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群迁徙的单向道和环形公路
东亚的“齿轮”
整个中国大陆的版图，分别被西北-东南和东北-西南数列平行山脉构造带整齐切割，其中最醒目的两条构造带，西面的天山-祁连山-秦岭-大别山和东面的大兴安岭-太行山-龙门山交汇于渭河谷地。东亚大陆的地质构造，可以简化表述为太平洋和印度洋两大板块从东西两个方向与西伯利亚（地台）板块的拼接，形成一个倒立的等边三角形，而渭河河谷就位于其重心，构成“地理漏斗”。在中国地壳的波浪状镶嵌构造之中，铺设了一些人类往来交通的必经路线和险要节点，即“通道”和“塞子”。借助通道的概念，将被地理构造分割的区域之间联系的固定路径连结成为一张互动网络，视作一个恒定不变的参照体系，并引入人类这个考察变量。不同人群的文化差异由三大板块之间不同纬度、海拔等环境所塑造的，文化是环境适应的结果，人群产生农耕、游牧、采集、渔猎或混合等经济方式/生计类型的适应形式而被人们所观察和记录，留下的刻板印象或固执的偏见。人群的扩散迁移带来的“文化遭遇”，是不同环境适应方式之间的遭遇，人类的历史是文化遭遇的结果。揭示文化遭遇发生的原因和结果，需要引入人类迁移-互动模型的概念。当区域网络中任意人群发生迁移，就会在整个网络中产生连续传递，连续体中任意两部分间的互动，就会影响到整个网络，产生“人口压力传递过程”。根据以上原则，将文献记录的“重大历史事件”，通常为文化遭遇导致的暴力冲突，作为基本数据，把连续时间内相邻空间发生的“激烈互动”用曲线连接，和通道比照，确定人群在通道中施压、迁移的真实方向。这种模型能从有限材料中提取充分信息，用相对晚近的丰富数据模拟重建早期历史残缺的面貌，弥合史前史和文明史之间的鸿沟并构筑通途，以建立完整的东亚大陆人类史，建构东亚大陆人类互动迁移、社会变迁的总体趋势。
在正文中用第二至四章的篇幅，呈现全面而具体地阐述人群迁移、互动过程模型的三个中层理论，以吴越战争所处的地理方位为线索，描述越人北上的动力来自人口压力连续释放的过程，而楚国的东进给干越人传递压力，推动其沿着“绍兴-江山”断裂带向东移动融入越国，战胜吴国，但背后还有秦人向东部沿秦岭-大别山构造带释放人口压力，揭示这一多米诺骨牌效应似的人群互动折射出构造通道中人群互动连续性；从农业定居为主的周人与农牧混合经济群体之间最初的物质交换，利用农业社会的剩余产品购买马、牛、羊在内的畜牧产品，后来通过征讨和雇佣饲养方式获取畜牧产品，秦人在与周人的经济-军事互动中，促使其文化和社会的变迁，随着周人东迁，秦人向东占据渭河平原，在施压下，晋国崩析为韩、赵、魏三国，赵国又对燕人形成推动，向辽西迁徙与匈奴的物质交换中提升军事力量，也促进匈奴社会的变迁和逐渐西移，诠释人类社会转型与人群迁移的动力学原理；通过周人与商人物质流动，垄断大量剩余农业产品和青铜制品等财物，与经济类型为定居农业化的转型相辅相成，在获取商人的军事授权及对周边群体的权力威望后，增加商人的财物购买成本，周人财富源源不断地累积，使社会-经济进程处于不稳定的局面，社会增长与畸形经济共同形成的人口压力，促使周人东进伐殷，呈现多变量条件下人群互动的基本模式。第五、六章节将三个中层理论整合于一体，从更宏观的层面透视秦汉东亚大陆人群的整体互动。汉武帝的军队借助东亚大陆南部人群自西向东迁移的秘密通道，从云贵高原顺势向东进入绍兴-萍乡-北海断裂带，终结南方的越人王国。北方的匈奴在自东向西移动的过程中行至地理漏斗的入口，与农业定居文化的人群发生全面的遭遇和互动，接受粮食等农业社会剩余产品的赠予或关市以及和亲的条件维持和平。汉武帝的农业帝国凭借经济-军事的优势，推动匈奴沿蒙古高原的南缘向西，朝西北的阿尔泰山北麓迁移，围绕高原顺时针迁徙，带动乌桓等人群对汉朝的持续反馈。农业帝国外部军事需求反馈到内部生产机制，少数的生产者承担着绝大多数的生产压力，以至于普通生产者逃避徭役，进一步动摇生产基础，使汉朝政府的财政陷入严重的收支失衡。东汉政府采纳班彪“不劳师而币加”的策略，剩余产品通过物质再分配脉络，用币帛购买鲜卑、乌桓的军事服务，抵抗共同的敌人北匈奴。窦宪率领羌胡边杂之师，击溃北匈奴，振大汉之天声。军事服务的财利刺激推动鲜卑社会的军事化过程，也打破原有的生产平衡，在鲜卑自东向西的攻击下，逢侯部西迁引发西羌动荡，凭借内郡“吏士”平定叛乱后，与强盛的鲜卑之间的战役以失败告终。随后爆发黄巾起义和西羌之叛，削弱农业社会的经济根底，破坏生产秩序，使农业帝国内向坍塌，牵引羌胡族群内迁至帝国的核心区域。
第七章从“连续时空内在相邻空间区域中发生的人群互动具有时空连续性”原则出发，归纳发掘十个个案中隐藏的三组人群互动关系，推导出三大构造板块组成的东亚大陆每个区域内，人类迁移趋势保持某种固定的（矢量）方向，太平洋板块内人类迁徙呈现逆时针方向，西伯利亚地台和印度洋板块内人类迁徙呈现顺时针方向的东亚大陆人类迁移动力的“齿轮”模型，以及概括出人类迁移的四条原则：相邻板块区域的人群迁移趋势相反；每个板块区域内所有层次循环圈的迁移趋势都相同；遵循板块总体迁移趋势的人群，迁移难度通常低于反潮流者；地理构造通道交汇位置有且仅有两股人群互动，具有交错叠压的循环性/周期性特征。借助齿轮模型与人类迁移四原则的工具和技术分析，尝试拨开“三代的迷雾”，窥探商人起源、在先商时期的活动迁移进程、商汤亳都的位置以及夏文化/族群早期活动范围的终极命题。
模型的调试
本作品从东亚大陆的地理构造预设人类在历史时空坐标内活动迁移的基本路径轨迹为前提，建构宏大而精巧的“齿轮”模型来描述东亚大陆人群迁移互动的趋势规律。在我看来，这种某些意义上的地理决定论深受“年鉴学派”史学思想的影响。布罗代尔的历史时段论把历史时间划分为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地理环境、社会组织、思想传统等是长时段的历史现象，是决定历史事件和面貌的深层结构；人口消长、生产增减、物价升降等是中时段的历史现象，是历史事件发生、发展的基础；革命、战争等是短时段的历史现象，转瞬即逝。只有把握长时段的历史现象，才能从总体上把握历史。布罗代尔还将整个历史喻为海洋，历史事件只是大海浪尖上的泡沫，它受经济和社会结构这些浪潮的支配，而浪潮下还有长久发挥作用的地理因素（苏智良主编：《历史》（高中一年级第一学期试验本），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14-115页）。书中打通史前史与文明史的学术自觉，抛弃短期观察而建立的人类迁移、环境适应性差异的局部动态，与长时段观察历史的视角契合无间；在三个中程理论的阐释中，采取的物质生产、交换催化经济-社会结构变化的分析方法，与中时段的历史现象相吻合；而短时段的战争和政治事件则是叙述和论证人类迁移互动过程这个主题的方式。然而，并不能就此把本书归类为史学研究，笔者以为，从内容上看更接近政治地理或军事地理的范畴，与传统的历史地理学无关（虽然书中参考引用了不少相关的研究成果进行论证），或可视为借鉴年鉴学派思路的文化（历史与考古结合）人类学著作，而鲜明的人类学意图正与作者的所受的学科教育背景密切相关。作者本科就读于兰州大学世界历史专业（单颖文：《张经纬：博物馆里的“人类学家”》，文汇学人，2015年2月13日），不难推想就在此阶段接触到年鉴学派的史学思想，到研究生阶段攻读厦门大学文化人类学，受到扎实的人类学教育和学术训练。
东亚大陆历史的齿轮转动不息，就像一双看不见的手，在幕后推动着人类的迁移互动，没有任何人群可以违抗，一旦搭上潮流的高速列车，就能沿着单向道直抵终点，如此循环往复，在环形公路上生生不息；又如一位导演搭建好舞台，操纵着演员按照既定的剧本演绎出历史的兴衰更迭，“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的时代趋势和自然规律。不过，历史的真实是否确实如此宿命的论调，早有定数。以下仅以“秦始皇的旅行”和“吴越争霸”两个个案为例，提供多元的视角观察与丰富的维度分析，以期能使此齿轮模型更为完善。“吴越争霸”中提到越国在灭吴后，向北迁移的地点琅邪，位于苏北赣榆，此处采纳的是钱穆的观点，以说明此地近“郯庐断裂带”的北部入口郯城，越人北迁的路线遵循通道的走势。然而，辛神已辨析琅邪应当还在山东半岛的诸城，而且推测越人还是凭借强大的航海能力从会稽经由海道北徙琅邪的（辛德勇：《越王勾践徙都琅邪事析义》，《旧史舆地文录》，中华书局，2013年，第1-78页）。在“秦始皇的旅行”中也提到秦始皇在东部的旅行都沿着郯城-庐江断裂带进行南北移动，沿着山东半岛渤海沿岸绕圈，虽然在注释里已注意到郯城-庐江断裂带，过长江后即不太明显，但仍然认为并不影响秦始皇对这一地质构造的旅行实践。同样，辛神对秦始皇南巡从会稽北上琅邪的路线进行辨析，并不存在沿海而行的陆上通道，而是沿着苏北海岸北上行船（辛德勇：《越王勾践徙都琅邪事析义》，《旧史舆地文录》，中华书局，2013年，第1-78页），所以关于人群遵循此郯城-庐江断裂带通道内的移动或许需适当地修正，虽然在后文中也考虑到北宋与金借助海路沟通联合攻辽，遵循了太平洋板块的逆时针循环（北宋（逾海）→金→辽）。“秦始皇的旅行”将秦始皇东巡的目的归结于为了尽可能了解自己控制的领土，其实可以挖掘出更深层次的政治意图。田天女史已阐述始皇巡游经行六国谷地，特别是重要的道路、关隘和城市的意义是与秦帝国对东方的控制及对东方祭祀的管理和海上求仙直接相关（田天：《秦汉国家祭祀史稿》，三联书店，2015年，第75-81页）。在对巡游路线中“衡山”的注释中，认为霍山（天柱山）在秦汉时始终占据“南岳衡山”的称号，田天亦亦有所考辩，衡山与霍山，古来别为两山，不曾共用一名，霍山在国家祭典中成为南岳的时间早于衡山，但“南岳为衡”则有时代更早的经典依据，衡山与霍山作为不同时空的“南岳”同是存在于文献记载中（田天：《秦汉国家祭祀史稿》，三联书店，2015年，第306-312页）。此外，本书第91页“周宣王希望依靠大骆之子秦仲”，或为笔误，据前文秦仲为公伯之子，可改为公伯之子秦仲，将大骆之子改为大骆之族亦可。固然以一家之言去质疑反驳另一种观点并不妥当，若能提示更多层次的历史信息和细节，措意政治、社会、文化等参数对地理构造施加的反作用力，相信便为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的真相增添一份可能性。
事不孤起，必有其邻，相信书中对看似孤立的历史事件之间存在着密切内在联系的整体性/系统性解读，新见迭出而且令人印象深刻，能给予我们一个全新的视角去洞察历史现象背后隐藏的经济、社会结构乃至地理构造的秘密，若将归纳出的方法、模型和理论融会贯通，将这种思维自觉运用到更多问题的实践中去，或许会发现别有洞天而豁然开朗，比如以“前八后五”的商人迁都为典型的早期国家（族群）频繁迁都的疑问，匈奴的活动趋势究竟是自西向东还是自东向西，红军长征路线的选择等人群移动的策略等等议题。值得一提的是，与本书所涉及问题颇有相关性的数本论著也几乎在同时刊行出版，如孙庆伟《鼏宅禹迹：夏代信史的考古学重建》（三联书店，2018年）对夏文化内涵的解读、辛德勇《发现燕然山铭》（中华书局，2018年）对燕然山战役的发覆，同时也可见作者对重要议题的关注以及具备敏锐的问题意识。
在本作品的后记中，发现了隐藏的一个彩（en）蛋（ai）。谨以此短文作为迟到的祝福，毕竟曾接受过作者的“币加”（喜糖）。祝愿张老师在围城内的生活幸福快乐，希望《人类史：世界的齿轮》和《从神仙到祖先：东亚文化观念的形成》两部书稿能早日面世，以解众多迷妹、迷弟们翘首期盼之苦，所幸看到《博物馆里的极简中国史》（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年12月）即将刊行的消息，相信不用等待太久，届时我们又能踏上一段引人入胜而拍案叫绝的阅读旅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