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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一点自己以前没注意过的问题。 虽然,我从大概中学毕业起一直觉得,鲁迅是出于某种“无聊”才写了那么多“檄文”、为青年和后人们扛起黑暗闸门,不是作为充实的反义词的无聊,而是作为浪漫主义的反义词(在我看来爱国的热情也是一种浪漫);或者借先生本人的话来解释,后来我更倾向于不把他奉为“伟人”,也就是当成“傀儡”看待。所以一定程度上,我是很赞同夏济安认定的鲁迅同左翼之间那种疏离的,也就是说比之于爱国热情,鲁迅写作的重点其实更在于“窥探内心深处的孤独、揭露人性的真相”。 但这种无聊同虚无之间是有分界的,无论如何鲁迅确实把大部分精力放在了关注时局国运上(简直是二律背反了)。夏济安那位喜欢唱反调和搞一套自己的比较文学方法论的兄弟,在陈述他的“感时忧国”论时也强调,对那帮连同鲁迅在内的左翼作家而言,文学(狭义地讲指小说)写作虽然总是在制造national allegory,但同时也必然为作家们提供了抒发自我的渠道。 有点扯远了,再扯就扯到个人和“想象的共同体”之间的界限、文学艺术和政治之间的牵连的议题了。我想说的是,“国家寓言”论和夏志清的“感时忧国”论都注意到了当时落后的中国所产文学同第一世界文学之间的区别。前者认为,第三世界的文学习惯凸显叙述与国家之间的“不自然关系”,而第一世界文学喜欢“标榜形式与意义之间相辅相成的象征关系”;后者则认为中国的小说一大弊端正是缺乏这种象征的“密度”。 所以我其实很好奇,二周当初在撷选译介这些外国短篇(有的甚至只有区区一页纸,几百汉字而已)作品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究竟是我们这边的同时代和土地紧密关联的小说更可称作寓言,还是这些外国作品更算是寓言。我是指浓缩因而厚重的、以契诃夫的水平为标杆的、褒义词色彩的寓言,因为这些作品中甚至含有儿童也是受众的童话故事。周作人在序中只提到,这些作品的特点及所描绘的人物形象等对国人而言十分隔阂,意思就是出于引入面目一新的东西给国人看的考虑。但还是太含糊了,说得跟没说一样。 我们作为21世纪的人,今天读到各种各样的译介作品(甚至自己拥有外语阅读能力、自己也操刀过翻译),是完全感受不到二周那种盗火者式的,出身方方面面都贫困落后的旧中国、秉持改造国人思想境界的理想而译的心情的。尽管今天的世界依旧不完美,有些地方甚至更糟,但GDP的增长和没有硝烟的环境(我们就暂时无视一下贸易战啊雾霾啊这些因素吧)已经使众人不再对“第一世界”“第三世界”有感知了,甚至读书一事也常常成了消遣。因此二周那崇高的理想与本书当中许多篇目之浅白、“幼稚”、不痛不痒,个中落差难免使我心生疑窦。 我不知道他俩有没有在别的文章里详尽解释过,也许以后会有新的发现。但目前来讲,我自己对此的理解主要只有一个,那就是因为前面说过的那种“无聊”。鲁迅也是,周作人更是。我也不清楚自己这么说有没有掺杂贬低后者的意思,因为过去我向来不喜欢周作人的写作,甚至一度很鄙视。但怎么说呢,这样的理解特别有助于我揣摩周作人在序里提及,他对国人误读出“滑稽”而生发的“空虚的苦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