恒”只是时间的救赎，在一定程度上是时间向纯洁无辜回归，是时间变回为空间。 我去我们晚上常一起吃饭
永恒”只是时间的救赎，在一定程度上是时间向纯洁无辜回归，是时间变回为空间。
尥着蹶子，匆忙朝着深渊奔去，跌跌撞撞，满是恐惧，满是
通过她我学会了在结束前再次单纯地让自己率性地玩表面游戏，寻找最短暂的快乐，在性的无邪中成为孩童与动物——这种状况我以前在生活中经历过，只是少见的例外，因为感官生活与性对我来说几乎总是掺杂着罪恶的苦涩怪味，禁果味道虽甜，但令人不安，一个精神有所求的人不得不小心地吃禁果。现在
通过她我学会了在结束前再次单纯地让自己率性地玩表面游戏，寻找最短暂的快乐，在性的无邪中成为孩童与动物——这种状况我以前在生活中经历过，只是少见的例外，因为感官生活与性对我来说几乎总是掺杂着罪恶的苦涩怪味，禁果味道虽甜，但令人不安，一个精神有所求的人不得不小心地吃禁果。
我平和地坐在那儿，被往事，被一个其间已陨落的天体发出的弱光映红了脸。
东西我什么都给不了您，除了您灵魂的映象厅外我不能给您打开别的映象
这些宣传画号召全民族与机器对着干，全力以赴为人而战，因为肥头大耳、穿着光鲜、满身香气的富人们用机器榨干了他人的骨髓，所以最终要把这些富人消灭掉，连同他们那震耳欲聋的、噪声令人讨厌的、嘟嘟嘟响个不停的大汽车，最终点燃工厂；把被毁的土地略微清理一下，人口迁走，好让草再生，好把满是灰尘的水泥世界再变成森林、草地、原野、小溪和沼泽。
我毕竟知道罪责的概念——也许两个概念是同一个。一个母亲生了我，我就有罪过了，被判活着，就有义务属于一个国家，当兵、杀人、为军备缴税。可现在，眼下，生存的罪责又让我，像以前在战争中一样，不得不杀人了。这次我杀人不是勉强的，我愿意有罪，我一点不反对这个愚蠢和堵塞的世界分崩离析，我乐意助一臂之力，乐意自己也一道毁灭。”
古斯塔夫笑了笑。“是啊，世上人就是太多了，以前人们没觉察到这一点。现在，每个人不仅想呼吸空气，而且还想要汽车，现在人们才觉察到这一点。我们的所作所为当然不理智，是幼稚行为，战争也是极幼稚的行为。以后人类必须学会通过理性手段控制人口增长。我们无法忍受目前的状况，应对手段暂时又很不理性，可做的事儿毕竟基本正确：我们在减少人口。”
有个人过来了，他举止还挺和善、平和、纯真，还生活在无辜状态中，我们刚看到他时一下子就觉得我们整个值得称赞且必要的行动很愚蠢，令人反感。
“有一种观点您是知道的，按这个观点仿佛人是个持续的整体，这种认识是错误的，会带来不幸的。您也知道人由许多灵魂，由许多个‘我’组成。
生活总是可怕的，这不能怪我们，但我们还得为此承担责任。人生下来就是有罪的。
它把迷人的交响乐声变成令人恶心的声音黏液，到处将其技术、忙碌、肮脏的排泄物与虚荣心推到理念与现实之间，推到交响乐与耳朵之间。
您该学会听生活那该死的收音机播放的音乐，该崇拜它背后的精神，该学会嘲笑它里面乱七八糟的内容。没了，再多的东西也不要求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