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无的樱花的季节轮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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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日本本国天生带有一种复杂的情愫,那么在他国的视界里对日本心怀最为复杂之情愫的,大约就是荷兰了吧。想想数百年前,荷兰作为唯一被容许逗留在日本本土的国家,不仅仅成为了日本窥一斑而意图知全豹的窗口,更以其国名创立“兰学”,似乎成为了一个独立的学科。
但是,它很快就从航海史的舞台退出到聚光灯之外,如同中国某段历史上曾经出没过的红毛鬼子一样成为了传说。这会不会让身为荷兰人的伊恩·布鲁玛——这本认为可以定义今日之日本何以是今日之日本的书的作者,以一种预设的立场,来看待这个微妙的民族呢?好像并没有,至少在行文中,他用极其审慎的措辞和相当感同身受的立场,回顾了幕府末年到上世纪中叶这一百年的日本史。里面有各式各样的挣扎,也有让中国人,或许是法国人及德意志人都觉得眼熟的自我戕伐。类似自我的迷失,类似分岔路的恍惚,也类似某种轮回的诅咒,年复一年,冷漠的上演。
紧接着唐纳德·基恩的《明治天皇》人物传记读这本是很有趣的体验。传记式的纪年录入,和中国官方历史的笔触一模一样,因为国家和皇帝的命运,在东方法理的逻辑上,素来是重合的。于是乎,明治年间各种事情,都以围绕着明治天皇的方式展开——如同整个日本的国体,始终坚持万世一系,遵循天照大神的训导。但是今日之日本虽然是今日之日本,并非明治维新四个字就可以概括的,且先不论之前和之后,但是明治年间的那些,也未有都在明治生平的记录里。
所以,在我看来,伊恩·布鲁玛的书,是一副大图,一百年的历史里,讲述的是日本国体国民的困惑与迷茫,而唐纳德·基恩的书,则是局部的放大,虽然只是一段时间,偏偏能够在别处看到它投下的影子。如果再搭配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和夏目漱石的《我是猫》,便会叫那段往事更加的鲜明生动起来。不得不援引麦克阿瑟的观点,日本,就像是一个缺乏管教的小孩,他不似德国已经有了冥顽不灵的价值认知,只不过因为搞不清楚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所以一味的胡闹罢了。
伊恩·布鲁玛在适当的时间节点让麦克阿瑟的观点出现,使其起到了对自己行文中列举之各式各样的现象总结的作用。看起来就是这样一回事,从早间的黑色舰队开始,日本被迫看到了式微的中国文明和霸道的西方世界,传统和未知即刻发生了剧烈的撞击,而使得在这个岛国上持续了千余年的某种认同感,一夕间分崩离析。
因为读过了《明治天皇》,所以我看到了睦仁的父亲孝明天皇的挣扎。他憎恨传统的朝不保夕,他厌烦国门的频频滋扰,他更恼火自己的无能为力。
于是问题又回到了那个点上,天皇对于日本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有读到日本各个阶层的人对于执政者或掌权者的不满及反抗,各式各样的暴动与暗杀未知是中国人、法国人还是德意志人的复刻或被复刻,显得极为眼熟。而国家的走向是否遵循适当的轨道,就取决于那些被自诩为进步者的反抗人士想要刺杀的对象,有没有死得其所——这里有两层意思,一个是有没有被杀,另一个是被杀的时候是否已经完成了使命。论及从旧式国家蜕变为现代化国家而言,日本显然比同时代的中国幸运太多,至少那些人死的时候,大多数的齿轮已经开始运转,让少数人无力回天。
但从一个价值体系的建立来说,日本当时的冲突因为得到了充分的酝酿,而进入了白热化的状态。不论左右,所有的人,都处在一种极度的空洞和忙乱里,于是就很容易的被填充成符合某种需要的样子。
伊恩·布鲁玛称之为洗脑。不是简单的洗脑,而是从明治到大正,几代人累积渐进式的洗脑,加上经过明治年间强大的蜕变,清日战争、日俄战争、条约的重新签订,日本国显然处在了一种快速迁徙的兴奋状态。这种兴奋状态,加上国土狭窄以及文化边缘,完美的对应了船小好调头的中国俗语。
相对于这个比喻,伊恩·布鲁玛的说法不客气多了。他认为日本从未有过自己原创的文化体系,或许是从远古的蒙荒时代,就开始作为中国历史的附庸而逐步建立起了自己的政治体系和国民价值,就好像自称是天照大神的后代这件事,也与炎黄子孙的传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所以,早已习惯了接受外来文明训导的他们,就很容易在产生怀疑和动摇的时候,快速的接受另一种价值体系。这一次,他们照搬的是普鲁士的宪法,尽管相对来说,鹿鸣馆更想取悦的似乎是英国人。
除此之外,伊恩·布鲁玛还认为,日本之所以在那个节点和中国走上了不同的方向,是因为日本的权力分割。说白了,就是不彻底的中央集权,尤其在幕府末期,天皇已经失去了两百多年的对这个国家的控制力。割裂的执政体系,让日本人可以充分的享受冲突,然后在末了的时候,举起天皇这个吉祥物来效忠一下,就可以成为民族的英雄。这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千多年前就有人冷冷的说,帝王将相,宁有种乎。
权力割裂,让造反和叛乱,暗杀与谋逆都有了合法的解释,使得观点在世俗世界的流转有了长足的空间。毕竟,只要以天皇之名,一切皆可称颂。但其中同样蕴藏着某个矛盾点,而这个矛盾点经由伊恩·布鲁玛的拆解,成为了二战后清算的黑洞。
按照以天皇之名皆为合法的基调,下级可以忤逆上级的命令,少数可以推翻多数的结论,任何人都有可能被捆绑于所谓忠义的炭烤架无所适从。于是,按照日本的十五年战争,也就是从九一八事变开始到中国抗日战争结束的十五年里,他们在亚洲犯下的累累罪行,只要被冠之以效忠天皇的措辞,就显得冠冕堂皇。伊恩·布鲁玛并没有放弃从另外的角度去解答为什么以武士精神自居的人,会用这样的方式来宣扬威权主义的高尚。他也在尝试猜测,是否是因为战友的凋零和战场上本来就无法避免的残酷,让人性消弭殆尽。类似的观点,视日本为叛逆小孩的麦克阿瑟也提出过,即在战争之中,如果不是杰出到不食人间烟火,大约都是无法保有某种高尚的。
但这不是矛盾点所在,而是所有的暴行,其实都以天皇的意志为指引展开,甚至跳过了很多的高级将领。但是当东京军事法庭冷冷开席的时候,麦克阿瑟却认为裕仁天皇是无辜的、被利用的小孩,应该得到宽宥。甚至东条英机的下意识反应,嗯,他说“我们日本人没人敢违抗天皇的旨意”而被勒令更改证词,说天皇是个极度的无可救药的和平主义者。
似乎我跳过了民族主义与军国主义被酝酿的过程?那是因为伊恩·布鲁玛认为,这个过程从未中断,循环往复。
不能单纯的用左或者右来形容,应该是自我求证或自我迷失的冲突。伊恩·布鲁玛认为,不会有比《我是猫》更好的表达。我用力的回忆了一下这本读过的书,那只傲慢的猫用一种上帝的视角审视着身边每一个自命不凡又自欺欺人的存在,它的冷漠透过瞳孔传递着不解。所以说,自从孝明天皇坚定的反对打开国门,到明治维新激烈的东西冲突,以及大正民主的脆弱单薄,直至裕仁天皇满面红光的享用珍珠港的捷报,几代人几个时期,都未能完成自我认知的建设,于是夏目漱石就借由一只猫的洞察,来讲述这个国家与人民的困顿。
人总归要比猫高明一些,单看寿命就长了许多,于是多了更多庸人自扰的无奈。而这份无奈,似乎从未在日本这个岛国消失。且不论战争和灾难让人怎样的无奈和迷惘(石黑一雄的《远山淡影》里就有这种无力挣扎的不甘),核心价值观让人措手不及的交替才是让人感伤的根源。
这个时候,中国和德国有点幸运了。前者因为是彻头彻尾的受害者,不必背负道德的枷锁。后者因为纳粹党的存在,可以随意的甩锅并摆出一副道德担当的正面模样。日本却因为万世一系的道统所在,而不得不继续面对天皇即真理的认定与普世人文价值的矛盾冲突,一如他们在过去的一百一十年里从未中断过的冲突一样,倔强又无计可施。
在尾声里,伊恩·布鲁玛的笔触忽然显示出淡淡的哀愁。
他的日本朋友在2002年的时候,跟他说,他们希望黑船再杀回来,打破封闭的政治体制。他们表示,过去的老一套已经行不通了,只有借助外部压力,才能将束缚这个狭隘社会的死结解开。
伊恩·布鲁玛觉得自己懂那个意思。托他的福,我似乎也懂。
就如同樱花一样,历经冬的沉寂,迎来春夏的绚烂,却又在秋日凋零,再度困囿于冬的肃杀,周而复始,从无停歇。岛国的思潮,因为国体和政体的既定模式,同样被困在破立挣扎的循环里,无法挣脱。
故事回到了原点,回到了日本最初与西方势力正面交锋的时刻。
一切的一切,明治维新,大正民主,裕仁的军国主义,麦克阿瑟的婴儿理论,战后的池田路线……
一切的一切,拼命想要摆脱的亚洲背景,再度谋求认同的东亚代表,相扑的失利和对勇者的尊重,空虚又孱弱的无力肩膀,没有现实的责任感,只贪图精神的乌托邦……
就如同樱花的四季一样,轮回往复,未知终了。
所以,伊恩·布鲁玛才会在最后的最后,期待有朝一日看到日本人解放自我,真正地和黑船告别,因为他们不再需要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