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先生“晉至唐”史第一課
本課程是通史性質，雖名為“晉至唐”，實際所講的，在晉前也講到三國，唐後也講到五代。因為一個朝代的歷史不能以朝代為始終。（謹案：是年十月三日學校通告：本課程改為“晉南北朝史”，下學期開“隋唐史”，而此堂所講仍包括隋唐在內。）本課程雖屬通史性質，也不能全講。如果各方面都講一點，則類似高中講法，不宜於大學。每星期二小時，在聽者或嫌其少，在講者已恨其多。其原因有三：（一）自己研究有限，自己沒有研究過的，要講就得引用旁人的研究成果和見解（包括古人的和今人的）。這些，都見於記載，大家都能看到，不必在此重說一遍。（二）有些問題確是值得講，但一時材料缺乏，也不能講。（三）以前已經講過的也不願意再重複。有這些原因，所以可講的就更少了。現在準備講的是有新見解、新解釋的。 本課程是選修課，選修人的程度不齊。這是今日在大學裏講國文和歷史最感苦難的問題。因為中文書籍，人人都能看見，講者和聽者，在程度上沒有多大差別。（這和英文不同，有的人因家庭環境接觸不到英文，就不容易學。）然而也正因如此，選本課的，其間差異卻很大。有些事情，有的人早已知道，也有人還不知道。在這裏，分列幾種書，第一類是必讀書，從中可得到最低限度的常識。今日坊間教科書，以夏曾佑《中學歷史教科書》（謹案：當時商務印書館將此書改名為《中國古代史》，列入《大學叢書》中）為最好。作者以公羊今文家的眼光評論歷史，有獨特見解。其書出版已三十年，不必再加批評。（謹案：先生意謂此書已過時。）其餘大學課本，也可參考，看了也可引起對一些問題的注意，但不能作為依據。有些課本內容，展轉抄來，涉及的範圍也很有限。現在每有人以為歷史必然限於普通課本裏所有的，其實這是不對的。例如今年為留美考試所出的“中國通史”試題，有一題問金與南宋的學術有無異同；如有，異同何在。答卷中有人說這個問題遍找各種歷史書都沒有，想該是指南北朝的學術異同。這個人所說的各書大概指的就是普通課本一類的書。這等書或者確實沒有講到這個問題。但是如果細心閱讀舊史，是能發見的。所以說課本只可供參考，不足為依據。 （一）最低限度必讀書，不在堂上講，考試要考這些。因為如不考，連這些常識也沒有。 政治史部分要看《資治通鑒》。今人每好看《通鑒紀事本末》，以為此書有合於西洋科學方法，而不看《通鑒》。這實在錯誤。因為（1）《紀事本末》是袁樞讀《通鑒》時，心中所產生的問題，用以標題，分輯而成。不是人人閱讀《通鑒》時所可能發現的問題盡在於此。所以如果只讀《紀事本末》，就要受到它的限制，以為除袁樞所標題之外，再無問題了。（2）《紀事本末》於一事與兩個問題都有關係的，就在第二個問題下注明。不過也有忘了注的，或不知其關係而不注的，如果只看《紀事本末》，就不易發現其關係了。我們可以說《紀事本末》是《通鑒》帶全文的索引，可作讀《通鑒》時的參考，而不能代替讀《通鑒》。《紀事本末》不能做依據，必須看《通鑒》原書。 典章制度部分要看《通典》，天寶以後的《通典》沒有，可用兩《唐書》的志補充。《通典》不僅鈔輯，它有考證，是一部著作。比《文獻通考》等書高得多。今人每好用《文獻通考》而不用《通典》，因為前者包括的時代長，用著方便，其實不對。《通考》的價值，在於對宋事的批評（姑不論其批評的是非）。再早的材料，也不過抄《通典》、《通鑒》及正史。現在原書具在，不必用《通考》。 （二）進一步學習，可閱《晉書》、《南北史》、《新唐書》。 （三）進行廣泛的研究，除上列書外，再加宋、南齊、梁、陳、魏、北齊、周、隋書、《舊唐書》、《冊府元龜》、《太平廣記》，以及詩文集、筆記，如《全唐詩》、《全唐文》等。 新材料：以上所列參考書皆屬舊材料，新材料將在講授涉及時提出。歷史的新材料，上古史部分如甲骨、銅器等，中古史部分如石刻、敦煌文書、日本藏器之類。所謂新材料，並非從天空中掉下來的，乃指新發現，或原藏於他處，或本為舊材料而加以新注意、新解釋。（舊材料而予以新解釋，很危險。如作史論的專門翻案，往往牽強附會，要戒惕。） 必須對舊材料很熟悉，纔能利用新材料。因為新材料是零星發現的，是片斷的。舊材料熟，纔能把新材料安置於適宜的地位。正像一幅已殘破的古畫，必須知道這幅畫的大概輪廓，纔能將其一山一樹置於適當地位，以復舊觀。在今日能利用新材料的，上古史部分必對經（經史子集的經，也即上古史的舊材料）書很熟，中古以下必須史熟。（謹案：此處所講可參閱《金明館叢稿二編》頁二三〇《楊樹達<積微居小學金石論從續稿>序》有關部分。）而今日出版的許多課本，多不能利用新材料，有的用了也往往弄錯。再看日本，其中雖有好壞，然而大都皆能引用新材料。 更有進者，研究歷史，要特別注意古人的言論和行事。 古人說：“左史記言，右史記事。”這話很有道理。 言，如詩文等，研究其為什麼發此言、與當時社會生活、社會制度有什麼關係。如“清談”為什麼發生，與當時社會有何關係等。 事，即行，行動，研究其行動與當時制度的關係。《通典》、《大唐六典》、《唐律疏義》皆講制度（system）組織方面（structure），現在要研究其制度的施行（function），研究制度對當時行動的影響，和當時人行動對於制度的影響。研究某種行動為何發生，如結婚必與民法有關，殺人必與刑法有關。（謹案：先生指出注意研究制度的實際施行情況，此點至為重要。因為寫在紙上的東西不一定就是現實的東西。研究制度史不能只看條文，必須考察條文在實際生活中的作用。） （卞伯耕記）
【民國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