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浅思

读罢这本《唐代科举与文学》，才知什么是真正的文学大家。傅璇琮先生对唐代史料的熟稔与其细致详尽的论证分析，无一不令我折服。也正因此，此书读来颇费些时间，因我阅读量实在太浅，遇到不甚明了之处，便要花一定时间进行查阅，好在终于是读完了的......

傅先生的这本书围绕唐代科举制度的研究，征引了《唐摭言》、《全唐诗》、新旧《唐书》、《通典》、《文献通考》、《登科记考》、《全唐文》等各种官方史籍与别集，甚至唐宋前后典籍，将史书与唐人诗文、传记结合，使每一条论点的论证都做到文史互通，详实可查。这其中内容之丰富实在是不可言。

而在本书繁多的内容中，令我深感有趣的，便是制举。制科是区别于常选的不定期考试，只有由皇帝下诏，方能进行选拔。这不禁让我想到了现在的“特招”，像“艺考”“体考”等，都为有天分的特殊人才提供了大量机会。这样的考试虽早在汉代便有可循之迹（汉代诏举），但在唐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与完善。从沿袭旧历到正式成为科举中的一部分，这种应时事需求而生的考试，实实在在地为那些“偏科”的举子提供了又一条出人头地之路。由此可见，唐时科举颇具包容性，真正有不拘一格选人才之风范。

不仅如此，每每举行制举时，国家通常会设置与当时需求相关的制举科名，其科目之繁多复杂尤甚。而其中有些科名更有些趣味性，如：手笔俊拔超越流辈科、高才沉沦草泽自举科、才高未达沉寂下僚科、孝弟力田闻于乡闾科......这些详细描述了人才能力的科名更像是皇帝御赐的荣誉称号啊，也无怪乎当时举子中了进士还不满足，争取制举及第才算能够傲视群雄。

而在说到进士科时，大多数人都误解唐代科举是以诗赋取士，更认为是这种科举形式促进了唐诗的繁荣。这些傅先生在书中都多有讲解，先是列出《大唐新语》《唐音癸签》这些书目中“都提到进士科最终只试策”，指明“自唐开国起，有六十年的光景，进士考试是只考策文的”；后又详细举证了诗赋是在唐代立国一百余年以后才成为进士考试的固定格局的，最后得出正是唐初前期诗歌的高度繁荣，才导致国家考试进行考核相关内容的相反结论。

傅先生关于科举制度的论证可谓是详尽扎实，然而对科举与文学的关系阐述上则略显粗浅，有些点到即止的疏忽感。如书中对进士科的考核项目演变的论证十分仔细，列举了大量扎实的论典进行佐证，而真正这些变化是怎样被唐代繁荣的诗赋文学影响的？书中并未落实具体，缺少了前文那种列举多个作家作品的详细论证。而当科举开始重视诗赋之后，其必定对文学产生了一定反作用，这些傅先生也并未多着笔墨。

而实际上，科举重视诗赋，其弊端远超于推动作用，反而加速了唐诗繁荣文明的消亡。原因有三：

其一，唐诗文明欣欣向荣本是自由发展的结果，文人或纵情山水，旷达人间；或失意官场，心灰意冷，诗文随性而发，随感而至，都是自然情感的流露。而君主为了笼络更多人才，夯实其地位，将诗赋考核加于人才选拔制度中，实质上是出于中央集权的政治需求。这种手段下所产生的政治文学与其当初繁荣的根本是相悖的。

其二，唐人对诗赋的过度狂热也导致了国家其他方面发展的不足，如对科学技术的忽视，这从科举中明算的“不见贵”便可看出。唐人从平头百姓到当权者都注重文采的斐然与否，此书中傅先生列举的贞观元年的例子也着实反映了这种情况，在试策中，上官仪之对策完全是堆砌辞藻，大肆颂扬朝廷，毫无半点有关实事之务的影子，然而他最终还是登科了。恐怕也是此类事件的繁多，李慈铭先生才认为“唐人以进士为宰相之极选，以诗赋为政治之本原，驯至国亡，而犹不悟，聋虫瞎马，并为一谈，史官无识，奉为定论。”

其三，进士考试要求严格，为选拔出优秀人才，必定要制定可控的标准。因此，进士诗通常是律诗律赋，对字数和用韵都有明确规定。这样刻板的要求虽可以理解，但限制了士子的才情与思维却是不争的事实，如祖咏的“终南阴岭秀，积雪浮云端。林表明霁色，城中增暮寒。”终是凤毛麟角。寒门士子为了出人头地，不得不将自己囿于这条条框框间，中晚唐也就再难富盛唐头角峥嵘之气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