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记

读这本书，是因为梁启超对此书有很高的评价。他说，清儒注本，《论语》则有戴望《论语》注最善。戴氏服膺颜习斋之学，最重实践，所注似近孔门真际，其训诂亦多较朱注为优，其书简洁易读。读了之后，觉得任公的话有虚高。戴望的注属于今文经学一路，尤其推崇以《公羊》义解《论语》，发挥其中的微言大义。当然，有一语中的，分外精彩的，但是也多附会之处，失之穿凿，孔子所谓“过犹不及”是也。清人评价似乎都不高，王先谦甚至没有将之收到《经解续编》中，不明白任公何以作出如此高的评价，大概是欣赏戴望的为人吧。

这里分享一些有亮点的地方。如孔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子贡认为夫子是温良恭俭让以得之。戴望引《论语注疏》注"德容润泽谓之温"，引《新书》注"安柔不苛谓之良，接遇慎容谓之恭，广较自敛谓之俭"，引《尚书》注"推贤尚善谓之让"。“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的“狂简”为“狂者进取于古，其志嘐嘐然。简者识大，有所不为。”“乐之者”为“穷亦乐，达亦乐，所乐非穷达也，道在然也。”“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为“大寒之后，松柏形凋而不易其心。积恶之世，君子道消而不改其操。岁不寒无以知松柏，事不难无以见君子。”“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为“君子不以人废言。有言者，其言可取则取之，不必定有德也。”

这次读《论语》，注意一个事情，就是孔子仁的定义中对于“勇"的赞许，“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仁者爱人，汤、武救民而以武定天下，勇而不仁者，取其能果毅克敌，君子与人不求备，故无弃材。孔子讲“学而时习之"、平时与学生讨论的对象也多是“管仲、晏平仲、子产”这类实干家，评价或有别，但是侧重于实践（理民治国）却是一以贯之。何以能文能武的孔子，成了人们刻板印象中的只知道读书说教的先生了呢，感觉这里面跟孟子及以下的解释者有很大关系，解释者本人的观念投射到了作者的文本中。尤其是宋学，多坐而论道，纠结于“克己复礼”和“私欲不留，而天理之本然者得矣”。

另外孔子对于“权变”是有所肯定的。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子路问是否”未仁乎 ？"。孔子的评价是“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对于出处，孔子讲“用之则行，舍之则藏”，邦有道和无道，是否食君之禄要有所区别，讲话有“危言危行”和“危行言逊”，能否行道要“深则厉，浅则揭”，其目的都是因时制宜，量而后入，个别时候以求行权避祸，可以说是很识实务的。管仲的功业，岂是一般的匹夫匹妇所能理解的，后者“务一己之名，不顾天下”，“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不过，孔子如此通达的看法，也给后来的道学家出了道难题，程颐之流只能左右解释，以符合自己理想中的道德洁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