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他诞辰100周年
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
哈佛大学的一位文学教授在给学生介绍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时，将教室的窗帘全部拉上，关上灯，教室漆黑一片。教授在黑暗中点起一支蜡烛，黑暗中有了一丝光亮，“这是普希金”，他对学生们说。教授又点起一支蜡烛，“这是果戈里”。教授走到教室门口，打开灯：“这是契诃夫。”他又走到窗边，猛的打拉开窗帘，耀眼的日光洒满教室。教授说：“这就是托尔斯泰。”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或许没有。
后来，教室的窗帘又被拉上了，灯又熄灭了，漆黑一片中，只有一个微弱的烛光摇曳，这就是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
索尔仁尼琴出生于1918年12月11日，2008年去世。上帝安排他在1918这个特殊的年份出生，并给了他90年的寿命，似乎就是专门安排他记录下整个苏联时代。
不要以为苏联真的是于1991年解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1991年只是结果，解体或许于1930年之前就开始了，索尔仁尼琴就是这个事实的见证者。作为幸存者之一，他冒着生命危险将记忆落在笔端，汇成了鸿篇巨著《古拉格群岛》。
索尔仁尼琴一生当中著作不少，但最著名的还是百万字巨著《古拉格群岛》，我们平常听到的一些苏联政治笑话，其实有些就是来源于此书。很难将这部著作定义为哪个类型——它不是小说、不是传记、也不能说是随笔。很大篇幅是记录历史，很大篇幅在描写社会情形，又有很大篇幅在回忆亲身经历，还掺杂着很多心理活动，但又不是有明确时间线的纪实文学，似乎只能叫做“历史类文学作品”。这部无法归类的著作却让无数人念念不忘，不仅是因为里面可贵的历史记载，更是因为令人吃惊的、高超的文学造诣。
功勋少校索尔仁尼琴在1945年变成了囚犯索尔仁尼琴，理由是在私人信件中对最高领袖斯大林不敬。欲加之罪，不需要什么特别的理由，那个年代像他这种“身份变化”十分寻常：前线也好，后方也好，没有人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被“内务人民委员部”抓走。被抓走的人凶多吉少，侥幸活得过刑讯逼供，逃避得了枪决，也很可能活不过至少十年的流放苦役岁月。整个苏联，只有一个人是安全的，除了那个唯一安全的人，哪怕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二号人物，也可能随时从地球上消失。
1938年以前炙手可热的叶若夫，两年后不仅在照片中“消失”了，在现实中的生命也消逝了。在看到这幅照片之前，我从不知道上个世纪40年代的PS技术就如此成熟。
就是在这种大象与蚂蚁都不安全的恐怖氛围之中，“小人物”索尔仁尼琴苟活了下来，他度过了“八年监禁，三年流放，六年地下写作生涯”。这期间，斯大林去世了。
2017年，一部英国、法国和比利时联合制作的电影在一些国家和地区上映了。
围绕伟人的去世，上演了一慕慕滑稽剧，有戏谑，但也有真实。关于事件的真相，有的部分成为了历史的谜团，有的部分则是尚未解禁的最高机密。这部电影也只是进行了自以为合理的推测，情节夸张，却很可能触及到了本质。
电影所参考的历史资料当中，当然就有索尔仁尼琴的传世著作。
但是，索尔仁尼琴批判的不只是某一个人，而是一种体制或是一种职业。他当然会批判斯大林，但后来他也批判戈尔巴乔夫，批判叶利钦。不要惊讶，他连自己都进行批判。
《古拉格群岛》成书于1972年，他在书中回忆了自己罪恶的二战军官岁月：
骄傲在心中增长起来，像猪身上的肥膘一样。 我向下属发出一个个不容争辩的命令，坚信在不能有比之更好的命令了。甚至在火线上，处在死亡好像使我们人人平等的地方，我的权力使我相信，我是高等的人。我坐着听取他们“立正”站着报告。打断他们的话，作指示，对那些论年纪能当我父亲或祖父的人，我以“你”相称（他们当然称我为“您”）。派他们去枪林弹雨下去接通打断的电线，只是为了高级长官不至责备我（安德烈雅申就是这样牺牲的）。我吃自己的军官黄油加饼干，毫不思考为什么我该有这样的东西而士兵却没有。我当然有一个勤务兵（说得好听点叫通讯员），我给他添了无数的麻烦，支使他照管我的生活，为我单独做和士兵不一样的饭食。每到一个新的地方，就迫使士兵们为我弯腰挖特殊的地下掩护所，顶上铺些较粗的原木，好让我舒适而安全。……啊，真对不起，还想起一件事来：当兵的用德国皮（不是人皮，不，是司机坐垫上的皮）给我缝制了一个图囊，却没有皮带。我正发愁，他们无意中在一个游击队政委（当地区委里的人）身上看到了一条正合适的皮带——就把它卸下来了：我们是正规军嘛，我们高人一等。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之所以后来被称为“俄罗斯的良心”，就是因为他深深的知道：谁得到权力，谁就会变坏。正直的年轻人一旦被选拔进入内务人民委员部，马上就会蜕变成刽子手的帮凶。无论在什么时代，政治家，永远都是一丘之貉。
似乎存在着某种联系。索尔仁尼琴被流放哈萨克斯坦南部的一百多年前，普希金因为抨击沙皇被流放俄南部的敖德萨。普希金在流放期间，创作了那首著名的诗歌《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心急。忧郁的日子里需要镇定，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
这首诗激励了无数历经磨难的人，陪伴无数人渡过难关。
索尔仁尼琴也一样，整个《古拉格群岛》，索氏都是在用一种回首笑看的笔触，幽默与反讽随处可见，有些段落让读者忍不住莞尔，这可是自己血淋淋的经历啊！
比如，书中这样描写狱医：
狱医是侦察员和刽子手的最好帮手。遭毒打的人在地上苏醒过来便听到医生的声音：“可以接着干，脉搏正常。”关了五昼夜的冷禁闭室后，医生瞧着冻僵了的赤裸身体说：“可以接着关。”毒打致死——他签署笔录：因肝硬变、血管阻塞死亡。紧急叫去抢救监室中垂死的人，——他都不慌不忙，谁要表现得不一样，我们的监狱就不要。
多么残酷而幽默的讽刺。
索尔仁尼琴和普希金，他们在各自的时代点燃蜡烛，给人以摇曳而微弱的希望。人类历史上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一些沉默寡言的时代，没有著述流传下来，多半不是因为那些年代的人没有思想，而是大规模的禁言与销毁。只有“真的猛士”才敢著述记录，而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就是那个时代的“天选之人”，上帝给他足够多的幸运让他活下来，但给他的使命就是受尽苦难，然后替三百多万同样的受难同胞向后世讲述这段历史。
他完成得很好。他不仅讲出来了，而且讲得很好，苦难成了财富，凭借这段讲述，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被誉为“俄罗斯的良心”，一切都拨云见日。不是正如普希金写的那样吗：“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
一个人永远也不知道上帝将会怎样安排他，可无论上苍如何安排，我们都只能学着去接受。我总会想起作家周国平那篇简短的小文——《落难的王子》：
有一个王子，生性多愁善感，最听不得悲惨的故事。每当左右向他禀告天灾人祸的消息，他就流着泪叹息到：“天哪，太可怕了！这事落到我头上，我可受不了！” 可是，厄运终于落到了他的头上，在一场突如其来的战争中他的父王被杀，母后受辱自尽，他自己也被敌人掳去当了奴隶，受尽非人的折磨。当他终于逃出虎口时他已经成了残废，从此流落异国他乡，靠行乞度日。 我是在他行乞时遇到他的，见他相貌不凡，便向他打听身世。听他说罢，我早已泪流满面，发出了他曾经有过的同样的叹息： “天哪，太可怕了！这事落到我头上我可受不了！” 谁知他正色道—— “先生，请别说这话。凡是人间的灾难，无论落到谁头上，谁都得受着，而且都受得了——只要他不死。至于死，那更是一件容易的事了。” 落难的王子撑着拐杖远去了。有一天，厄运也落到了我的头上，而我的耳边也响起了那熟悉的叹息： “天哪，太可怕了……”
这篇文章是厄运降临时，周国平有感而作：他刚出生的女儿因癌症夭折。周国平出生于上海，求学生涯一直很顺利，学术上也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凡是人间的灾难，无论落到谁头上，谁都得受着，而且都受得了——只要他不死，至于死，那更是一件容易的事了。”
索尔仁尼琴也罹患过癌症，而且是在流放期间，后来癌症扩散，1953年底年仅35岁的他濒临死亡。但是他熬到了1956年平反，癌症随之痊愈，他之所以能把死神熬走，和他一贯的乐观态度是分不开的。
从一位前途无量的军官一夜之间变成阶下囚，索尔仁尼琴能怎么办呢？要么接受命运的安排，要么一死了之。年纪轻轻就病魔缠身，他又能怎么办呢？要么与病魔抗争，要么自行了断。无论谁遇上这样的磨难，都会有那么一瞬间期盼时光倒流：回到从前，带着健康的身体回到营地当军官，失而复得一切，回到原来的生活。可惜这种期冀就像是圣诞夜里，饥寒交迫的小女孩儿手中刹那燃烧的火柴，只能从中获得片刻的自我安慰。过去的，终究是回不来了。索尔仁尼琴深深地明白这一点，于是迅速进入状态——当一名囚犯，与过去的一切永别。上苍可怜，容他活到最后，我们才有幸读到历史。既然每个人都不得不接受命运的安排。哪怕是“天哪，太可怕了”这种级别的，那也得受着。但至少还可以选择还是开心着受还是悲伤着受，那不如就抓住这唯一的选择权，不如就开心一点。
毕竟。
“相信吧，快乐的日子总会来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