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语言学的开创之作 ——读《方言与中国文化》

语言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其在空间传播和在传播过程中的流变，是文化地理研究的重要面相。依照作者所言，本书提出了“文化语言学”的理论来阐释方言的产生与发展，即文化因素是造成语言演变和发展的原因之一[1]。而文化之形成可从历史地理学中找到答案。语言学与人文地理学以文化为枢纽结合起来。这是一门有中国特色的边缘学科，以探求语言与文化史的内在联系。既不囿于中国传统语言学推求古音、考证词源的藩篱，又与德国的人种语言学、美国的社会语言学有所区别[2]。《方言与中国文化》这本小书对这一学科的形成起了筚路蓝缕之功。

语言有历时的变化，又有共时的地域差异。后者是语言的地域变体，本书讨论的范围即是语言的地域变体。汉语方言包括七大部分：官话、吴语、赣语、客家话、湘语、闽语、粤语。本书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汉语方言的成因及历史上的大致范围；第二部分是用语言学解释方言区的文化地理特点；第三部分是汉语与其他语言的接触与文化交流，这个过程仍在进行之中，并影响今后汉语方言的走向。

本书首先描绘汉语方言的形成历史。移民史是解开方言形成之谜的钥匙。宏观上看，北方方言可以粗略地看成是古汉语数千年来在广大的北方地区发展的结果，其余方言是由于历史上北方居民不断南迁在南方逐步形成的[3]。微观上讲，移民数量的多少、迁徙过程的长短、迁徙距离的远近以及移民原居地和新居地的情况影响了方言的具体种类和特征。移民特征的复杂性引起方言发展的不同形态。移民的语言可能占据优势，成为新居地的方言；若土著占据优势，则移民往往放弃旧方言改用新地方言。在双方势均力敌的情况下，方言之间混溶交流。比较独特的是客家方言。在移民中客家人坚持原有的语言，原住地的方言变化后，因不与原住地互通有无，客家人的方言也会不同于原住地。以上是移民特征和方言演化的关系。现代方言的地理类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古代移民方式。比如辽东与辽西同属北方方言区，但两者有明显的差别。在20世纪初移民东北的大潮中，河北人从陆路出关进入辽西，山东人渡海到辽东，造成了东北地区内部方言的差异。东北移民以北方人主体，所以今天的东北方言和华北方言在大面积上又是一致的。大规模移民的另一种形式是成系统地保留旧地方言，人口板块式地转移另一个地方，例如客家话与闽南话。规模较小但时间集中的移民会在区域中选择一些地点定居下来。从全局上看是分散的，方果移民文化较高，方言就会慢慢浸润到周围地区。对于规模较小且渗透式的移民，方言逐渐与当地语言融合，呈渐变态势。比较特殊的是历史上的军队驻防、屯垦，平民逃荒、逃难，这些移民会长期保留原有的基本面貌，形成“方言岛”，犹如大片土著方言海中的孤岛。

移民是各南方方言的历史渊源。在阐明移民与方言的关系之后，作者开始讨论汉语方言地理格局的成因。以历次人口迁徙为线索，梳理出六大方言形成的先后次序，这也是本书最重要的贡献。最早的是三千年太伯、仲雍南迁江南形成吴语。湘语源于古楚语，殷末楚人南迁，所用语言演化为古湘语。秦代南越戍卒使用的语言是粤语的先声。江南和浙北的移民分别从海路、陆路进入福建形成了闽语。由于移民来源和路径不同，闽语内部有分化为闽南语和闽北语。赣、客方言形成较晚，东晋南朝北方移民进入赣北、赣中，他们带来的北方话成为赣、客语的前身。这是南方方言的最初源头。后来的历次移民浪潮才使得方言格局最终定型。本书第一次用移民史解释方言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史籍对于移民的记载语焉不详，以往的移民史研究是比较薄弱的。谭其骧先生在《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中说到“隋唐而后，南北文野声名之比，终非汉魏之旧矣”[4]，开启了文化地理研究的重要思路。作者应该是受此文的启发，从《史记》等史书中找出移民的线索，再从语言学层面上比较方言与古汉语不同阶段的扣合之处，从而给出比较严谨的方言与移民的关系与方言形成次序。

移民奠定了汉语方言的基本格局，方言区内部的次一级分区则与中国的政区地理又密切关系。中国传统文化的最主要特点是讲究实际，重视管理。历代统治者认识到把文化相近的地区划在一个行政区下会提高管理效率，方言又是文化的直观反映。尤其是府（二级政区）为单位的行政区，内部有较大一致性。历史发展中受到中心城市的影响，行政区内文化趋于同一。政区地理就可为我们推测方言区提供可靠的依据。山川河流是重要的地理概念，对方言区的划分亦有影响。山脉与政区界限重合时，常常分区的界线。高山峻岭有碍交通，山两边的人民往往不相往来，即便山脉不与政区界线重合，也会隔阂方言。河流则有所不同。以河流为轴，两岸的河谷串联为一个经济区，便于文化融合。河流提供舟楫之利，不仅沿河居民便于往来，即使两岸的居民也可以摆渡或搭桥相互联络。大河对方言分区通常不起多大作用，只有河流与政区界线重合的时候，河流对方言才会起决定作用。移民史与地理政区沿革为划定历史方言区提供了理论依据，第三章便在理论的基础上，依照扬雄《方言》、郭璞《方言注》以及各类文献中的移民材料、地方志中的方言材料拟测历史方言地理。

本书第一部分重在讲中国文化如何塑造了方言，本书第二部分就把方言作为一面放大镜，透视中国文化史。第四章到第七章从方言的角度分别解释植物的语言化石、地名、戏曲小说与民俗。中国栽培植物历史悠久，分布面广，自古而今各个地区对它们的称呼也特别繁复。不同民族对同一植物分歧异出的名称如一块化石，为植物的起源和传布提供线索和佐证。令笔者印象深刻的是，以“胡”冠名的动植物名并非原产地在西域。在张骞通西域之前，就已经有了“胡”字打头的动植物名。实际上最古老的汉语中动植物的词头可能很发达，后来才渐渐退化，“胡”只是词头而已，并非有确切涵义。外国语对“茶”的两种发音可发现茶叶传播的两条路线。凡是从陆路去的都读成清擦音或赛擦音声母，即来源于北方话的tsh-；凡是从海路去的都读作清塞音声母t-，即来源于福建沿海的地区的闽南话[t-]。

1962年，谭其骧先生在杭州大学做了一场关于古代吴越语地名研究的讲演。指出东南一带很多字面是汉语，但其意不可解的地名，如无锡、余姚之类，是古代吴越语地名的音译。本书相对谭先生的论断更进一步，提出中国南方地名大致可以分为三大文化层次[5]：第一层次即底层，是古越语地名，代表古越族文化；第二层次是中间层，是汉语南方方言地名，代表的是有浓厚色彩的南方文化；第三层次，即表层，是北方书面语地名，代表的是以北方为基地发展起来的正统文化。

任何戏曲的雏形阶段都是地方戏，少数流行全国，而大部分仍然以地方戏的形式存在。戏曲声腔可以随方言变，方言却不肯随声腔变。地方戏曲声腔的丰富性来自于方言的复杂性。明确了戏曲与方言的关系，从方言入手，戏曲史上的许多疑案便可迎刃而解。“艳曲”是戏剧著作上的常见术语，“艳”在杭州等地的方言中形容某人的举止滑稽可笑。南宋杂剧中的“艳段”就是正是演出之前招徕观众的桥段。但艳并无这个本义。艳成为诗歌用语与方言有关。楚国方言称诗歌为“艳”，在汉语中“艳”成为诗歌的记音。“艳”与“歌”叠用，方言色彩也就消失了。现在杭州方言的“艳”是滑稽好笑的意思，“艳”成为了新的方言。仅仅一个字，始于方言又回到方言中，体现了多少文化内涵！

谭其骧先生曾指出中国文化的特点在于“一贯对待不同文化采取容许共存共荣的态度，不论是统治阶级还是被统治阶级都是如此”，“中国之所以能长期继续发展，汉族之所以能长期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繁衍为占全国大多数的主体民族，对不同文化采取兼收并蓄的开放态度，应该是主要原因之一”[6]。今日的汉语就是中华文化与其他文化频繁接触与交流的结果，这体现在汉语的底层词和大量外来词。试举一例，伴随近现代西方文化的外来词，无论是数量之多或是涉及领域之广都大大超过了以前的外来文化。其中有一个特殊的事实，那就是这些外来词大部分是由日本作为媒介转驳输入的，直接从西方语文引进的反而是少数。语言接触还会产生“混血儿”，“洋泾浜”英语即是一例。一些不识或粗识中文或者英文的下层劳动者，迫于生活不得不与洋人打交道，“洋泾浜”英语应运产生。目的只在达意，词语不敷用的时候，还会补充手势与动作。为了学会洋泾浜英语，有人编了歌诀“来是‘康姆’（come）去是‘谷’（go）”等等。

本书是语言学与历史学交流渗透的成果。由本书启发形成的文化语言学与语言文化学，如今已灿然大观。

[1] 周振鹤，游汝杰著《方言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新版序言”第2页。

[2] 游汝杰，周振鹤《方言与中国文化》，载于《复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3期。

[3] 《方言与中国文化》第8页。

[4] 谭其骧《长水集·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29页。

[5] 《方言与中国文化》第176页。

[6] 谭其骧《中国文化的时代差异和地区差异》，收入《长水集·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