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智比杜赞奇更会从档案中挖故事

黄宗智在日本“满铁会社”的研究人员对中国华北33个自然村的实地调查资料的基础上写成了《华北的小农经济和社会变迁》，他论证了这些资料的可靠性和真实性。与此同时，还介绍了分析概念上的，三个传统分析派，一类是，以传统的西方经济学模式来分析非西方的前工业社会；一类提倡以实体经济学的模式来分析小农经济，认为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出现以前，小农的经济行为植根于社会关系，例如古代的互惠关系。而马克思主义理论派，认为二者皆非，认为小农是封建经济基础，虽然不排除存在一小部分私有小农，但主要的经济关系还是地主和佃农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这些大多数用自己的生产剩余来维持阶级和国家机器的生存。但在黄看来，以上三种学术传统最大的不足就在一各自只关注小农经济的一个面相貌，所以这要区别不同阶层的农民，而黄宗智认为他所要采取的是一个区别不同阶层小农的综合分析。

在以往的关于农村演变形式研究中，学者们会对比中西小农经济，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前的经济的发展是朝着资本改造传统农业，最终导致整个小农经济的全面转型；而中国的小农经济则是在小农经济范围内的分化，而不能通向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同样的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农业社会（农村）演变形式时，关注的是人口，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包括中国史学家则是严格按照马克思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要素，努力论证帝国主义影响中国农业社会之前已经开始了资本主义萌芽，是帝国主义的无耻行径阻滞了中国的自然发展，继而开始了对帝国主义的抨击。由于缺乏数据，而较少的分析生产力，而只在生产关系上分析。又因为政治敏感性，还没能做深入的学术研究。而在实体主义学者蔡雅诺夫提出的理论认为农村家庭经济状况与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比例变化有关。形式经济学派的学者、实体主义学派的学者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无论是在人口与生产关系，经济落后问题还是帝国主义影响中国上都没能完整的分析分化的小农社会。在中国农村形象的认识上，西方学者多受形式主义的影响，认为中国农村是市场共同体，从而忽视村庄的作用，此类学者以施坚雅为代表。

第三章：分析农村社会、小农经济时，最首要的就是注意环境与社会政治经济的关系，黄宗智称之为生态关系。

第四章：这一章处在经济内卷化和社会分化的大主题之下，主要在分析二十世纪30年代经营式农场和家庭式农场，黄宗智通过数据的分析，认为华北农村经营式农场应该是小农经济中最成功的类型，所谓经营式农场，首先占有土地达到相当规模，一般100亩以上，但区别于出租土地的地主，而是自己经营农场。严格来说他们不是地主，也不是小农，而是介于二者之间。只是特殊时期对于“地主”一词使用不严谨造成了误解，可以说大部分自己参加劳动，同时也雇佣长工劳动的在村富户属于经营式地主是可以这样说的了。这也不是说经营式农场就成了当时小农经济的主要形式，按照资料调查显示，大部分的土地还是家庭式农场，由于无法消解过剩劳动力，而很多家庭经营家庭土地的同时还受雇于经营式农场。黄宗智从这一点可以分析农业经济发展和停滞的原因

第五章，清朝前期的庄园经济和小农经济，其中讲到尽管清朝早期企图建立农奴制的庄园经济，但同时也因为明清之际的战乱，造就了一批小农经济。然而很多大片的庄园在一定时期内都转化为了经营式庄园，经营式农场成为主流，大部分的小经营式农场都是和雇农一起劳动经营。以至于面对很多本身也是农民而又需要雇用一两个雇农的现象，法律上承认了这是庶民之间常态，租佃关系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但是大部分小农经济还是以小块土地的家庭农场为主。

第六章分析得是分化中的小农经济及其动力，简言之远在中国接近近代世界经济之前，中国华北的小农经济就已经经历了显著的变化，商业化的农业和家庭手工业，以及人口的递增和流动导致了社会分化的过程。上升的小农雇佣了数量不同的雇农来增加自家劳动力，下降的小农，不同程度的外出务工，以弥补他们日益缩减的家庭农场收入

第七章分析了中国小农经济和同时期的世界经济，继而表明帝国主义瓦解中国小农经济的说法过于夸大了帝国主义对中国小农经济的影响，经济作物的种植提高了小农的收益，并导致了分化，简言之帝国主义并没改变小农经济的基本性质，只是使它沿着已经存在的，自生的道路而加速内卷化和商品化。

第八、九、十章分析了经营式农场和小家庭农场的生产效率和劳动生产率，以及经营式农场发展不足的原因。

从第十三章开始黄宗智所考虑的则是清人政权下的村庄，他认为革命前的自然村既不是形式主义学者所讲的那样是面向市场的，也不想马克思主义学者所讲的那样是阶级对立的，而是松散的街坊，分化了的社团和闭塞的共同体，他认为除了商品化较高的村庄之外，华北平原的村庄还是相当闭塞的，不与外人交往，尽管国家政权屡次试图渗入村庄。如果我们将这样的自然村视作是闭塞的而又有内生政治结构的单位，那么我们就要改变过去中美学者对清代中国社会政治结构的一般构想，我们要考虑的是国家、士绅、村庄三方面的三角结构，而非国家与士绅之间权力转移改变所造成的二元结构。二十世纪前的国家政权没有完全渗入到自然村，它的直接权力限于这个双层政治结构的上层，在下层它一般只能通过士绅间接行使权力，并靠吸引下层中的上移分子进入上层来控制自然村。他认为二十世纪的社会政治变迁，必须在这条基线上来了解。那么国家政权的有效机关只到县一级，他们担任着收税的任务。所以黄宗智通过档案结果发现县以下的地方社会，作为国家政权与地方社会交接的是“乡保”乡保属于半公职人员，一般有地方社会推举地方人物，再到县衙认状，算是一个委任，按理论这个乡保应该属于地方上的大人物担任，但黄宗智却发现事实上并非如此，国家政权和地方社会的矛盾在于收税，而这样的差事一般多是被地方大人物认为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所以乡保会由大人物选定，作为国家与地方权力的缓冲地带，如果在荒年收不到税，乡保是第一责任人，如果与乡民发生纠纷，吃官司的也只是乡保而已。但也有特例，比如有的自然村并没有特别突出的大人物，没有士绅，即便有士绅也多是心向往村外的世界而不会呆在村中处理这些俗务，所以黄宗智发现，这样的村庄并没有需要设置缓冲带的需要，所以提名乡保的就只能是本村的原本的领导人物了。

黄宗智后部分的内容讨论的是地方社会的权力架构和社会变迁问题，提到诸多非常硬核的内容，诸如自然村中的地方权力中心，以及村庄的分化和恶棍流氓渗入国家下层的情况。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中将其称为“权力内卷化”。黄宗智认为地方恶势力的出现造成了国家、士绅和村庄三方关系的新压力，是社会政治结构危机的常见表现。虽然杜赞奇、黄宗智所用档案资料一样，也许黄宗智更会讲故事，如果缺乏对乡民社会和国家与地方社会的互动知识。黄宗智《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非常值得一读。后半部分内容读的过快，很多内容来不及消化，再找时间补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