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风暴”50周年：纪念还是埋葬？
巴黎左岸的索邦附近，书店里纪念出版物卷帙浩繁，印刷纸页是“咖啡桌式”的光亮浮华；咖啡馆里坐满啜饮黑咖啡的游荡者，大部分都是美国游客；当地艺术片院线的繁荣，以帕索里尼、安东尼奥尼、贝托鲁奇为代表，可他们都是老一代“舒适区”艺术家，不带任何“危险”的激进色彩……
“五月风暴”40周年之际，一位驻巴黎英国记者不无讽刺地写下如是观察：法国人沉浸在对“les événements”（the event，当左派用“运动”描述1968年5月时，中右派仅以“事件”相称）多愁善感的怀旧和自我庆祝中，却对这一事实视而不见——巴黎如今是欧洲最小资、温和和极度保守的城市。“为无证非法移民、长期住房短缺而抗争，都不如沉迷于丢街石的往昔那般性感。”换句话说，今天谁还会上街扔石头呢？
巴黎拉丁区的铺路鹅卵石早已成为一种修辞，将“五月风暴”的神话推向由1789年大革命、1848年二月革命、1871年巴黎公社共同构筑的“圣殿”。然而这幅画面也只能在历史陈列馆里找到了，毕竟1968年8月戴高乐就下令将那些街道全部改用沥青铺设。
十年前，选择“五月风暴”标志地之一夏莱蒂体育场举行最后选举集会的左派候选人，最终被右翼的萨科齐击败。在选战中，萨科齐不仅攻击“鱼子酱左派”（持左翼立场的富人），还坚持“五月事件”及其“左派遗产”——无政府和道德相对主义，对社会价值和国家认同的破坏——必须被“清算”。
十年后，经历社会党从大胜到分裂，政治的天平回到了中右派。法国去年选出了第一位“后68”时期出生的新总统马克龙。作为脱离社会党走“中间道路”的独立候选人，他对“五月事件”的态度更为暧昧。其阵营人士曾透露，他将公开发表演讲纪念“五月事件”，“思考当下，从中得出一些结论，想想事件如何影响了今天的思想意识，而不是非此即彼的支持或反对。”
不过，由于推行大刀阔斧的高教、铁路改革，马克龙“得罪”了大量大学生和国铁工人，占领学校运动从年初震荡至今，蔓延至25个城市，铁路系统罢工计划持续3个月。眼下极左派正试图重演“五月风暴”，当它的领导人承认这是一场“美梦”时，巴黎街头回响着“你想让它和1968年一样成果寥寥吗？”“去他妈的1968”的抗议口号。
分析家指出，1995年的游行示威令时任总统希拉克撤回社保改革，“这是抗议者群众联盟可以宣称的最后一次胜利，从68年5月继承而来的反抗策略不再有效。”这一判断已经得到议会和民调的支持——改革方案通过；带领法国走出高福利社会经济停滞的陷阱，正是马克龙迫在眉睫的使命。
问题似乎只剩一个，人们还能否如期听到这位年轻总统的纪念演说：论“乌托邦思想是如何在现代政治中失落的”？
存在主义“上街”
“想想吧，尼赞死了，梅洛死了，萨特扎进了《福楼拜》里，阿拉贡躲到了数学中。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到遥远的北京寻找理想。”巴黎一处中产阶级住宅内，“红宝书”堆满书架，资产阶级银行家的女儿维罗妮卡领衔的五人毛主义小组，日夜谈论“马列毛”和革命暴动。
这是法国新浪潮代表导演戈达尔1967年拍摄的电影《中国姑娘》。其中著名一幕，他的妻子扮演的女主角使劲向福柯的《词与物》扔了一连串烂番茄。这本结构主义著作在最后一页写下，“人将被抹去，如同大海边沙地上的一张脸。”
60年代，结构主义取代存在主义成为新的哲学热潮，人们高谈“规则”“信码”“系统”，将过去的“意识”与“主体”扫到一边。在部分学者看来，这似乎正标示出“一个极端政治幻灭的时代”——在阿尔及利亚危机中“东山再起”的戴高乐将军，正走入统治的第十个年头，他拥有接近“帝王式总统”的权力。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悖论：繁荣加速革命的到来。1968年5月出现了相似悖论：马克思曾预言工人阶级的贫困化将成为革命的推动力，但“五月风暴”却爆发在二战后空前丰裕的社会氛围中；
“此刻，我们正在火山口酣睡”，托克维尔对1848年革命的著名预言，同样适用此刻。一本当年1月出版的社会主义刊物写道，“在可预见的将来，欧洲资本主义不会有广大工人群众进行革命性大罢工这样的危机。”戴高乐则在新年献词中说：“人们再也不会看到我们像麻痹人那样对待危机，以至于重温往昔的灾难。”
某种程度上，仍然是《中国姑娘》扮演了预言家的角色。“是什么使我发现了马克思主义？起初，南泰尔使我烦透了，因为大学被贫民窟包围着。后来我发现哲学系设在郊外的工人居住区倒是蛮合适的。我们和工人们一样都住在兔子笼里，但是兔子们在增加。”
60年到68年，法国大学生数量从20万发展到55万，校舍与师资紧缺。政府改革还在酝酿中，火苗就先从南泰尔大学燃起。年初，顶着一头红发的学生丹尼尔·贡-邦迪向来访的法国青年部部长发难，“我读过您关于青年问题的白皮书，300页里没有一个字关于青年的性问题。”部长建议他“跳到泳池里消消火”，得到“希特勒的青年部长”的回击。
男女混合宿舍的诉求被无视，贡-邦迪为代表的“愤怒者”学生破坏活动组织，年初才25人，最终却掀起了900万人的罢工游行和全国瘫痪。这些回忆和画面构筑了“五月风暴”的整体形象：“有人找来一面法国国旗——我们撕掉蓝色和白色部分，把红旗悬挂在街垒上方”，与之辉映的是无数黑旗，为无政府主义和个人主义而飞扬。在示威者眼中，成群的安全警察戴着护目镜、面罩和头套，“看起来不像是人类，倒像是一群昆虫。”
美国左翼政治学家理查德·沃林认为，“五月风暴”与其说是一场反对资本主义的造反，倒不如说是一场反对政治上的专家治国论的起义。学生们发明了一种“自由主义的反乌托邦”，拒绝将一切社会问题简化为现代化、适应与整合的问题。当控制社会的精英说“你自己适应”（adapt yourself），“五月风暴”却高喊“表达你自己”（express yourself）。
在这个意义上，是无聊还是力比多促成了“运动”不重要，“性解放”、“卧室起义”、“街垒暴动”也只是浮泛的表象，正如五月的口号，“想象力夺权（Power to the imagination）”。当时萨特为《新观察家》杂志专访丹尼尔·贡-邦迪，盛赞年轻人的“想象力”，“在你们身上已经涌现出了某种令我们的为之震惊、感到迷惑的东西”；贡-邦迪则承认，“3月22日运动（抗议逮捕反越战学生而占领教师休息室）的政治激进分子都读过萨特的著作。”
“结构不上街闹革命”，“自由即参与”……标语和涂鸦的狂欢中，靠近索邦大学正门的地方标举着“五月公社”的最高指令，“严禁禁止（To forbid is forbidden）”。法国美术学院的一副海报画了一枚铺路鹅卵石，说明文字写道，“21岁以下者，这就是你的选票。”任何一个对1968年5月有深情记忆的人，都会告诉你：人们在交谈，工人和学生之间，学生和教授之间，左派各类小团体之间，在街上、在大学、在剧院……
在巨大的话语场外，医疗救护、食品供应、宣传都安排有序。索邦大学的教室改成病房、医学院把未来医生们派去治疗夜战中撤下的伤员。大学里甚至还开出了托儿所，为那些忙着改天换地的父母们带孩子。
保守如雷蒙·阿隆，将“五月风暴”视为一场模仿革命的“心理剧”，“事实情况的确如此：数百万人有工作，但工作不能提供生活的理由；无论生产还是消费都不能给存在提供意义……如果当前的历史阶段可以根据弹道导弹、热核武器、月球竞赛和军备竞赛来定义的话，那么一部分学生徘徊于嬉皮士的否定、救赎性暴力的渴望与向新乌托邦的逃逸之间，我们还该对此感到惊讶吗？”
这是法国的民族性时刻。“制度片刻顷覆，他们获得了兄弟情谊的幻觉……他们认为平等是活生生的现实，直到他们再次屈服于等级制的枷锁。”阿隆写道。
“改革，是的！乌七八糟，不！”
法国五月的“迷人”之处与这个特定的年份互相捆绑。1968年标记在当代史上，是枪炮上的鲜花，是华沙街头的爵士乐，是生长在全球媒介时代的“第一代新人”的反抗。学生反叛运动，在东欧瞄准国家，在西方瞄准文化，在法国则是社会。它实现了学生和工人最大规模的联合，又避免了滑向德国和意大利的暴力恐怖。这是一场奇迹的狂欢，又是一曲神秘的挽歌，在50年的跨度里，左右派都仍未放弃对这块阵地解释权的争夺。
从纽约到巴黎再到布拉格，整个1968年，电影编剧让-克劳德·卡利耶尔在“乌托邦的年代”里飘荡，戈达尔等人发起中止戛纳电影节，只是春夏之交的一个花絮。“法国68年5月的乌托邦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只破坏不建设。但这是表现。纵观乌托邦的历史，68年5月恰恰由于它的突发性、它的朝气、它的彻底性和它拒绝推出一个预制的社会蓝图作为必须向往的目标这一点，因而是硕果最丰，其实也是最现实的一次乌托邦运动。”
以“反专制”为旗帜的运动拒绝领导，法国共产党和工会也被视为僵化和传统的组织被鄙夷，不在运动的“中心”。贡-邦迪在接受萨特采访时称，怀疑摧毁资产阶级社会的观念是否是一个可取的目标。他在5月21日被戴高乐下令驱逐出境，令更多人喊着“我们都是德国犹太人”的口号走上街头。
事后来看，这无疑是一场“自我限制的革命”。学生们没有去包围爱丽舍宫或国民议会，而是选择占领奥德翁剧院。60天的危机里总共有10次大型示威，暴力爆发只有三次，两次在五月，一次在六月。学生诉求起初只是：重新开放学校、赦免被捕的学生、撤走警察，政府的过度反应和暴力反击却将运动持续推向深入，政局在亲学生的温和派总理蓬皮杜和强硬派总统戴高乐之间产生“缝隙”。
5月9日的“街垒之夜”通过电视震撼了整个法国社会，4天后法国几大工会发起罢工，加入学生的游行队伍。工人们效仿学生，反对工业系统中日益增长的极权体制，提出“工人自治”的主张。在与资方的谈判中，“尊严和民主”一度高于“面包”，但最后还是以一纸涨薪合约告终。
“五月风暴”几乎是自己偃旗息鼓的。政权最大的危机时刻，戴高乐秘密飞到德国拜会法国驻军司令，获得军方效忠。一场宣布解散议会、重新大选的公开讲话后，此前逃往乡间别墅的富人们一夕之间冒了出来，50万人上街支持。戴高乐右派大胜，获得的72%议会席位甚至超过运动前。虽然一年后戴高乐在全民公投后辞职，他在事件中留下的名言却回响至今，“改革，是的！乌七八糟（Chienlit，原意为“把屎拉在自己床上的人”），不！”
坚持“工运中心”、不信任“资产阶级学生”的毛主义激进左派，恰恰错失了这场运动，迟至5月13日才部分地参与了游行。“街垒之夜”，共产主义青年联盟（马列）领导人罗贝尔·兰哈尔甚至突然造访中国大使馆，臆想“学生造反”是戴高乐政府“诱捕以击溃法国无产阶级”的阴谋。
他们没有看到，法国工人阶级正在缩小，代之以增长的白领阶层和服务人员。法国工会们大多乐意集体协商谈判，获取工资增长和工作条件的改善，宁愿离革命或曰暴力政治斗争远远的。当精英阶级的学生激进分子将革命理想的目光投向工人阶级时，他们的理想恰恰是成为中产阶级。
“当时我最感兴趣的其实是起源于英美的反文化运动——嬉皮士、摇滚乐、抽大麻、性解放等等。我也和同龄人一样，心中怀揣着革命理想，期盼着工人阶级的觉醒。殊不知我们心中所想和当时法国社会的实际情况是完全脱节的。那时候的法国工人阶级青年在想些什么呢？他们也想性自由，也想抽大麻，只有我们在一厢情愿地指望他们闹革命。”法国导演奥利维耶·阿赛亚斯日后回忆。
后五月的“文化革命”：“忘掉68？”
“运动失败”后的一两个月里，英国左翼思想家汤姆·奈仁预见到，“不像历史上的其他造反，五月革命是‘该来而还没来’，因而它确定有一个专属于它的胜利和意义……”
“很久以后我们才明白，街石之下，涌动的是势在必行的新思潮，它们在后来的几十年里，将像地泉那样，忽此忽彼地涌现出来。于是有了对生态学的定义和需要，有了妇女对堕胎的自主权，有了死刑的废除，有了同性恋男女的社会尊严和发言权。这些思想都是从街石的夹缝中产生的。”卡利耶尔写道。
不再迷恋革命传统，不再对工人阶级和工会领导者的改良主义方向抱有幻想，许多左派分子在“后五月”岁月里主动与社会边缘分子——犯人、精神病患者、移民、失业者、性少数者——“同甘共苦”，以激活此前未被利用的“革命潜力”。“政治革命”转向“文化革命”，寄托着民主公民权的理想：为了声援被捕的“无产阶级左翼”团体成员，萨特接过《人民事业报》总编之职，福柯干脆成立了毛主义的“监狱信息小组”调查狱中情况，两者形成了奇特的联盟。
“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没有‘五月风暴’，我绝不可能做关于监狱、不法行为、性征的研究。在以前的氛围中，这是不可能的。”福柯曾说。《规训与惩罚》极好地回应了“六八一代”的心态，他们想把警察、小官僚都“赶出自己的脑袋”。
然而，权力在各个方向上的弥散，上升到“话语政治”层面，反抗就被剥夺了对象。德国历史学家吉尔舍-霍尔泰认为，“新左派的政治规划日益让位于对个体不幸感的某种崇拜形式。所以，1968年的觉醒对许多人来说最终的结果不仅是另类生活方式的形成，生活选择和生活冒险的个体化，而且也是从政治领域向私人领域的撤离。”
1981年，在“五月风暴”中错失机遇的密特朗上台执政，堕胎、避孕、同性恋的敏感问题都得到合法化，整个80年代，左翼战斗性的时代精神随之减弱。在东欧剧变之前，从索尔仁尼琴的著作中看到“苏联极权真相”的左派不约而同转向人道主义，带动类似“无国界医生”的结社民主潮流；待到今天，民主选举政治下的社会党和中右翼党派变得越来越相像。
“68一代”老了吗？绰号“红丹”的贡-邦迪如今是欧洲绿党-欧洲自由联盟在欧洲议会党团共同主席，厌倦了每年5月的“被迫”受访，今年他拒绝参加南泰尔大学的“50周年纪念活动”，宁愿“找个修道院看云”。“纪念20周年”的回忆录取名《革命，我们曾那样爱它》，去年的新书更直接呼吁法国青年人“忘掉1968年5月”。在他看来，“没有社会运动，改变是不可能的，但只有社会运动也是徒劳。改变必须通过法律、决策的权力结构具体落实。”
米歇尔·博宁是当年的街头积极分子，此后不久投奔心目中的“文革圣地”而不得，在香港一呆多年，他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是潘鸣啸，还有他那本中国知青史名著《失落的一代》；斯里兰卡学生钱德里卡·班达拉奈克在那年5月投身巴黎拉丁区起义，后来做了斯里兰卡总统的她，对待工会的政策却比右翼前任更加强硬；“街垒之夜”，法国国际共产党领袖若斯潘劝阻学生不要上街加入斗争，1997年被一波法国工人和学生的罢工行动拱上权力宝座时，可曾感到一种历史的讽刺？
不用惊讶，GUCCI2018早秋宣传片选择“穿越”回到1968年5月。当年资本就早早地拥抱了它，索邦大学“人民美术工作室”出品的海报被大出版商喊到7万美元高价，有人从墙上剥下海报盗印贩卖，惹怒了学生们：“革命不是用来出售的！”等到最后一个学生离开占领的索邦大学之前，至少有35本出版合同已经敲定，邦迪的第一本书《左翼主义：疗治共产主义沉疴》在五周内写成，开篇就是道歉：“这样的写作速度难免会带来瑕疵，但是出版商必须在市场饱和之前出版此书。”
1969年拉康的高傲言犹在耳，“革命抱负只是一种可以想象的议题而已，总是主人的话语。那是经验已经证明的。你们，作为革命分子，所渴求的是主人。你们将会有一个主人！”
文化主义阐释的胜出，潜在变革性政治遗产的抹杀，自然令传统左派感到失望。他们反对将“五月风暴”描述成“一个家庭事件、一个急变中的代际危机，一个‘反叛青年’的事件”，因为“偏爱自由胜于平等”的选择，符合政治体制的长期利益。这恰恰是当年托克维尔为暴风将至的工人阶级革命开出的药方：将平等嵌入自由的体制，而不是取代自由；有产者让渡部分权利给无产者，亦即“限制自由以拯救自由”，成为福利社会的先声。
左翼明星学者齐泽克称新资本主义挪用了“68年的话语”，发展员工积极自主的组织网络，将性解放整合入享乐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将“68精神”的政治潜力耗尽。高龄“毛主义”法国哲学家阿兰·巴丢对被整合入资本主义代议制国家形式的民主选举程序感到更深切的无能感，“利用对外国人、工人、来自郊区的青年、穆斯林、非洲裔黑人的恐惧，它制造了一种对能起保护作用的主人的渴望……恐惧与战争成为联盟。”两人在纪念“五月风暴”时，都不忘在看似不可能中继续呼吁一种可能的“设想”。
“我们关心那年五月和六月在被打败的人们中所浮现出来的积极意义，和远在巴黎之外的众多心灵。我们要使不信者信，使惧者产生希望，使沉睡者睡梦不安。假如灰扑扑的历史法则能被粉碎，那是因为它们年岁已老，骨质已松……”
马克思高举“各取所能，按需分配”（from each according to his ability, to each according to his needs）的“共产主义”大旗。（今年5月5日，正好是他出生200周年）50年前的夏天，夸特罗其和汤姆·奈仁写下《法国1968：终结的开始》，向想象力的赋权（to each according to his imagination）致意。
而今，在新自由主义与极端民族主义争夺世界统治权的年代，在拥抱消费主义和工具理性的新一代青年人中，这种想象力还存在吗，又将如何可能？
（参考文献：《东风：法国知识分子与20世纪60年代的遗产》、《1968：撞击世界之年》、《法国的“文化大革命”》、《战后欧洲史》、《乌托邦的年代1968-1969》、《生产第六辑：五月风暴四十年反思》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