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摘要

本书旨在阐明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如何变成中国式佛教，以及为了适应汉民族的特点，在其精神生活中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佛教在中国的变迁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国家权力与佛教教团的关系非常密切。因而本书着重阐述政治与佛教、社会与佛教的关系。序p2

佛教从印度西北部传到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丝绸之路的商队一起逐渐传达中国。在印度，不仅印度教深入民众之中，而且耆那教及其他各种宗教也都很发达。但是，只有作为印度宗教旁系的佛教传到中亚细亚，进而传入中国。这不只是历史上的偶然现象，可能由于佛教本身具有一种潜在力，它的传播和渗透是超民族、超阶级的。

从佛教传入中国至唐朝，翻译经典被当作最主要的事业，自后汉以后到宋朝的一千年间，一直持续进行。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中国存在着儒教以及诸子百家的杰出政治伦理思想，但在宗教思想和宗教文化方面则有其不足的一面。摄取了佛教以后，便使中国思想界扩大了认识的广度和深度，从而丰富了它的内容，对各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儒教方面完成了宋学和阳明学；道教方面发展了道教礼仪和教义；即使在工艺美术、天文数学、音乐、医学等方面，也由于摄取了印度和西域的文化要素而更加丰富了它的内容。佛教还丰富了中国人民大众的信仰生活，进入宋朝以后，佛教是和儒教一起被当作生活的智慧而接受的。

楚王英所信奉的佛教是怎样的呢？有人说它是黄老和浮屠不加区别，同时崇奉的。但是毋宁说它是因为佛教和当时的民间信仰很协调，所以容易被中国人接受。三月洁斋向神发誓的楚王英，是把佛陀当作神来祭祀的，当作以祈求现世利益和长生不老为主旨的宗教来信仰的。这种早起佛教的信仰内容贯穿于以后的中国佛教史，反映了中国佛教最基本的性质。P19

从老子化胡说流传这件事来看，反而可以推测汉代佛教的特点是：为使异国宗教——佛教在中国传布，唯一的手段和方法就是尽量让它和中国固有的风俗、习惯、思想、信仰等结合调和起来，并且必须配合道士和方术家所提倡的长生不老术来进行。

从后汉灭亡到三国、西晋，中国社会和思想界迎来了一个重大的变革期，后汉时传播的外来佛教也乘此变革之际逐渐为人们普遍接受。

曹魏皇帝这样推行禁止民间祠庙及方式巫觋之咒术和神仙术政策的后果，使后汉以来流行的长生不老术和神仙思想等道教性的信仰渐渐销声匿迹了。另一方面，前后汉的中国思想界本由儒学所垄断，而儒学又是经文的训诂解释学，随着后汉的灭亡，儒学也就丧失了权威。在魏正始年间兴起了反抗儒学权威，要求学术思想自由的新运动，其代表人物是王弼和何晏。他们把老子和庄子的所谓“无”看作万象的根源，道的根本，认为修得无为自然之道的人就是圣人。这个新的思想运动发展成为魏晋思想界的主导思想，。。。这些思想家对新提供的汉译佛典也很感兴趣。佛教《般若经》和《维摩经》的空想思想很象老子、庄子的无为思想，因而被接受了下来。中国因此有了接受外来佛教教义的精神土壤。魏晋佛教便同继承后汉的一般民众的“道教性佛教”一起，由知识分子所信仰的哲学性佛教开放出鲜艳的花朵。

三国时代的洛阳以及吴的佛教思想界有量大系统，一个是安世高的小乘禅学系统，另一个是支娄迦谶（chen）的大乘般若学系统。

佛教史学家把佛图澄、道安及慧远当作中国佛教界的为人，其中道安在奠定中国佛教基础上具有最巨大的功绩。他在乱世中培育弟子数千人，成为一世之师表，收到人们的尊敬，得到秦王苻坚的信任。在校订和注释佛典、编纂经录、制定仪轨等中国佛教的基础事业上，留下了巨大的功绩。弟子慧远在庐山组织白莲社，完成了中国净土教开创者的任务。可以说，道安确实是最先奠定中国佛教基础的人。宋朝祖琇说：“法源滥觞之初，由佛图澄而得（道）安，由安而得远公（慧远）”。然而道安不靠佛图澄还是道安，慧远不靠道安则不成为慧远。

前秦王苻坚崇拜道安，后秦王姚兴继苻坚之后在华北出现了一大佛教的兴隆时期。姚秦时代有许多西域僧络绎不绝地来到中国，从事译经工作，其中鸠摩罗什的活动在中国译经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是使中国佛教从移植期转入成长发展期的原动力。

公元三一七年东晋元帝即位后，至四二〇年到东晋时，共出现了是一个皇帝，经历了一百零四年时间。随着汉族的南迁，中原流行的老庄学与清谈之风也一起传到江南。汉译佛典，特别是《般若经》与《维摩经》十分流行。以建康、会稽为中心，迎来了南朝贵族佛教的全盛期。外来佛教在北朝所占优势地位不久又向南展开，中国思想史上出现了一个特异的时代。尤其是东晋中期以襄阳为活动中心的道安教团和东晋后期以庐山为活动中心的慧远教团，给以后的中国佛教以很大影响。

东晋初期既没有华北所看到那样多的经典翻译，在动乱中又很少认真地进行实际的宗教活动，因而产生了偏重讲经的学风。它和崇尚清谈的风气结合起来，就使贵族性、隐逸性的佛教流行起来了。

慧远出自活动于华北的道安门下，他隐居于庐山，成为东晋佛教界的领袖。作为一个汉族僧侣，他承受了僧伽提婆、鸠摩罗什、佛陀跋陀罗登的北方佛教流派，进而与中国传统的和新的政治、伦理提出的问题相决裂，促使中国佛教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形成了一个重大转折时间。特别是从鸠摩罗什回答慧远之质询的《大乘大义章》，表明了当时佛教学的水平。它不仅对于理解其后的佛教思想史会有很大作用，而且作为印度型思维与中国型思维的对比资料也具有重大意义。。。。可以这样说吧，慧远的思想具有过渡性质。

南北朝却是佛教继承东晋而取得很大发展的时代，也是认真研究大量汉译佛典以及形成佛教诸学派的时代。因为佛教教团的社会势力日益强大，在北朝，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进行废佛，通过国家权力镇压了佛教教团。又佛教和已形成宗教教团的道教相抗衡，这些都可以说是南北朝宗教史的特征。而在北魏洛阳和南朝建康的异常辉煌的佛寺建筑艺术，以及显示于云冈、龙冈石窟的佛教文化的发达也值得引人注目。

在南北朝佛教美术史上，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的开凿事业给后代影响很大。。。云冈是佛教美术的宝库，其源流可以追溯自中亚、远至阿富汗以及印度西南部。从云冈石窟派生出龙门、巩县、天龙山以及各地许多石窟，因而唯云冈石窟乃可成为东亚佛教美术的母胎。

中国末法思想形成于北朝至隋朝，是佛教的历史哲学，由正、像、末三时思想以及五浊、法灭思想组成。。。中国一半相信正法五百年、像法一千年、末法一万年的说法。关于产生末法思想的原因说法不易，一种是为了宣传末世的来临，劝人们接受明确正法像法年代的经典；另一种是为了要表明眼前所见到的末世现象是来自教团的堕落和外部的迫害。关于宣传末世思想的经典有北齐昙景译的《摩诃摩耶经》和那连提耶舍的《大集月藏经》。特别死那连提耶舍的《大集月藏经》更为刺激人心，隋朝的吉藏、三阶教的信行、唐代的道绰和善导都是根据这本《大集月藏经》宣传末法思想的。

由于北周的废佛，亲眼看到种种惨祸的佛教徒立即意识到末法来临了。因此，产生了永远把经典刻在石头上的刻经事业，体现了想使佛教教学长期存在下去的护法精神。静琬的房山石经和灵域的宝山石窟等的石经就是这种精神的产物。

隋文帝佛教中政策的基本方针是为求国家的兴隆，所以说隋朝送交是“替国行道”的佛教。文帝一面继承建造寺塔的北朝佛教传统，一面接受南朝佛教讲经的遗风，形成了综合性的隋朝佛教，同时奠定了唐代中国佛教黄金时代的基础。

隋朝三十余年间，从佛教思想史方面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隋唐新佛教正是从印度亚流佛教中独立创造出来的中国人自己的佛教。

在全唐，不，在整个中国佛教史上，在宫廷中最有威势的僧侣是不空。

唐代佛教礼仪的特点是：一、国家色彩浓厚；二、几乎没有宗派差别；三、礼仪随着教团的发展而发展，极为复杂；四、失去了本来目的，转为以祈祷为主。在佛教礼仪发展史上唐代佛教礼仪达到了顶峰，同时也可以说已经向堕落迈出了第一步。

向民众传播佛教的僧侣称为经师，他们擅长梵呗与转读；讲述经典的人称为讲师；在讲经时和讲师对话，起着帮助讲经作用的人称为都讲。他们的讲经活动在南北朝极为盛行，但仍为僧侣和贵族等知识分子所垄断。至唐代，讲经时更出现了复讲者，接在讲师后面重新讲一遍，这种人称为复讲师。由讲经进一步发展，使一般民众也能理解佛教的是唱导师。唱导师就是“宣唱法理，开导众心“的人，是专门用美妙的声音向民众传教的专业布道者。还有活跃于民众传教第一线的化俗法师，他是巡回各地进行传教的人。中唐以后，称俗人的讲经活动为俗讲。俗讲形式与以前对出家人的讲经形式相同，所不同的只是讲经对象为俗人。俗讲与唱导后来也许被混淆起来了，但两者基本上是不同的。P202

玄奘在中国译经史上是一位划时代人物，玄奘以前的译作称为旧译，玄奘的译作称新译。

晚唐以来的五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转折期。以往唐代集六朝之大成，而现在的宋代却是面向将来，一直朝着新方向前进的近代史的开端。就佛教方面来说，也迎来了一个很大转折期。一、以前从印度、西域传入经典所受刺激译已经消失，二、由于历次法难废佛和五代战乱而使诸宗章疏典籍散失殆尽，三、禅宗——中国式的佛教的发达。由于有了这些条件，就必然促使佛教发生一个大转变。

明清以后的近代佛教虽被认为是中国佛教的衰落期，但中国人所接受的某些教义已经深入人心，化为血肉，佛教已不再是外来宗教，而是自己固有的宗教了。现在虽然已经看不到象隋唐那样光辉灿烂的佛教教理，但是通过观音的信仰、念佛会、放生会、受戒会、素食等实践活动，使佛教深深地渗透到人民之中，而且佛教还满足了人民“有求必应”这个现世利益，佛教信仰同道教和民间信仰很协调，与人民生活密切联系起来了。这是明清以后中国佛家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