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猎奇到学习

从中国到世界 从猎奇到渴慕 中国士大夫，对外国情形，总体上相当隔膜，最初还不觉得自己落后的时候，出游者大多抱有猎奇的心态。像林铣的《西海纪游草》就是如此，他运用骈体文志异炫奇，描述他方政商情形，并不特别仰慕或鄙视，只是供人一观、开拓眼界而已，所以他说「去日之坐井观天，语判齐东；来年只测海窥蠡，气吞泰岱」。西洋景确实是奇观，不过他也没有什么态度，还写到「不意平生知己，竟出于海外之女郎」，什么「天然胡妇多情，子卿谁是」，一副「刘阮游仙，章台折柳」的文人情调。而看书人并不在意西洋之事，而是赞美他「孝义醇笃」「言忠信，行笃敬」，所以能够化险为夷乃至感化蛮夷，反而烟花女子「足心相对一球地，思乡不羡寄居虫」，见识高些 。 斌椿出访乃是出于赫德的建议，一些开明派也感到对洋务太过隔膜。不过他此行只是作了解，不必去学什么，所以还是猎奇范畴，而且作为儒家士大夫的他又「久有浮海心」，希望「风采至列邦，见闻广图史」，依旧是猎奇扩充知识的目的。他在伦敦说的「始知海外有此胜境」、「至一切政事，好处颇多」，在瑞典把太后比作王母娘娘，也颇有居高临下的赞许欣赏。他写诗作文记述了火轮泻水、火轮车等等，留下了震撼和印象。可是他却搞起了西学中源的套路，把自行车说成「木牛流马之遗意」，面对火车想到的不是未来，而是「若使穆王知此法，定教车辙遍寰区」，虽然是支持的，脑筋却太陈旧。所以，他依旧「答以我圣教」，「不尚奇巧技」。但他能说出「吾人读书弗泥古」也很不错了。 志刚的情形类似，作为蒲安臣使团一员，他访问了泰西，然而他的赞许还是很老套:「西国不讳，亦犹行古之道欤」。所有西方的好处，好不容易承认，却又能套进古之道的范围，于是不需要学习，反而只需要复古了。当然他也不是自信满满，当「我国之君主，无不爱之者也」的普鲁士妇女问他「中国亦爱其君上否」，他只能「闻言心动」，「此言虽小，关系甚大。。。西国之船大炮坚，不如此言之可以深长思也」，还是有些东西无法言说。 张德彝的游记《航海述奇》，名字就体现内容的性质。他出身同文馆，相当自卑:「不学无术，未入正途，愧与正途为伍」，不若今日外国语学校之吃香也。他描述了煤气、自动升降机(自行屋)、火车，脚踏式缝纫机(铁裁缝)、肾衣(yj套)、橡皮(印度擦物宝)等等，还有埃及“大石头”(金字塔、狮身人面像)、巴黎万国博览会、英国儿歌等等，以文言重彩，加以描述，今日读来颇有兴味。他接受了友善、有时过分热情的招待，又把西洋的种种「唐虞三代之风」、「木牛流马之法，贻传西土」，美国「传贤不传子」，又是荒谬可笑，不过作为猎奇者，这种比附也就很正常了。最有意思的是他不仅在西方学校宣讲圣教，还对避孕套描写一番「极倒凤颠鸾」后，发一通「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议论，说发明者「罪不容诛」「始作俑者，其无后乎」，简直是滑稽剧。他后来又出使法国、英国、俄国，记载了普法战争、巴黎公社，他认为公社「其始无非迫胁之穷民」，又「夫乡勇之叛，由于德法已和」，也算客观，只是别人批评中国鞋底太平，不如意时却又大发一通高论，可见心性不易。心性既已定型，见识也短浅，譬如郭嵩焘记录纽登(牛顿)悟出「地之吸力」处，张就不加笔墨，于此大事，毫无触动。可记的是他与波斯人、土耳其人对话，同病相怜，波斯人自述权贵欺压百姓之罪，张记「言之令人怀惭」，而且西方「彼此通商，互保子民而固友谊」，自己却「见他国富强，漠不加察，甘居贫弱」，而且仇外:「见外人，皆切齿怒而不言，退即妄言无忌，官府尤甚，究不知所怒者何」。土耳其人也以西方「夫妇同心，料理内外」，胜于买妾蓄婢的东方。 他在英法颇有感到不如之意，对俄国却非是:当地人「多蠢笨愚鲁」，房屋也「较英法不能相垺」。所以他的批判也就颇为放肆，「凡由他国寄新报到俄，皆经官寓目查其是否关碍公务。。。间有以墨涂抹而后送者。」甚至「民受荼毒，总由君上不明，廷僚贪墨之故」。 比较起来，容闳的《西学东渐记》，眼界就要高出很多，把中国当做「纯粹之旧世界」，准备干一番洋务事业，但虽然学习出色，却没有用武之地，他固然有一番改革宏图，却没有政治手腕，太平天国封了他一个四等爵位了事，清朝的幼童留美，又被当做培养洋鬼而否定，一生可谓失败。先行者毕竟总是孤独。祁兆熙亦然，他的事业也付诸东流。 郭嵩焘也是这样痛苦的先行者，他「把满朝士大夫的公愤都激起来了」。实际上，他本来就是一个湖南的实学家，心胸较为开阔，只是由于出访，居然被认为「极意夸饰。。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实际上他不过写出他人「法度严明，仁义兼至，富强未艾，寰海归心」的令大清不快的事实而已，就「人人唾骂」，书也「奉旨毁版」。 他的思想不那么主流，这也是容易与西学结合的因素(均可反主流)。他虽然对洋务，「忠义之气，不可遏抑」，却主张审时度势，而非一味主战。在他看来，清的外交完全失败，「夷人断不可欺，而中国一味诈。。而不可稍撄其怒，而中国一味蛮。彼有情可以揣度，有理可以制伏，而中国一味蠢」。弱国也可有外交，而且更加依赖外交，但落后就没有外交，郭的话是「真乃无可如何」。 郭愤愤不平，西方「直夺天地造化之巧」，「足以称雄中国」，而「国家无人久矣！。。无一有人心者也！」，必须「通其情，达其理」，最关键的则是不能只看皮毛表象，「其富国强兵之术，尚学兴艺之方，与其所以通民情而立国本者，实多可以取法」，或者直白的说就是「循习西洋政教」。 出国后他发现，西方「赋敛繁重，十倍中国」，可是因为「通商贾之利」，所以「其气常固」，而且还富国强兵。所以，以通商富民，才是富国的根本。因此主张「开采制造等事，委之于民，而官征其税」。 但如果不能「君民共主」，这一切都是空谈，所以他观察议会辩论诘难之状，认为专治「随声附和，并为一谈，则弊滋多。故二百年前即设为朝党、野党,使各以所见相持争胜，而因剂之以平」。所以，虽然「西洋君德，视中国三代令主，无有能庶几者」(当然其实三代不过是想象的圣君)，但「一与臣民共之」，「公其政于臣民，直言极论，无所忌讳，庶人上书，皆与酬答」，制度优势为主。 他指出，「推原其立国本末，所以持久而国势益张者，则在巴力门议政院有维持国是之义，设买阿尔(mayor，市长)有顺从民愿之情」，尤其「买阿尔独相安无事」，民选自治，可谓精到。大抵达到那个时代中国的最高水平。所以他最后能说出「三代圣人之“公天下”，犹有歉者」，可谓不易。 他的眼界，不限于此，他也看到了西方教育的先进不仅又丰富的科目、先进的内容，还有博物馆、图书馆等等设施，学会、实验表演等等组织活动(他参观了爱迪生表演留声机)，所谓「人才国势，关系本原，大计莫急于学」。 英国已经先进，可是「日本大小取法泰西，月异而岁不同，泰西言者皆服其求进之勇」，中国「寝处积薪，自以为安」，迫切忧国之心，跃然纸上。 当时中国常常觉得西人都是得了中国古人的精髓才强大，郭氏却介绍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第欧根尼等等思想家，亚历山大这样的英主，以及培根、笛卡尔等开启的现代思想谱系，打破了一厢情愿的幻想。 「中国有道，夷狄无道」，是长久的幻想，可是「茫茫四海含识之人民，此心此理，所以上契天心者，岂有异哉?而猥曰东方一隅为中国，余皆夷狄也，吾所弗敢知也」，英国「禁止其国(达荷美)贩卖黑奴出口」，中国却是「挨延岁月而已」(洋务工厂里童子之言)，更有攻讦谩骂者，何敢称「有道」?悲哉！ 和他一起出使的刘锡鸿就是老官僚的代表，胡乱参奏「十款」譬如「游炮台披洋人衣，即令冻死，亦不当披」之类可笑的罪名，乃至「编造此等言论甚多」来污蔑，来「蓄意在迎合总署」。 不过他也已经不能完全把夷狄批倒批臭。他“突击检查”，反复验证，发现人前人后，英国监狱都远胜大清；不得不在英国大英博物院的中国藏书面前承认「英人之多方求洗荒陋如此」了。他又承认「英人之爱重中国，实其本心」「英国官绅，以行善为志，息兵安民为心者，十居六七然」。出国之前对英国技术加以贬低「妄矜巧力，与造化争能」，现在也赞许了；以前反对洋务人才培养，现在承认错了；反对厘金也被驳倒，说出「余素持治国务本之说，由今思之，未可偏执也」。面对英国议会，也说出「举办一切，莫不上下同心，以善从之」，「盖合众论以择其长，斯美无不备；顺众志以行其令，斯力无不惮也」这样的赞美来，批评“明”「贵官愈多，牵掣愈甚。。。百姓之生路乃尽绝而无可逃免」，与他「戴天覆地，无忘高厚之恩」之论，相当可笑可叹。 刘锡鸿还是比郭嵩焘得势，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事。薛福成的出使考察，则更有学习考察的色彩，却也比郭氏没有什么进展，但是更加详细，如「通民气、保民生、牖民衷、养民耻、阜民财」等等一系列围绕“重商”的措施，对机器、纺织等等实业，颇有关心。 他的政治观点，偏于保守，认为法国「叫嚣之气过重」，不如「斟酌持中者，惟英德两国之制，颇称尽善」，实际就是主张君宪，主张「君民共主」。他对西方富豪政治，十分赞成，「以贪墨著者尚少」「有恒产者有恒心，吾于泰西风俗见之」。 日本又一次让人觉得迫切，「先于中国则不止十年」，在日本「汉学则微矣，谓其无所用之也」，日本很有成就，「欧洲生意，转为所夺矣」。甚至暹罗也「宗尚西法」，所以「国势尚称完固」。结论是相当决绝的:「然则今之立国，不能不讲西法者，亦宇宙之大势使然也」。比起郭氏认为尧舜再世也要实行西法，更加激进，却容易被接受，时势易也。 时势改变，清的态度也改变，从极力抵制，到派出使团“五大臣”，考察预备立宪，这时已经承认「一切政治」都不如人，要「择善而从」了。但这个「善」却颇为保守，其结论是抄袭日德:「无不以服从为主义」，而法国则不佳，因为「施之广土众民之国，自以大权集一为宜」，美国「纯任民权」，也是「与中国政体，本属不能强同」。改革最多「公议共之臣民」，但「政权操之君上」，也就不过如此了！ 康梁之见，则又不同。康颇有狂气，影响很大。梁启超认为他「别有会悟。。。自是于其学力中，别开一境界」，可说是有自己的思想，也可说是歪曲。他要变法，相当详细，既有克虏伯、黎姆斯，鸟粪、玻璃房等等，又有「议郎」作为议会政治，有大有小，他「欲铸新中国，遥思迈大秦」，计划「以日为师，以法为鉴」，此时日本不再是落后的东瀛，也不是赶超很快的威胁，而完全是成功的榜样、中国的教师了 。但他戊戌变法失败后留洋，却专门叫嚣孔教，欲为教主，反对革命，十分可笑。反而梁启超后来居上，成为主要的启蒙者。梁启超以为不变法必亡，譬如日本自变，突厥(土耳其)他人执权代变，印度、波兰是亡国被别人变。中国如果要不亡，只能自变。 他提出的变法纲领，「一曰教，二曰政，三曰艺」，要求改革政教、引进西学、译书启蒙。 他去日本后，又有变化。本来谈变法，是觉得要亡国；现在则感受到人民的差距「贪鄙龌龊、风俗败坏」「多未经教育」，而日本「法律之严明，警察之整肃」，让人艳羡，更加让他决定介绍西学，既有研究西方史事人物的，也有对现状发出的，虽无创见，却有大用奇效。他的诗:「公推人杰志峥嵘，冒险当年出帝京；价换头颅金十万，民权演说发文明。」「年来志气尚峥嵘，欲挈民权朝玉京；君看欧罗今世史，几回铁血买文明。」「我有同胞兮四万万，岂其束手兮待僵?招国魂兮何方，大风泱泱兮大潮滂滂。吾闻海国民族思想高尚以活泼，吾欲我同胞兮御风以翔，吾欲我同胞兮破浪以飏。」「举国皆我敌，吾能勿悲?。。。眇躯独立世界上，挑战四万万群盲。」有豪气，有大志，有悲凉。 满清官僚「如虎如狼，如蝗如蝻，如蜮如蛆」，美国当初蛮荒，「今欲语其庞大其壮丽其繁盛，则目眩于观察，耳疲于听闻，口吃于演述，手穷于摹写，吾亦不知从何处说起。」 虽然他说，「生命固所爱，不以易自由。国殇鬼亦雄，奴颜生逾羞。。。谓是某英雄，只手回横流?岂识潜势力，乃在丘民丘。」却又以为「深叹瑟惠主义之万不可已也」。最后，只能「海云凝望转低迷」，他的思想，他们的国运，都是如此。 书中还有曾纪泽、李鸿章之外交，单士厘之女性之笔，各人对日本的变化，从观察到忧虑迫切终于要学习，倦了不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