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藏的野心

《冬泳》小说集收录了七篇小说，五篇读过之后，《冬泳》一篇无论在小说叙事上，还是小说技巧上，小说解读空间上都无愧于以它作为小说集的主打，但是在读过《空中道路》三遍之后，一种激动之情，溢于言表，甚至出现了一些生理上的反应。在我个人看来，即便《冬泳》如上所言，但《空中道路》在我看来是作者最具野心的一篇，在深刻性上远超其余几篇(虽然还有两篇未读)，《空中道路》激发了我某种超越小说本身的构想，即便这个构想可能是我个人的臆测，但是在这个臆测中间我恍惚觉得自己看穿了作者的意图。 《空中道路》有两条叙事线，一条叙事线以“我”的视角展开，叙事背景的时间是一九九八年(九八洪灾)，开头我正在读雨果的《九三年》；另一条叙事线是以全知视角展开，叙事对象是班立新和李承杰，叙事背景的时间是一九九零年(二人被困悬在半空的缆车上，李承杰表达关于“空中道路”的构想时出现了《古今大战秦俑情》，其上映时间是一九九零年)。在这条叙事线中始终贯穿李承杰为班立新讲述《日瓦戈医生》这本书。如此一来整篇小说的叙事时间是1990-1998年，几乎贯穿整个九十年代，这段时间中国社会正面临着巨大转型的时期(向市场经济转型)，受此影响，这段时间正是东北地区工人阶级面临严峻下岗浪潮的时期。 包括去年双雪涛的《飞行家》，即便我们不读作品，也能够通过媒体的渠道了解到几位东北作家笔下小说故事的发生背景，正是由于这种媒体宣传，在潜意识中会对他们的作品抱有某种宏大的，刺穿时代的期待，可当读过之后发现，他们似乎有意隐去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而是聚焦在个人的具体遭遇上，并没有刻意通过小说手段将个人与时代产生联系，也可能是作者觉得出于人道的关怀更是自己可以做到的，当然也可能因为某些敏感领域不可触碰。 但是在《空中道路》，我似乎嗅到了这种“刻意”。 贯穿九十年代的东北下岗潮使无数工人失去了他们以为可以倚仗一生获取生活的手段。至于下岗之后他们生活的艰难和举步维艰我没有发言权，但是通过东北后人对他们父母的回忆文章可以体会一二。他们曾经是这个国家名义上的领导阶级，在执政者的号召下被卷入这样一个规模浩大的工业化浪潮，但在这个浪潮遇到阻碍时，他们被无情的抛弃，一个时代的人的生活一度无以为继，其中牵扯的政治敏感问题或者叫做历史问题作者采取了“曲线救国”的策略，也就是小说中出现的两本书《九三年》、《日瓦戈医生》，稍作了解就可以知道，这两本书都是关于“反思革命”之书，《九三年》是对于法国大革命之反思；《日瓦戈医生》是对于二月革命、十月革命之反思。以我们在学校接受到的历史教育来看，这几次革命都是解放人类、赋予人权、启蒙大众的正义之革命，而这两部小说则是站在现实的角度，揭露了在“正义”的外壳之下，无数普通民众为之牺牲的真相，其实班立新和李承杰下岗后的生活境遇就代表了下岗潮工人的普遍境遇。革命之目的不应该只是停留在口号和愿景上，而是应该落实到对人之尊严、人之权利、人之个性、人之生存的捍卫上，更可怕的是走向革命之反面。讲到此，作者的意图其实已经非常明显了，作者是借由二书对中国工业化改革之革命作出了回应。其实小说开头的九八年洪灾也是一个巨大的隐喻，革命不就像一场洪水吗？普通人面对洪水是如何无力，洪水一过，又有多少人要为之牺牲，就像李承杰漫不经心地提到《日瓦戈医生》中的一句话，“生命就是为牺牲做准备的”，这是对人如何大的蔑视。 在我看来，班立新和李承杰坐在悬在半空的缆车里属于一个超现实的场景描写，加之作者对缆车周遭的气候环境的描写，他俩所代表的工人阶级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中被推到了最高处，肩负着革命之重任，革命之后他们遭遇着乌云、冰雹、风雨的侵袭，像荡秋千一样风雨飘摇，“针叶林高于阔叶林，我们现在又高于针叶林了”，其实是工人阶级社会地位或者是他们曾经对未来生活之期待的幻像。当班立新再次向李承杰提起惊险一幕时，李承杰却说自己不记得了，怎么会不记得，大概是因为并未真正出现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