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紫式部日记》一窥平安时代的精神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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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于本书其他几位作者的日记,紫式部日记不仅描绘了她留在京都御所供职期间的心路历程,也对通过宫廷活动的细致描写,更深地展现了日本平安时代的政治、宗教信仰和贵族精神风貌。这一方面是由于紫式部在写这部日记时已过谈情说爱的妙龄,不会跟本书其他几位作者那样把注意力投向感情生活;而另一方面是因为,紫式部尽管出身不显赫,却担任宫中女官,进而有更多机会接触各类宫廷活动。或许这是《紫式部日记》吸引我的地方之一。
斋王、加栉礼与神王政治
紫式部在日记中提到,当新天皇登基时,一位女性皇族成员要参加栉礼。在典礼中,新天皇将一栉插在她的头发上,并对她说:“不要回来。”从此这位女性皇族被送往伊势神社,只有在天皇去世或退位后才能回京。更有趣的一点是,这位女性皇族被称为“斋王”。在《紫式部日记》看到这里时,我立马想到弗雷泽的《金枝》。
《金枝》在关于日本天皇的一段中说,古人相信任何人只要穿上天皇的衣服就会全身浮肿,而天皇的餐具在他用过饭后必须立刻销毁。在论证天皇的祭司王特征时,弗雷泽显然忽视了《紫式部日记》中提到的这个细节。然而这一细节却契合弗雷泽的理论。按弗雷泽的说法,神王作为原始宗教的主神的配偶而拥有宗教和世俗的权威,而他的身体状况与作物收成、甚至国运息息相关。因而许多神王会因衰老而被臣民杀死,并被一个健康的神王取而代之。在更文明的时代,神王会用其他人做自己的替身被杀、或者以更文明的仪式象征替身被杀死。我认为伊势神社中的“斋王”其实就是作为祭司王的天皇的替身,而去神社履行神王的职责。当然这一观念在当时已经不存,只徒具形式而已。
当然,中国也存在神王观念。但随着朝代的更替,中国对神王观念的执着显得较弱。这从两国处理历史问题上便能看出。日本和中国同样出现名为“南北朝”的时期。这段时期为后世历史学家留下了“谁为正统”的问题。许多中国人无法理解,日本官方为何要把被灭亡的日本“南朝”列为正统,而将足利尊氏扶持的“北朝”视作“伪朝”。按中国人的看法,这就意味着日本“南北朝”以后的皇室都不是正统了。然而确立“南朝”为正统的《日本史记》却认为,谁拥有象征天皇地位和神性的“三神器”,谁才是正统。而当时“南朝”拥有“三神器”而北朝却没有。
汉字属于男人,假名属于女人
《紫式部日记》中曾两次提到汉字。紫式部第一次提到汉字是在她批评清少纳言时。她批评清少纳言道:“装作很有学问的样子,到处乱写汉字,实际又不是很懂难免用错,早晚被人看破。”而第二次提到汉字是她说自己整理汉文典籍时,想到有人批评自己正是一个女人读汉文典籍,所以薄幸。
当然,许多人认为紫式部对清少纳言的批评是因为两人存在利益冲突。他们将重点放在两人的关系上。而我认为按照当时的观念,任何妇女使用汉字、阅读汉字其实不合时宜。从中国流传至日本的汉文典籍,代表似乎着更高的知识水平,却在语法和读音上与日语有 很大差距。当时汉字用于书写政令、史书和政府文档,主要被男性贵族掌握。而假名十分贴合日本口语和语法,易于掌握,主要流行于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的女性群体。也许这种文字使用上的分野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平安时代的“女流文学”。
相比于言简意赅的汉字,假名那种相对啰嗦、甚至絮叨的表述贴合了女性细腻的心思。而在另一方面,假名似乎是更远离严肃的官场争斗和政治伦理。它被广泛地用于书写爱情诗歌、物语和散文。于是在日本而不是在中国,文学与政治伦理在如此古早的年代被分隔开来。刘德润在《小仓百人一首——日本古典和歌赏析》中说:“《古今和歌集》的序言几乎原封不动地照搬了我国《诗大序》里‘动天地,感鬼神,和男女,慰勇猛武人之心’的语句,却有意删去了‘治世’、‘乱世’、‘政和’等政治术语。”紫式部自己也在《源氏物语》中说:“笔者一介女流,不敢侈谈国家大事。”
在这样的语境下,宫廷女性贵族们便能够用假名书写自己的心事并流传于后世。这样的 轻松活泼的文学氛围甚至受到了官方的认可。康和四年(公元1102年)举行的堀河院(第73代天皇,1086年-1107年在位)的宫中赛歌会上,年 逾70的女官一宫纪伊与29岁的藤原忠俊对咏恋歌。(以下和歌原为日文,为刘德润翻译。)
藤原忠 俊咏道:
相思人 不 知,浩荡海风来。
愿借荒矶浪,心扉为君开。
而一宫纪伊答歌曰:
高师海浪美,远近人皆知。
来去难留住,唯沾衣袖湿。
中国宫廷也有诗歌对咏,却主要是男性文人们的歌功颂德。而在日本宫廷上,年老色衰的女官却和当朝大臣对唱恋歌。这在中国是完全无法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