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思·语言——关于后期海德格尔的诗思合一

后期海德格尔对于诗的阐发，意图是要超越一种形而上学的语言。后期海德格尔认为，语言是存在之家，语言命名存在者，使存在者其显现之本质。所谓“天雨粟，鬼夜哭”，语言使存在得以澄明，世界于混沌之中得以显现，被遮蔽的黑暗世界得以照进一束天光。而在海德格尔看来，形而上学从根本上遗忘了存在。就语言来看，形而上学语言是将世界与物对象化，正如福柯在《词与物》中对古典知识型的准确描述，海德格尔亦认为此前的形而上学的最大特征是一种语言与物的“表象关系”，语言的命名将某个事物表象出来，即让物对立而作为对象，从而使物显示。在这种关系中，人处于一个中心的位置，人不仅将世界表象化，也将自身表象化。语言成为的人们的工具，而存在也因此被遗忘。

作为读者，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早期海德格尔的所谓“基础存在论”有着明显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倾向，尽管仍坚持着一种“本质主义”的态度，海德格尔后期的转向，重点针对的就是此前在《存在与时间》当中的最大弊病——对于“此在”的过分强调。后期海德格尔强调敞开领域，亦或存在之澄明（当然，存在之遮蔽比澄明更为源始，从而也更为重要。存在的显-隐双向即是存在自身之命运）。此敞开领域不是由人的理智、由表象而显示，而是说事物的自身呈现，或者说存在之自身澄明，“敞开”即是“无蔽”。而在世界中的一切都被表象化的时代，海德格尔称之为“世界图像时代”，或者说“贫困时代”，人作为存在的守护者，对存在之天命，亦对自己的命运保有一种责任，由此，海德格尔要追问：“贫困时代诗人何为？”

诗是一种无蔽的语言，源始的语言要解脱语法的束缚，摆脱人们对其工具性的使用，语言本身就是根本意义上的诗，而真正的诗歌是根本意义上最源始的诗。诗歌在语言中发生，因为语言保存着诗的源始本质。“本源”意指从真理的本质来运思。从而海德格尔认为，艺术作品的本源就是艺术，艺术是真理自行设置入自身，一切艺术本质上都是诗——原诗。因为诗是对存在之思，是冒语言之风险。先行者如荷尔德林，他作为诗人中的诗人，“思入那由存在之澄明所决定的处所……荷尔德林所达到的处所乃是存在的敞开状态，这个敞开状态本身属于存在之命运，并且从存在之命运而来才为诗人所思。”简言之，荷尔德林冒着语言之风险，运思着存在之澄明与遮蔽的命运。

诗人之思是一种道说。筹划着的道说就是诗，道说是世界和大地的道说、世界和大地争执之间的道说，因而也是诸神的所有远远近近的场所的道说。诗乃是存在者之无蔽状态的道说。始终逗留着的语言是那种道说之生发，在其中，一个民族的世界历史性地展开出来。诗人的道说是一种冒险。但是，在这样表象化的“贫困时代”，人在世界面前。人没有被允许进入敞开者之中。人相对世界而立。自然通过人的表象而被带到人面前来，人把世界作为对象整体摆到自身面前并把自身摆到世界面前去。人把世界摆置到自己身上来并对自己制造自然。敞开者变成对象，并因此转到人的本质上去了。因为人有自我肯定的意愿，因此人"随"冒险而行，但不是真正的冒险。

“哪里有危险，哪里就生出拯救。”诗人的这种冒险更甚为我们创造了一种安全，即无忧烦。惟在超出那远离敞开者的对象化，在保护之外超出那反纯粹牵引的告别，才有一种安全存在。有意志之意愿的冒险更甚的大胆冒险并不制作任何东西。它接受并给出所接受者。因此，在贫困时代，最无烦忧、最为安全的选择就是去冒险、去运思、去道说存在之天命，如荷尔德林一样孤独的吟唱神圣者，或像里尔克，在黑暗时代先行进入深渊。

前文提到，后期海德格尔认为存在之命运是显-隐双向，冒语言之险而作诗是存在之澄明；而“思以它的道说把不显眼的沟犁到语言中”，对存在之命运之思则是存在之遮蔽。（这里的存在之遮蔽意味着存在的庇护、隐匿，遮蔽是澄明之源始状态，一如所谓“无极而太极”）诗即思，“一切诗就是思”，作诗就是运思，诗与思的高度同一是海德格尔后期哲学的最大特点，诗人即是哲人，哲人即是诗人，就对存在之天命的运思而言，他们无不冒语言之险。因此，或许我们也可以称海德格尔为继荷尔德林与里尔克之后的又一个“贫困时代的诗人”。

摘录：

语言

语言是存在之区域——存在之圣殿 ，也就是说，语言是存在之家。我们是通过不断地穿行于这个家中而通达存在者的。

语言命名存在者，使之显现。

语言本身就是根本意义上的诗，而诗歌是根本意义上最原始的诗。诗歌在语言中发生，因为语言保存着诗的原始本质。相反地，建筑和绘画总是已经、而且始终仅只发生在道说和命名的敞开领域之中。

存在自行澄明着达乎语言，存在总是在通向语言的途中。（道说）

诗

作为存在者之澄明和遮蔽，真理乃是通过诗意创造而发生的。一切艺术本质上都是诗。

诗歌仅只是真理之澄明着的筹划的一种方式，也即只是宽泛意义上的诗意创造的一种方式。

艺术的本质是诗。而诗的本质是真理之创建。在这里，我们所理解的"创建"有三重意义，即:作为赠予的创建，作为建基的创建和作为开端的创建。创建是一种充溢，一种赠予。

在作品中，真理被投向保存者即历史性的人类；创作是一种汲取。

历史性的艺术是对作品中的真理的创作性保存。艺术发生为诗。诗乃赠予、建基、开端三重意义上的创建。真正说来，艺术为历史建基；艺术乃是根本性意义上的历史。

艺术/诗是真理进入存在的突出方式。

终有一死的人比天神更早地达乎深渊。对诗人而言，这就是远逝诸神的踪迹。

作为终有一死者，诗人庄严地吟唱着酒神，追踪着远逝诸神的踪迹，盘桓在诸神的踪迹那里，从而为其终有一死的同类追寻那通达转向的道路。诗人就能在世界黑夜的时代里道说神圣者。因此，用荷尔德林的话来说，世界黑夜就是神圣之夜。诗人思入那由存在之澄明所决定的处所。荷尔德林所到达的处所乃是存在之敞开状态。这个敞开状态本身属于存在之命运，并且从存在之命运而来才为诗人所思。

里尔克在途中渐渐清晰地体会到时代的贫困。时代之所以贫困不光是因为上帝之死，而是因为，终有一死的人甚至连他们本身的终有一死也不能认识和承受了。

思

我们系缚于箴言的语言。存在之思乃是作诗的原始方式。思想是原诗；它先于一切诗歌，一切作诗在其根本处都是运思。思想的诗性本质保存着存在之真理的运作。

思想必须在存在之谜上去作诗。思想才把所思之早先带到有待思想的东西的近邻。

这种思想既不是理论的也不是实践的，它发生在这种区别之前。这种思想之为思想，就是对存在的思念，而不是别的什么。

历史地看，思想之实事向来就只包含着一种道说，即与其实事性相结合的道说。

作诗与思想一样以同一方式面对着同一问题。

存在作为思想之天命而存在，但这种天命在自身是历史性的，天命之历史性已然在思想家们的道说中达乎语言了。

把这样一种存在之到达时时带向语言，这乃是思想的唯一事实。

在当今的世界困境中必需的是：少一些哲学，多一些思想的细心；少一些文学，多一些文字的保养。

道说

筹划着的道说就是诗:世界和大地的道说，世界和大地之争执的领地的道说，因而也是诸神的所有远远近近的场所的道说。诗乃是存在者之无蔽状态的道说。始终逗留着的语言是那种道说之生发，在其中，一个民族的世界历史性地展开出来。

道说让存在去存在。

冒险

自古以来，人们就把存在者的基础称为存在。存在让存在者放纵于冒险中。存在者之存在是冒险。这种冒险基于意志中。自莱布尼茨以降，意志日益清晰地表明自身是在形而上学中被揭示出来的存在者之存在。

冒险是一种能力，赋予所冒险者一种重力。

允许进入意味着:引人和嵌入到那纯粹牵引之吸引的未被照亮的整体中去。而人因为与世界的对立，则基本上不属于敞开者。

动物、花朵，也许就是这一切，无须为自己辩解。它在自身之前和自身之上就具有那种不可描述的敞开的自由——这在我们人这里也有等价的东西(极度短暂)，但或许只是在爱情的最初瞬间，那时，人在他人身上，在所爱的人身上，在向上帝的提升中，看到了他自己的广度。有意识的生命越是被排除出世界。

人在世界面前。人没有被允许进入敞开者之中。人相对世界而立。

自然通过人的表象而被带到人面前来。人把世界作为对象整体摆到自身面前并把自身摆到世界面前去。人把世界摆置到自己身上来并对自己制造自然。敞开者变成对象，并因此转到人的本质上去了。因为人有意愿（自我肯定），因此“人"随"冒险而行。

拯救必须从终有一死的人的本质攸关之处而来。来自那些最大胆冒险者。凡冒险入于一切基础破碎之处，即进入深渊。

这种冒险更甚为我们创造了一种安全即无忧烦。惟在超出那远离敞开者的对象化，在保护之外超出那反纯粹牵引的告别，才有一种安全存在。有意志之意愿的冒险更甚的大胆冒险并不制作任何东西。它接受并给出所接受者。

他们是冒存在之区域的险。他们是冒语言之险。语言以无与伦比的方式属于存在。

冒险更甚者乃是那些具有歌者之方式的道说更甚者。他们的吟唱背离了一切有意的自我肯定的活动。吟唱意味着:归属到存在者本身的区域中去。这一区域作为语言之本质乃是存在本身。他们在大地之上歌唱着神圣者。歌者，冒险更甚者乃是"贫困时代的诗人"。

世界并非沉沦或没落，而是命运，并且存在之命运中要求着人类。任何诗人都无法超越先行者荷尔德林。

当且仅当有危险时，才有救。“那里有危险，哪里也就生出拯救。”当存在本身入于其终极，并且从那种从存在本身而来的被遗忘状态倒转过来时，才有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