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忘记头顶的月亮，似乎现在和过往没什么不同

如果忘记头顶的月亮，似乎现在和过往没什么不同 一、作者简介 2016年8月21日，中国科幻作家郝景芳凭借《北京折叠》（Folding Beijing）摘得雨果奖“最佳中短篇小说奖”。这是继刘慈欣《三体》获雨果奖之后，中国科幻作家再一次获此殊荣，“中国科幻作家再次获得国外奖项，是中国科幻小说更多走向世界的一个标志”刘慈欣在谈《北京折叠》时如是说。郝景芳生于 1984 年，天津人，在清华大学完成了本硕博教育，相继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清华大学天体物理中心和清华大学经管学院，专业从理论物理转向天体物理最后再到应用经济学，目前在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从事宏观经济研究工作。郝景芳的创作风格比较独特，其科幻作品中涉及的科学技术等“硬科幻”的内容较少（这也是她的小说在评论里毁誉参半的缘由），更多是以科幻为背景，关注社会与个人的际遇，这可能与她的物理学与经济学的多元知识背景有关。借助物理学，她得以进入未来世界，而借助经济学，她得以深层次地架构未来社会的形态。她不认为自己是一位作家，也无意于成为一位作家。她在她的长篇小说《流浪苍穹》的后记中坦言，不会全职写作，因为写作于她而言如饮食、如空气，不可缺少，但她却无法把吃饭、呼吸作为职业。 《孤独深处》收录了郝景芳在2010年至2016年间发表的一些科幻小说，书名也是源于作者对科幻小说的感觉：“科幻小说构想一个可能性的世界，人站在这个世界的边缘，最容易感觉到出世和异化。出离世界的感觉是最孤独的孤独”。[1] 二、夕阳下读郝景芳 之所以用“夕阳下读郝景芳”作小标题，是源于我对郝景芳作品的感觉：夕阳这一意象在中国古典诗词中有怀人思乡的怅惘、闲适隐逸的恬淡、壮丽辉煌的苍凉、亦或是人世沧桑的感伤，这些情感统一于深深的孤独。这孤独的最深处，却是作家对现实的悲悯于关怀：在夕阳近黄昏的感伤与无望中，寄寓着渺茫却真诚的希望，它是一种对世界的不美好进行冷峻洞察和理性思索后的一如既往的热爱。而刘慈欣也曾发邮件鼓励肯定郝景芳的作品：“你创造的世界是绝无仅有的，你的小说中有一种别的科幻作家所没有的色彩，就像消失了很久的金色夕阳又回来了。”写作是作家生活最重要的快乐源泉，也是孤独深处最重要的情感力量。 （一）折叠北京——空间与阶级的魔方 郝景芳凭借《北京折叠》获得“雨果奖”（雨果奖：为纪念“科幻杂志之父”雨果·根斯巴克，而不是我们所熟知的法国文豪维克多·雨果），与刘慈欣《三体》获奖后的欢呼声有所不同，很多评论家认为它根本算不上科幻文学，因为“太现实、不科幻”，那么《北京折叠》究竟描绘了一个怎样的世界？ 小说中，北京城被人为地分隔成了三个相互折叠的空间，每个空间的人轮流翻到地面上生活。故事很简单：主人公是生活在第三空间的垃圾工老刀为了养女糖糖能够上一个可以教音乐和舞蹈的幼儿园，铤而走险进入第一空间为一名处于第二空间的大学生秦天送一封情书，故事由此展开： 作者分别从北京城外的货车司机的视角和身处折叠裂缝中“偷渡”的老刀的眼光来展现北京折叠的过程“从外部来看，北京折叠的过程就像一个巨大的魔方，翻转、重组，小说用‘卑微的仆人’和‘苏醒的兽类’的比喻将北京这座城市进行人格化的描写。而从内部来看，北京折叠的裂缝强调的则是对个体的挤压以及对其生存环境的撕裂”,[2]城市折叠这一奇观场景具有日常性：在北京城外高速公路上的货车司机眼里，折叠北京既没有那么惊悚恐怖，又没有那么新奇怪异，司机们是“在困倦与饥饿中欣赏这一幅无穷循环的城市戏剧。”[3]对于第二空间和第三空间的人来说它也只是如太阳东升西落一样自然而然，甚至有一种“街上撤退的优雅”以及井然的秩序。 折叠北京分为三个空间，第一空间（五百万人）单独一面，享有四十八小时中的二十四小时：从清晨六点到次日清晨六点;第二、第三空间共处一面，分享四十八小时中的二十四小时：第二空间（两千五百万人）享有从次日六点到夜晚十点的十六小时；第三空间（五千万人）享有从夜晚十点到次日清晨六点的八个小时。第一空间，伴有及其考究的建筑，四周陈列着艺术馆、音乐厅、歌剧院等文化场所，且“路的两旁是高大树木和大片草坪”。第二空间，则由学生公寓、宽敞的街道和不高的楼层等相互构成。第三空间，只剩下脏乱的垃圾站、拥挤的住宅、混乱的步行街和胶囊式的公寓混合而成。而这三个人为划分的空间也影射着三个不同的阶层： 精英阶层（行政：白发老人；金融：依言；管理：吴闻，等等） 中产阶级（大学生：秦天、张显等；白领公寓的白领） 社会底层（和老刀一样的两千万的垃圾工、贩卖食物、衣服、材料和保险过活的社会底层的劳动者） 科幻小说具有现实的可企及性，折叠北京与其说是空间上的分隔，不如说是一个基于社会分工的阶层区隔：拥有行政资源和经济资源的人位于社会上层，靠出卖体力和低技术含量的人员则处于底层。戴锦华把折叠的北京叫做“空间与阶级的魔方”。魔方“是一个归纳、筛选，最终达到某种纯净，形成某种由纯净造成的美感的过程。它是不同侧面的同色、同质的组合，以及不同侧面的不同色、不同质的区隔。”[4]时间、空间的精密划分、最优配置、人员小心翼翼的隔离，毫无疑问，小说中的折叠北京无论是在物理空间上还是在抽象的社会阶层与社会机构的运作上完全达到了这种“魔方”的体式。但是，我们不妨思考这么一个问题：这个“魔方”由谁来转动、又是用何种手段来操纵？“魔方”不同侧面的个体又是如何认同与心甘情愿地顺从这种安排，加入到集体无意识队伍的呢？当然，这里面有精心规划的权力在运作，分别有两个不同的维度：外在型和内向型。折叠的空间暗藏着权力空间。福柯的《空间、知识、权力》将权力对空间的干预点明，空间并非完全独立壮观的存在，权力对空间的操纵和影响非常大，通过把控权力也就等于控制了空间。因为“垂直并不属于空间的纬度，而是属于权力的纬度。它能够控制你、站立起来，发出威胁，然后夷为平地”[5]小说中在白发老人出场之前，我们几乎看不到有任何的机构、组织或者个人对这三个空间的管理和安排，只有作为权力工具的城市清理队的出场：“在他们身后，清理队已经缓缓开了过来，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将人们扫回家。”一种无形的权力成为这个折叠空间的主导力量，它干涉、渗透和控制空间的形成和延伸，并对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做出精心的规划与安排。小说直到后面老刀参观完“折叠城市50周年”典礼后准备返回第三空间时才透露出折叠城市的管理方式：因为一个人的工作失误，白发老人安排人为延迟两个空间的转换，人为延迟极为常规的转换时间似乎让读者看到白发老人所拥有的至高无上的权力，但作者并无意于把权力赋予某个单个的人，显示统治者的专制独裁，这里面有趣的一点是，小说中每个人都有名字，而只有白发老人是以无名者的身份出现，可见在作者笔下或者老刀眼中，白发老人只是一种象征性符号。折叠的北京城三个空间构成了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巨大的封闭空间“高速截断在七环之外，所有的翻转都在六环内发生”这种封闭的空间不免让我们想起福柯在《规训与惩罚》里所描绘的“全景敞视监狱”的结构，在这个全景敞视监狱中，不仅有外在的惩戒制度来对空间进行管理与规训，更有来自三个空间不同群体的人们各自的相互监视，它的威力在老刀两次在第一空间引起的注意中可见一斑。福柯在《权力／知识》中说道：“权力必须为循环的东西，或能以链条形式运作的东西。权力通过网状组织运行。个体是权力的工具，而不是施用对象”，[6]在这里每个人都是作为权力被确立或抵制的“场域”而存在的，他们不仅监视别人或被别人监视，同时也是自己的看守，自我规训，对周围的一切习以为常，遵守规范而不敢有丝毫的僭越行为，这一点在三个空间不同的人群身上是一致的，他们都无法逃离外在和内在的束缚。然而仅仅依靠这些来维持空间的秩序，还是不够的，三个空间不能说是完全凝固、不可流动的，它让处于第二乃至第三阶层的人以为社会还是有很多机会的，只要努力就能改变自身处境，第三空间的人可以进入到第二空间，第二空间的人也可以到第一空间，即使有人失败（老刀考了三次大学没考上）也不是这个社会不给你们发展机会，是因为你们达不到条件。社会可以流动，只不过这种流动性是凝滞的。而恰恰是这种看似希望的无希望，加强了每个人对自我的规训，从而确保这个荒诞社会的有序运行。彩虹很美，可食物残渣构成的彩虹你还觉得它绚丽多姿，赏心悦目吗？ 《北京折叠》中郝景芳没有简单地把权力认为是自上而下统治阶级压迫剥削被统治阶级的二元模式。“一般的反乌托邦小说，情节基本是上层压榨下层，下层在隐忍中酝酿反抗，直到冲突爆发，下层终于推翻上层或是被上层镇压。”[7]老刀们的劳作已经能被机器取代，他们对于整个社会而言仅仅实在消耗资源，而不能创造任何的价值。此时反抗自然也无从发生，因为他们连被剥削的资格都没有了。郝景芳的高明之处在于小说结尾的毫无变化，一切如一潭死水，而没有变化就是巨大的无力之处。因为就算低阶层的人推翻高阶层的人，三个空间运转并没有因此而改变，社会结构的本质没有变化。 （二）人的异化——出离世界的孤独 人群中这些面孔幽灵一般显现 湿漉漉的黑色枝条上的许多花瓣 ——庞德 马克斯对异化这个词有经典的论述,异化指的是人类的一种困局，“人的能动性丧失了，遭到我们自己创造的物质力量或精神力量的奴役。"人所创造的东西并没有给人带来幸福，反而使其陷入痛苦之中。郝景芳的作品深深扎根于社会现实之中，她生活的环境，做的公益，以及她对经济学的研究都让她对社会现实有深刻的认知,在书写社会现实时便会具有相应的广度和深度。她在获奖感言中说道“在《北京折叠》这部小说中，我提出了未来的一种可能性，人们面对自动化，技术进步，失业和经济停滞等各方面的问题”，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对于人类而言并不意味着美好，在小说中，借由老葛之口说出了科技发展的困境，“机器成本往下降，到时候一定就是机器便宜，生产力一改造，升级了，GDP上去了，失业也上去了。”老葛的语气有些冷，，其实读者在此时也能读出一丝丝凉意。科技本应带给人类的是美好的未来，其实不然，科技带给人们的还有异化。在《北京折叠》中科技带来的益处，第三空间的人没有享受到，而带来的风险却要第三空间的人承担，他们不是在生活，只是如行尸走肉般活着而已。每个人处于自己空间，阶层，通过周围世界认识自己，确认了自己的身份符号，当他们一旦离开自己所熟悉的环境闯入另一环境时，潜意识里便会有一种格格不入的感觉，站在世界边缘的孤独感。这种孤独感和漂泊感是现代性的产物，而与古人是有所不同的。古人的孤独是：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是一个人的孤独，而这种孤独在一定程度上是积极的具有生产性的孤独，如太史公之于《史记》，蒲松龄之于《聊斋志异》。而现代人的孤独是《生死域》中街上人的虚幻，是在繁华中央人群中的孤独，是庞德式的“人群中这些面孔幽灵一般显现，湿漉漉的黑色枝条上的许多花瓣”带着死亡气息的孤独。现代性把神打掉，科学取代神，在现代性的大浪潮中，人们普遍丧失了一种对事物的敬畏感，原始崇拜消失殆尽”人类开始物化，不再重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更不再重视集体性。最后所有人成为孤立冷漠的个体，退缩到网络里，退缩到虚拟世界，以此来拯救缺乏归属感导致的焦虑。神是人格化的存在，寄寓着人的情感，而科学只是冷冰冰的存在，是不可能消除人的焦虑和孤独感。在小说集中，我们看到即便是如《繁华中央》中阿玖所在的艺术家、科学家等知识分子这一独特群体也难以摆脱这种异化的孤独感，他们原有的消除孤独的途径：彼此安慰，共同面对庸众，但是传统的策略已经失效，知识分子，艺术家的文化氛围被经济加以衡量，一切都纳入商品系统中，他们不再是同一阵营的坚不可摧的同伴，而是为各自利益而战的竞争对手。于是便没有了对艺术的纯粹的追求，面对诱惑而自动屈服，处于一种自动的驯顺状态。当阿玖违背艺术初衷，成功地成为自己梦寐以求的精英分子时，却同时也成为了一个最孤独的边缘人——她知道钢铁人的真相，却无法说出，当她清醒感受到自己将渐渐被异化成为一个既不是真正的钢铁人也不是真正的人类的尴尬存在时，她担惊受怕，惶惶不可终日。但值得欣慰的是，她经历了内心的挣扎之后最终选择加入到林老师利用弦歌共振摧毁月球的计划，并最终和林老师一同牺牲，可以说是在另一个层面上获得了新生。《孤单病房》中的病人并不是我们现实意义上理解的身体残疾或疾病，他们的病症更多的表现在精神上，这些人的共同点便是找不到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形成精神的荒漠化，只能在病榻上通过虚拟的形式获得他们所需要的内心的满足，吸食精神鸦片。而让人觉得反讽的是小说结尾护士齐娜，也通过这种形式获得了现实生活中得不到的精神与情感的满足，而之前她还是极为质疑那些“病人”的生存状态的。《深山疗养院》中高级知识分子不堪外表光鲜亮丽，实际却龌龊苟且的强烈反差，在大学同学“陆星的”劝说下，试图以暴力的方式宣泄自己的不满，却最终却发现“陆星”不过是受人工智能控制的程序。而韩知与陆星其实是一个人的一体两面，韩知是现实中的我，即自我，而陆星是潜意识中的我，即本我。卡夫卡式的荒诞，却说明当下哪怕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不能避免，更何况尘世中的芸芸众生，这是现时代的人的异化，两个我相周旋，尽是出离世界的孤独感，这种孤独是最深处的孤独。 （三）文学艺术——最后的庇护所 “在宇宙无限广博的艺术中，根本没有物种，只有杰作。你要想好天堂的位置，天堂在宇宙里。”[8] ——钢铁人 反乌托邦小说习惯选择某种艺术作为人类最后的庇护所，如《美丽新世界》中选择了莎士比亚的作品，《使女的故事》中，基列共和国通过销毁书籍来巩固统治，《孤独深处》也不例外。选择艺术避难的原因是他们总是与个人的主体性相关。 《弦歌》和《繁华中央》是两篇各自独立又相互勾连的小说。“《弦歌》是几年前发表的一个故事，它讲了人类用音乐迎战外星人的英勇故事。这是故事的A面，而在写作的同时，我头脑中就出现了一个B面故事：有关外星人的真相。实际上，这是一个人与人心自身对抗的故事。A与B面合一才构成我心中的象征意义。”作者在《孤独深处》的前言中说道。一如她的《北京折叠》没有绚丽多姿的科幻场景，却给人以直抵心灵的震撼。外太空的“钢铁人没有狰狞的外表（比地球人略高，两到三米之间，流线型的钢铁外表，永远看不见表情的精确)，对待人类的进攻也没有好莱坞大片那种残酷激烈，相反对于特定群体如艺术家和科学家还很仁慈，他们懂科学知道哪些头脑该珍惜。一切都将毁灭，只有科学和艺术等值得留下的东西得以保存。在地球文明将要毁灭的危急情势下，尚没有妥协的艺术家用一场场演奏做最后的挣扎：被动，却责任重大；严肃却失去艺术原本的意义。钢铁人所求的只是臣服。“只要屈服，只要放弃，只要在他们的天空下歌舞升平”，作者借小说中人物之口指出：在整个人类的薄弱的命运面前，被建构的各种价值的苍白无力（他们惊讶地发现，一些以为永存的英雄主义气质不见了，牺牲和为自由而战的民族气质也可以随着溃败消散)，人往往是带着睡意栖居的，睡去之后，生活的一切都可以容忍。惊恐可以容忍，限制的自由也可以容忍。但是总有人会不甘心，怀着一腔孤勇，破釜沉舟，寻求最后的抗拒。最终他们用孤注一掷的琴弦拨动让天地的哀歌响起，用同归于尽的办法换一点自由。只不过这反抗从始至终就不是一场激动人心的战斗，而是悲凉到最后的无可奈何。用钢铁人所珍视的艺术作武器，最终战胜钢铁人，这是对拥有更高科技水平的一种文明的胜利。当然，作者用艺术的外壳却借助物理科学的共振原理来对抗钢铁人，无疑陷入自己所设置的科技的陷阱中，说明作者的思想和写作水平都有不成熟之处。《宇宙剧场》中，清冷的格拉斯哥是作者印象中所有未来城市的样本——“萧条，冷淡，像一盏烛火渐渐暗下。”这种凄凉和萧索暗示了科技文明带来的后果。同样是外星人与地球人的二元对立，钢铁人用威慑和诱惑的武器，让恐惧者恐惧，让欲望着欲望，让地球人与内心的魔鬼战斗；在这个故事里外星人给地球人种下观念，潜移默化改变地球人的文化。地球节日的消失是他们的一场历时上百年的处心积虑的阴谋。没有了节日，也就没有了同一性的认同感，人类开始物化，沉浸在虚拟的世界中，不再重视彼此间的联系，那样也就丧失了凝聚力，没有了抵御的能力，而伊莲一个人的战斗，打开了唤醒意识的大门。“伊莲抬起头，望向太空，就像数万年前部落里抬起头的第一个人一样”叙述到此而至，而故事未完，我们可以续写它的结局：既可以有《弦歌》那样“杀敌一千，自伤八百”的微弱胜利；也可以是唤醒大部分人的觉醒，人类全体迎战，最终大获全胜，人类文明得以保存。《谷神的飞翔》可以认为是郝景芳长篇小说《流浪苍穹》的一个补充或者说是前传，读之如温馨的童话故事，小镇上的孩子们永远不会孤独，即使他们在漫长的太空旅程之中，因为他们的心小小的，装满了故事，就放不下那许多东西了。《最后一个勇敢的人》中，那个想尽一切办法想要逃过追杀的克隆人斯杰47，他四处逃亡不向当权者妥协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保存自己母体所创设的文明理论，生命是超越身体的存在，而个体所创造的文明理论是生命本身意义所在，保留了它，就是个体生命的永存，哪怕是以肉体的死亡为代价。这些小说，大多都是身处科技高度发达的历史大背景中渺小的个体在面对整个人类文明即将消亡时，与强大的命运做的同归于尽的抵抗。个人凭借一腔孤勇，凭借毫不动摇的决心战胜强大的敌人，虽孤独却是无比的悲壮。它们是郝景芳为古老的文明所谱的颂歌，也是向渺小的个体所具备的夸父逐日一般人类原始悲壮精神致敬。 （四）悲观叙事——苍凉却不绝望 科幻作家宝树曾这样评价郝景芳的作品：在后“三体”时代日渐浮嚣的中国科幻中，景芳的作品并不大张旗鼓吆喝，但总是吸引你去聆听。摇曳多姿、细腻唯美的感性笔触下，有着对世界的冷峻洞察和理性思索，而更深处是一种坚定的力量感，这并非单纯是科技发明的力量，而是追求自身的完满、充沛与坚韧。评价不吝溢美之词，却也很好地契合了郝景芳的作品。文学不仅是人学，也是物学，郝景芳的语言充满着物体的质感，让读者仿佛也能听得到“大象踩过枯草的破裂声，石子落入泉水的叮咚”。“她给常见的科幻题材洒上了一层很诗意的阳光。这种诗意让人既感觉有古典的味道，也由现代、前卫的感觉。”刘慈欣如是说。在她静谧含蓄的语言中，我们能感受到她的隐忍，有卡夫卡式的冷静和克制，却并不都是寒意。与《三体》式的硬科幻探讨未来人类的命运不同，它关注的是现实中人类的境遇，所道出的是现实中平凡人现代化背景下的焦虑与孤独。福柯说，知识分子的角色并不是要告诉别人他们应该做什么……而是要通过自己专业领域的分析，一直不停地对设定为不言自明的公理提出疑问，动摇人们的心理习惯、他们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拆解熟悉的和被认可的事物，重新审查规则和制度，在此基础上重新问题化（以此来实现他的知识分子使命）。而在郝景芳的作品中我们不难看出作家知识分子式的现实主义关怀与思考：在《孤独深处》中，既有向下的对当下社会民生与人们生存状态的关注与思考，又有向上的在哲学和文化领域对世界和宇宙进行纵深的探索与思考。她笔下的人物不是悲剧英雄式的存在，所讲述的也不是宏大历史叙事中中英雄的传奇。她更关心的是作为独立个体的普通乃至渺小的人。正如三个空间没有设置任何一个所谓的反派，在她的笔下，每一个个体不能单纯的用“善”“恶”来标签，她认为普通人的人性式非常复杂的，既有自私的地方，也会有恻隐之心，处在不同的社会位置，可能会激发出复杂人性中的不同成分。这些人物尽管经历不同，然而却明显具有一些有意味的相似之处：他们往往被置放在一个孤独的或者将要逐渐被异化的境地当中（没有人理解、没有人在乎他内心的挣扎），尽管他们也具有着人本能的自私、虚荣等弱点，但在关键的问题上，他们往往又能够认清自己，即使中间有很多的纠结与矛盾，但还是最终能坚持自己内心深处的善良与爱，孤独地用自己的方式与绝望的命运做斗争，在作家笔下的人物群像中“我们明显能看出作者尝试从一个坍塌的世界中去寻找一些最后的光辉的努力”，在感伤的背景下让我们感受到作者对于现实，对于普通人的悲悯与关怀，如沐浴在金色夕阳之中虽苍凉却不至于完全绝望。 三 、无物之阵中的思考 科幻小说的定义为在尊重科学结论的基础上进行合理设想（而非妄想）而创作出的文艺， 一般认为优秀的科幻小说必须具备“逻辑自洽”、“科学元素”、“人文思考”三要素。不容置疑，郝景芳的科幻小说在“逻辑自洽”和“科学元素”两方面是存在较大问题的：一方面，缺乏令人震撼或耳目一新的想象；另一方面，小说中一些情节的设置过于敷衍而缺乏逻辑性。同时郝景芳的叙事能力有待提高，缺少纳博科夫所说的神圣的细节，在很多地方尤其是在长篇小说《流浪苍穹》中有概念先行的现象。指出小说中很多不完美的地方并不是否认其价值，正是因为它有自己独特而难能可贵之处，所以我们希望作者的写作能向着好的方向发展。也许郝景芳不是一个好的科幻小说家或小说家，但她具有的却是很多作家所缺少的写作者的良知或者说是良心，用杨老师的话来说就是“她不是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在她的作品中我们能看出知识分子式的现实主义关怀与思考，她的作品虚而非伪，没有行走在云端。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作家写什么虽是其个人自由，却更是一种道德选择。中国近些年的先锋小说不表现现实生活中正在遭遇的问题，退而回到古老的历史书写中，如苏童、格非，不能说这样就如何如何，只是这种逃避现实的书写，其作为严肃文学的意义又何在？莫言之所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并非是其写作水平高出同代人很多，而是在于他具有作家的良知和道德的勇气，敢于提出现实的问题，至于他在作品中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否具有可行性，这就涉及到一些技术性或者说为策略性的问题了，毕竟我们不能要求作者具有社会学家或政治家的素养。而郝景芳就是这样一位作家，勇敢地呈现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城市化进程中的突出问题、现代人的精神荒漠化、科技带来的人的异化等，这些都是我们生活中正在面临着的真实的困境，虽然给不出解决方案，但至少说明了作者对于现实的体察入微，和秉笔直书的勇气。这是作家在现代社会的无物之阵中，所保持的清醒。 “无物之阵”最初出现在鲁迅先生的《野草》中“中国各处是壁，然而无形，像‘鬼打墙’一般，使你随时能碰。”钱理群通俗易懂地解释了“无物之阵”地含义：分明有一种敌对势力包围，却找不到明确地敌人，当然就分不清友和仇，也形不成明确的战线；随时碰见各式各样的‘壁’却又‘无形’。在这个“为善以求名，为恶以逐利”的物化社会中，金钱、商品、科技、娱乐至上，人日益成为物的俘虏而不自知。更不乏如《孤单病房》中吸食精神鸦片、活在虚幻美好里的人，自以为生活得很好，很知足，殊不知现实是从小教科书所告诉我们的：空气、阳光、草地是我们每个人都平等享有的资源，已经完全是一种欺骗行为。真实的情况是时间、空间、资源都被纳入了资本的链条中，我们正在失去它们。正如小说中所写：“老刀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景象。太阳缓缓升起，天边是深远而纯净的蓝，蓝色下沿是橙黄色……他的心狂跳不已。他从来不知道太阳升起竟然如此动人。”写得很抒情，现实却很残酷。这背后是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平等，是机会的不平等，老刀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比其他人幸运的，第三空间里很多像他一样的人甚至连铤而走险的机会都没有。所以我们要时刻警醒，对世界进行冷峻洞察和理性思索，避免在无物之阵中迷失自我，也防止思想的惰性，陷入虚无主义的深渊。中国古人讲君子慎独，其实不是说在独处也要谨慎，而是说，要时时刻刻要审视自己的言行与思想意识。2018年11月26日，世界首例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婴儿在中国诞生，而这一令人惊悚的消息，起初受到一些主流媒体的吹捧歌颂。现实按照书中所写而发生：《1984》之后，《美丽新世界》已然拉开帷幕，郝景芳《最后一个勇敢的人》中“基因选择让人的特长分化得更加鲜明突出，于是一代代身份特征固化得更加明显……每个人是大世界的一个小电子，人人安于身份，融于世界。”如《北京折叠》一样预测了发生着或还未发生的真实世界。科技提高了我们的生活水平，但也越来越给我们带来精神的恐慌与虚无。科学的边界、科学家的道德底线到底在哪？从日本的地铁投毒事件、高校的投毒事件等社会的阴暗面中，我们不难看出现代理工科学在其中发挥的作用。科学家没有了敬畏之心，也就失去了作为人应有的人为关怀，陷入唯科技论的谬误之中，为善以求名，为恶以逐利，科研不为造福人类社会，成为自己追求利益的工具，发泄私愤报复社会的武器。《阿房宫》中秦始皇这样一位至高无上的帝王头上尚且有一把剑，时时警醒自己不要为所欲为。科学家乃至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一种返魅的勇气和重塑敬畏的意识，要有一个超越现实生活的维度，时时审视自己的所作所为，谨慎提防工具理性以及避免被娱乐和消费社会所裹挟，形成精神的荒漠化。亚里士多德说悲剧的目的“在於引起怜悯和恐惧,并导致这些情感的净化”，它唤醒的是人类最美好的东西。然而，现在的人都有一颗玻璃心，太脆弱而承受不了怜悯和恐惧，只能接受刘同式的“治愈系”写作，这是很悲哀的一件事，人为设定好的青春模板、自欺欺人的心灵鸡汤，并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实质性的精神慰藉，我们要对这种样板戏的青春文学保持警惕和批判的态度。而真正的文学或者其他艺术则会使我们的生命发生变化，这也是我们人类最后的庇护所，是我们抗拒现代性恐慌和孤独的武器。人生很漫长，社会也很复杂，并不是读一本书，学好一门专业知识就能解决人生所有的困境，正如拥有丰富物理学知识并没有让韩知学会怎么当一个爸爸。因为人生的复杂性，知识的适用性，所以即使读了很多多书，我们也可能仍然过不好这一生。那我们读书的意义何在？意义就在于我们能通过阅读和写作而像一个人一样存在，唤醒对美好事物的信任感，对抗谎言和垃圾，对抗无物之阵。 “穷”则兼济天下，是因为我们关注与自己生存和生活密切相关的事，同时我们也要独善其身，因为关心自己的生活是起点。独善其身，兼济天下，始终不忘我们所热爱着的并不美好的世界。活在虚幻的美好里的人我们应该用我们的方式提醒他们现实的处境的糟糕与不堪。无物当道的年代，或许不能改变什么，但总得有人说出对现实的不满和对未来的期冀，并为之而努力，郝景芳是有真正良知的作家，不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渺小如我们，也应有自己的良知和人文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