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记
读这本书,是因为梁启超对此书有很高的评价。他说,清儒注本,《论语》则有戴望《论语》注最善。戴氏服膺颜习斋之学,最重实践,所注似近孔门真际,其训诂亦多较朱注为优,其书简洁易读。读了之后,觉得任公的话有虚高。戴望的注属于今文经学一路,尤其推崇以《公羊》义解《论语》,发挥其中的微言大义。当然,有一语中的,分外精彩的,但是也多附会之处,失之穿凿,孔子所谓“过犹不及”是也。清人评价似乎都不高,王先谦甚至没有将之收到《经解续编》中,不明白任公何以作出如此高的评价,大概是欣赏戴望的为人吧。
这里分享一些有亮点的地方。如孔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子贡认为夫子是温良恭俭让以得之。戴望引《论语注疏》注"德容润泽谓之温",引《新书》注"安柔不苛谓之良,接遇慎容谓之恭,广较自敛谓之俭",引《尚书》注"推贤尚善谓之让"。“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的“狂简”为“狂者进取于古,其志嘐嘐然。简者识大,有所不为。”“乐之者”为“穷亦乐,达亦乐,所乐非穷达也,道在然也。”“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为“大寒之后,松柏形凋而不易其心。积恶之世,君子道消而不改其操。岁不寒无以知松柏,事不难无以见君子。”“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为“君子不以人废言。有言者,其言可取则取之,不必定有德也。”
这次读《论语》,注意一个事情,就是孔子仁的定义中对于“勇"的赞许,“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仁者爱人,汤、武救民而以武定天下,勇而不仁者,取其能果毅克敌,君子与人不求备,故无弃材。孔子讲“学而时习之"、平时与学生讨论的对象也多是“管仲、晏平仲、子产”这类实干家,评价或有别,但是侧重于实践(理民治国)却是一以贯之。何以能文能武的孔子,成了人们刻板印象中的只知道读书说教的先生了呢,感觉这里面跟孟子及以下的解释者有很大关系,解释者本人的观念投射到了作者的文本中。尤其是宋学,多坐而论道,纠结于“克己复礼”和“私欲不留,而天理之本然者得矣”。
另外孔子对于“权变”是有所肯定的。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子路问是否”未仁乎 ?"。孔子的评价是“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对于出处,孔子讲“用之则行,舍之则藏”,邦有道和无道,是否食君之禄要有所区别,讲话有“危言危行”和“危行言逊”,能否行道要“深则厉,浅则揭”,其目的都是因时制宜,量而后入,个别时候以求行权避祸,可以说是很识实务的。管仲的功业,岂是一般的匹夫匹妇所能理解的,后者“务一己之名,不顾天下”,“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不过,孔子如此通达的看法,也给后来的道学家出了道难题,程颐之流只能左右解释,以符合自己理想中的道德洁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