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遇而安吧

“我当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汪曾祺在文前写这下了这样一句话，单凭一句话，我断言汪老是个乐观的文化人。轻轻一句话，带些戏谑，把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给他带来的痛苦一笔带过。 一九五七年，汪老在被打为右派前曾因一些言论遭受批判，但对生活没有什么影响，做着日常的工作，听着山间的民歌，感受漫山的繁华。全然不知，“暗算”已经在他身后悄悄地开始了。 党组织整风，在领导劝说下，不喜政治的汪曾祺写下温和的《惶惑》，却因此被打为右派整整十年。回想当时突遭暗算的情景，汪老嘲讽了一番，“为了保障人民的健康，不要再搞突然袭击式的政治运动。”批判会上，虚无的，莫须有的帽子全扣在了汪曾祺的头上，他想辩解，政治不允许，时代不允许，他质疑，问题和态度怎可混为一谈？于是发出感慨“中国大概永远没有费厄（fair）的时候了。”这时的汪曾祺，对中国自欺欺人的现状是多么无奈和绝望。他深知，对批评的人和被批评的人来说都是一种解放，他原谅他的朋友，所有人都在配合时代演一出荒谬的戏剧，只不过自己是这场戏剧众多牺牲者中的一个罢了。 最后，他被定为一般右派。回到家和爱人交代时，脸上竟带着奇怪的微笑。想起金圣叹临刑前信中荒诞的胡话，“人在极其无可奈何的时候，往往会生出这种比悲号更为沉痛的滑稽感了。”怀揣着对国家的失望和对未来的绝望，我想他脸上奇怪的笑也是如此吧。 作为右派分子，他被下放到农村劳动，别人眼中虐待人的农活，他满是成就感，别人眼中食宿极差，他却从中更深入观察了解到中国的农村，他把苦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化起了油彩妆，演起了小歌剧，他笔下的文革生活是如此丰富有趣，好得让人忘却了这个时代，仿佛置身于桃花源中。劳动后的“工作”是画马铃薯，蹚着露水，插着花，画完就吃的马铃薯，白天画画，晚上看书，又是一番“神仙过的日子”，即使文革中总是摆脱不了右派的标签，对他的材料中带着不公和鄙夷。 一九七九年平反，汪曾祺把“随遇而安”当作自己与文革相对抗的精神，听起来多无力，他深知这是消极的，但工作的动力只因证实自己的价值和报点故国的情，所以疏离现实，看淡了，看透了，可“心总是有璺的”。 江南给予了汪曾祺淡泊、恬然、随遇而安的脾性，他把之用在字里行间。最后还是发出痛心的感慨“为政临民者，可不慎乎。”最后引用他在《惶惑》中写的一句话“我愿意是个疯子，可以不感觉自己的痛苦。”他同样把他的痛苦藏进了文字里，只是幻化成了“随遇而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