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1年4月海明威与周恩来在重庆秘密见面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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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4月，中国战时陪都重庆的街头出现了两个美国人，他们是一对中年夫妇，丈夫身材魁梧，微微发福，留着胡子，但不像是典型的美国人，因为他的头发和眼睛都是黑色的。妻子一头金发，身材修长，五官在美国人中绝对算是秀气类型。这是他们初次来到中国，这座魔幻的山城让他们极为好奇。这对夫妇是海明威和他的第三任妻子盖尔霍恩。
有一天，盖尔霍恩一人在街上闲逛，突然一个头戴男式毡帽的高个子欧洲女人走到了她面前，这是一名嫁给中国人的德国人，中文名叫王安娜。王安娜问盖尔霍恩，他们夫妇是否想去见一个名叫周恩来的人。
盖尔霍恩没有听过这个人，想必她压根就记不住几个中国人的名字。她回去告诉了海明威，海明威想了想，说周恩来是他的一个好友的熟人，这个好友是荷兰共产党员尤里斯·伊文思，他和海明威几年之前一起在西班牙拍摄了反映内战的纪录片。
第二天，海明威夫妇来到了前一天王安娜出现的地点，这个德国人对重庆迷宫一样的道路驾轻就熟，把他们领到了一个深巷中，接着让他们蒙上了眼罩，坐上了人力车，最后带到了一个小房间里。房子里坐着周恩来，他穿着白衬衫、黑裤子，脚上是一双凉鞋。他和海明威是同龄人，只是大了一岁。
在见面几周之后，海明威评价周恩来是一个魅力超群、才智过人的人，有力兜售了共产主义的立场。三十年后，盖尔霍恩回忆说这是他们唯一一次和中国人在一起感觉很自在。
我们在其他外国人笔下也能看到相似的评价。
作为声名显赫的作家和记者，海明威夫妇当然受到了蒋介石夫妇的接待。而他们对蒋夫妇的评价和其他外国人也惊人地相似。即便是在时为中国最高领袖的私宅中吃了丰盛的午餐，盖尔霍恩依然评价蒋夫妇是完全不关心人民的冷血统治者。
这两次会面对于这三个男人而言都不值得一提，在他们异常丰富的人生中只能算作一个不太紧要的瞬间，对历史没有产生什么影响，甚至对海明威的创作也没产生什么影响。
真正让海明威兴奋的是这充满刺激和异国情调的传奇经历：在战火纷飞的1941年，一对新婚夫妇乘坐轮船横跨大西洋从旧金山达到夏威夷，之后乘坐飞机花了五天时间才达到香港，然后他们从香港飞到韶关，近距离观察了日军的防线，由韶关坐船骑马到了桂林，又从桂林飞到了重庆，而在重庆呆了一周多一点的时间，就见到了中国两大政治势力的领袖。即使是后来的谍战电影，也不敢这么拍。
就在这个月，发生了一件让这三个男人都不平静的事情。4月13日，苏联和日本签署了《苏日中立条约》，在这个条约中，除了有正常的互不侵犯的内容，更重要的明确了苏联承认伪满洲国的主权以及日本承认外蒙的主权。
这对于艰难苦撑的中国人来说就是迎头一棒。在美国被卷入战争之前，苏联一直是中国最有力的外援。消息传来当天，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于我实质上并无所损，然形式上倭国乃得一时之优胜。”第二天又写道：“俄倭协定，在事实上明知不能为害我抗战于毫末，但精神上之刺激不可名状。此二星期来中心沉闷悲惧，不知所自，孰知即为此。”他一再强调该条约只是在形式和精神上对中国不利，但事实是，一方面苏联的外援减少，另一方面日本得以专注于中国战场，并确立了南进战略。
国民党高层研判此事，认为这对于中共发展有力——日本在中国战场投入更多兵力，则意味着国民党正面战场压力增大，无暇限制中共。但实际上，中共高层对于这个条约也很不满，毕竟一致抗日才是中国当时最大的政治，但他们也只能表示默认的态度，无法公然批评。公开声明中，中共首先称赞此举有利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符合全世界劳动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利益，紧接着就强调条约没有限制苏联对中国的援助，相信苏联会继续援助中国的抗日战争，中国必须坚持抗战、团结、进步三大方针，抗战才能胜利。
那么发生在莫斯科的政治交易以及远东人民的苦难和海明威有什么关系呢？
这涉及到海明威对苏联的立场，因为他既是坚定的反法西斯主义者，也对苏联和斯大林抱有好感。
这种好感最迟也应该出现在西班牙内战期间，海明威从1937年到1938年亲自投身于这场战争，他不可避免地和苏联以及共产国际发生了关联，他的很多战友和挚友都是共产党员。在海明威眼中，法西斯是终结文明的力量，而苏联是当时世界上唯一一个采取行动对抗法西斯的国家（中国算不上这种力量，在很多西方人看来，蒋介石也是希特勒的拙劣模仿者）。
从这一点上来说，海明威对苏联和斯大林抱有好感是非常正常的，这也是许多非苏联籍共产党员拥护苏联和斯大林的原因。
但是，斯大林的一系列举措让很多人逐渐看到了不一样的一面，进而促使他们改变了信仰。
比如，1939年8月，苏联和纳粹德国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这时距离西班牙内战结束还不到半年，以往那个反法西斯的灯塔居然主动熄灭了灯光。
这件事情对许多非苏联籍共产党员冲击特别大，在美国，有四分之一的共产党员彻底抛弃了这项运动，再也没有回头。
正如《作家、水手、士兵、间谍》中总结的那样：“党的路线向来教条武断、自以为是，仿佛只有一种思想正确的世界观。它们从来没有为微妙情感或个人解读留有太多余地，但大多数党员都够聚焦一两个投其所好的基本路线，例如反法西斯。如今，党突然推翻了这一核心教条，并要求忠诚者门捍卫这一变化。这样的逆转把诚实的男女变成了说谎的人。”
海明威是如何看待的呢？
他愿意相信斯大林是好意：“国际纵队在西班牙战斗时，苏联可没有跟希特勒签署任何条约。只有当他们（苏联人）丧失了对民主国家的信心，才产生了（苏德）盟约。”
也就是说他认为斯大林是从实际情况出发，既然共和国已经失败，那就不如现实点保证苏联的安全。
但是，斯大林让人大跌眼镜的事情远不止这些。
1939年9月德国入侵波兰，紧接着苏联也入侵了波兰，两国共同瓜分了波兰。紧接着，苏联又入侵了芬兰，盖尔霍恩还作为记者去芬兰做了报道。海明威对苏联入侵邻国只字不提。
接下来就是1941年4月《苏日中立条约》的签署。
海明威对此发表了评论，逻辑和为《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辩护如出一辙。他说不应去管政客们说了什么，而是应看他们做了什么，苏联一直在为中国政府提供对日作战的援助，苏联顾问仍在中国工作，苏联给中国提供的援助比任何其他国家都要多，斯大林是为了保护东边的边境。
斯大林还有另外一大绕不过去的问题，那就是1936年在国内的大清洗。
海明威一直在回避这个问题，直到40年代末，他才正面回应，他说，如果面临同样的挑衅，杜鲁门不会比斯大林好多少，他本人就会糟很多，如果是为了美国好，他会同样残酷无情，斯大林之所以无情，是为了保护苏联不受希特勒等敌人的攻击。
我们可以看到海明威为斯大林辩护的逻辑几乎只有一条，那就是斯大林做这些事情是为了应对外部的威胁，他是为了国家的利益不得已而为之。
这种逻辑我们非常熟悉，在中国持这样论调的人可不在少数。海明威本人是一名喜欢打猎、出海、加入游击队的硬汉，他所最能欣赏的政治人物则是敢于对抗全世界的强权人物，斯大林是这样的人物，周恩来是这样的人物，后来的卡斯特罗也是这样的人物。他不会去思考太深入的历史、政治、哲学问题，他集浪漫主义、冒险主义、人道主义于一身，他不愿意否定自己最初的信仰。
大清洗其实也发生过在海明威身边，在西班牙内战时期，这样的事情可没少发生。海明威的一些战友没有死在西班牙的战场上，而是毫无理由、毫无必要地死于苏联内务部之手。海明威对此也是只字不提。在西班牙，他不止一次地宣称，在这场战争中，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
当时在西班牙还有一位英国的记者兼作家，他那时还籍籍无名，出版一本书都很困难，此人就是乔治·奥威尔，正是这场战争中让他去深入思考苏联的本质。
战争结束之后，人类大敌消失，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就自然成了最突出的矛盾。越来越多自由世界的人开始反对昔日的盟友。1946年3月5日，丘吉尔在演讲中宣布了铁幕的降临。海明威对英国佬向来没有好感，他反驳说现在威胁世界和平的是丘吉尔，而不是斯大林。
到了50年代，麦肯锡主义泛滥，人人自危，海明威清楚地知道自己曾和苏联内务部建立过直接联系，甚至还有“阿尔戈”这样的间谍代号。虽然他并没有真正做过什么，没有背叛过他的国家，但他还是小心地撇清与苏联的关系。
很有意思的是，就在海明威掩盖自己黑历史的同时，苏联内务部也做出了自己的决定。尽管苏联内务部在美国国内非常缺少间谍，但是他们在海明威《过河入林》一书出版后错误判断海明威是托洛茨基的人，在许多文章和宣传册中攻击苏联。自此以后，苏联内务部不再考虑发展海明威。
在海明威的最后几年，他陷入了抑郁症和妄想症，总是认为美国调查局在跟踪他、窃听他、分析他的信息，在这种惶惶不安中他最终扣动了扳机。他最终还是成了秘密警察制度的受害者，哪怕是臆想中的秘密警察制度。
如果海明威生活在中国，也许49年他不会选择离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