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它是个群体

一

胡克在《理性、社会神话和民主》中提到一种无意义的恶性抽象概念，我在别处提到过，这些概念本身并非无意义，只是由于含义的闪烁，很多时候被人误用，有些时候是无意的，这些人可能只是思考力不足，有些时候是有意的，胡克说这些人是尝试掩盖一些东西。就像面对对于“独裁”、“民主”和“人权”的质疑，这些人能够说出“人权是美国的五倍”这样的荒唐的胡话。

之所以存在这些概念，我在别处提到过，是因为语言作为符号，是作为日常交流的工具存在的，现在拿来作为寻求真理的工具，显得有点笨拙。或许就连精确度高出一个数量级的数学符号，都不能说是能够胜任对世界的准确描述。日常交流之中，语言实际上嵌入在语境之中。我记得某种书中提到关于水门事件的一些偷录的聊天中，听到的是各种中断的句子和各种碎片化的语言，因为很多内容双方都了解，所以不会完整说出来，同时还有一些带有身体语言，一些作为暗示，一些作为一种引导。有时候看一些电影，出于给观众介绍剧情的需要，人物把某件事给另一个人讲了一遍，就让我很出戏，因为从剧中角色的视角来说，根本没有讲述的需要，也就是说，是故意讲给观众听的。由于语言存在诸多的功能并且作为交流中的一个核心因素，这种复杂性使得人们做出了很多不同的尝试，比如米德的symbolic interationism，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奥斯汀的theory of speech acts，Gadamer的阐释学等等。

胡克说，人们使用这些抽象概念的心理原因是想要使这些概念人格化，赋予一种像人那样思想和行动的能力。并不完全如此。比如当我们说“犹太人擅长做生意”，实际上并不是一种人格化赋予，而是一种stereotype。人格化赋予往往是针对一些非人对象，比如“中国表示强烈谴责”。后者不仅是一种语言的误用，我以为是一种思维上的倾向。而前者是一种思维的不精确性的体现，所以胡克提出一个公式，即要求用关于经验和事实的陈述把抽象概念替换掉。前面的例子就变成，不是中国表示强烈谴责，而是中国执政者官方发言人表示强烈谴责。赖尔在反驳笛卡尔的ghost in the machine观点时，也提到这个问题。他以“大学”为例，说你并不能从大学中找到一个东西，无论是教学楼、校长还是什么，称之为大学，大学包括整个系统。“中国”也是一样，包括土地、人民、机构、文化，不会也不可能做出谴责。

二

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抽象概念，更类似一种人群的分类。就像其他人群分类一样，仅仅选取了一个特征，就像“穷人”选择的是“穷”，山东人是住在山的东面的人那样。但是，在人身上，存在许多的特点，有时候仅从一个特点上进行区分，就容易带来一些困惑。塔西陀在《阿古利可拉传》中提到，不列颠岛上距离高卢人最近的一带地方的居民很像高卢人，说他们的迷信和宗教仪式和高卢人习惯近似，“都同样地好招惹危险，而当危险来临的时候，又都同样地畏缩”，但是却按地理位置被称作不列颠人和高卢人。

知识分子，就是从事“知识”行业的人，无论是写作还是教学。这样，就如Sowell和勒戈夫所定义的，那些从事教学工作的教师和从事写作的记者，也都包括在知识分子之内。这样，就可以说，知识分子，是从事知识相关劳动的人。

这就意味着，知识分子们将通过“脑力劳动”为生。勒戈夫说，“12世纪的城市知识分子觉得自己实际上就像手工工匠”。他们或者是传授知识，或是进行文字写作，实际上都是在凭借一种精神技艺，“就像盖房子的木匠及铁匠的专长”。勒戈夫以阿尔贝拉为例：当陷入不幸的阿贝拉尔发觉自己没有能力种地，也羞于去行乞时，他重新操起教授的行业：“我回到了我熟识的专业；因为我缺乏用手工劳作的能力，只剩下一条出路，那就是运用我的三寸不烂之舌。”

从这里分出很多岔路。

相比其他行业，知识和艺术类似，其本身带有一种脱离功利的性质。也就是说，当鞋匠造一双鞋，铁匠造一把菜刀，他不得不考虑实用目的，而实用目的就和物质利益直接相关。但是，知识和艺术就不是如此，知识和艺术自身和实用并不相关，属于一种康德所谓的purposive without purpose。正是因为缺乏这个实用目的，所以才有“非功利性”。但是并不是说，日常的行业就是完全实用的，在衣服、鞋、手机设计中，甚至食物，都可以带有一种超越实用的其他趣味。同样，即使在艺术和知识中，也可以找到一种俗世的气息，比如艺术中从石器时代的绘画或其他艺术品中就存在并且一直延伸到今天的严肃艺术作品中如《色戒》的色情内容，或对大众流行口味的投其所好；在知识上，也可以有为权势歌功颂德、为了讨皇上欢心各种阿谀奉承“皇上新思想”研究，也可以有各种实用的，实际上更是假冒的，成功术、社交术、致富术。

这样，一方面，知识探究，就可以发展为一种纯粹的非功利性活动。这种活动，在物质匮乏的时代，自然是一种“贵族活动”。所以，在古代，琴棋书画骑射，不是穷人家的孩子有机会学习的。今天物质丰富，科技发达，不能说对人类自身来说不是一种有利的推动，使得人类更大数目的人能够从事精神上的探索。鲍曼在《立法者与阐释者》中曾经对现代社会大众文化淹没精英文化表示不满，伊格尔顿在《人生的意义》中提到的很多后现代知识分子对以前的精英文化有诸多的留恋，我以为这些都是目光短浅的。今天，参与到知识探索中的人数远远超越古代，那么就有更多有才能的人参与进来，能够获得更大的成果和进步。当然，最大的天才是闪烁不定的，所以像柏拉图和莎士比亚这样的人物，不一定就会出现。但是，知识的事业不仅仅是天才的事业，还是一种相对没那么天才的人群策群力的一种结果。谁都需要精神的哺育，就如沙特尔的伯纳德所言：

我们是站在巨人们肩膀上的侏儒。我们的视野比他们更宽广和更远大，并非因为我们目光更尖锐和身材更高大，而是因为他们把我们举了起来，并抬到同他们一样的巨大高度……

关于艺术上的模仿和创造之争，今人和古人之争，答案都含在这个问题中。此外，古代的大众或许并不在文化之内。我还没有读到过相关材料，但是我料想，古代的占有人口大多数的底层劳动力，他们并没有参与到被现代或后现代知识分子想念的古代文化之中。如果是这样，那么这种精英文化的社会状态，更让人唾弃。还思念，思念毛线。此处的问题就像托克维尔对真正贵族的赞赏和对新工业贵族的嫌弃是一样的。我在谈雷蒙阿隆的《论自由》的时候谈过这个问题。

所以呢，像苏格拉底、柏拉图这样生活在福利社会中，他们无需担心生计问题。虽然苏格拉底有来自老婆的压力，可是他作为一个胸怀广阔的人，跟人辩论对方说不过打他他都不在乎，老婆泼洗脚水也是不以为意。笛卡尔有遗产。叔本华也不差钱，所以他不用为了钱折腰，可以跟黑格尔对着干，把课设在和黑格尔的课同时，当然在这位装逼大师面前一败涂地。休谟虽然没有继承到遗产，但是生在贵族之家，足以让他有途径获得足够的财富，能让他自由自在搞学问。康德有一份稳定的教学工作。斯宾诺莎，他靠磨眼镜片挣钱，磨半年眼镜片，然后剩下半年研究学问。可以看到，这是一种纯粹的、脱离功利的知识分子的存在方式。

不是说，搞纯粹的、非功利的知识研究的知识分子，都是有钱人。也不是说，把知识研究也变成功利事业的人，都是穷人。我觉得，这是一种人格倾向的问题。杜甫很穷，但是他从来没有打算通过学识来让自己飞黄腾达。我在前面谈杜甫的时候已经说过，杜甫的理想，比李白要世俗，就在于他要替皇上治理天下，虽然他实际上关心的仍然是苍生社稷，这使得他处处拍皇帝的马屁。所以我提到，虽然杜甫写了很多怀念李白的诗，但李白写给杜甫的不多，这是因为杜甫很爱李白，但是李白没那么爱杜甫的原因。在李白眼里，杜甫并不那么风流，不是洒脱倜傥。虽然如此，依然可以看到杜甫依然是个不顾自己荣华富贵也不顾家的男人，他不是不爱自己老婆，不在家的时候经常怀念老婆，当官之后回村里看老婆还带了化妆品，孩子扯自己的胡子也不生气。我经常提的另一个例子是高启，年轻时候还以为自己生逢明君圣主，要兼济天下。同其他大多数人一样，往往最终失望而归。归了，不是说就改行做别的，往往依然从事知识行业，他说：但好觅诗句，自吟自酬赓。田间曳杖复带索，傍人不识笑且轻。也就是说，具有这种倾向的人，不管是富贵还是贫穷，都是为了知识自身。

当然，还有一种倾向，就是把知识研究，当作一种获利工具。并不是说，这类人都是无能之辈，他们可能在两个方向上有过人之处，一种是伪装能力。就像维特根斯坦提到的“哲学的甜蜜”，能够把一种简单的东西，加工成一种复杂、深奥“理论”。有些时候，这种做法并非是有意的，就像胡克在《理性、社会神话与民主》中提到的恩格斯，他从“运动”中总结出了矛盾的对立统一，从小麦粒长成麦苗再开花结果长出麦粒，总结出了否定之否定，都是在编造毫无意义但是看上去很唬人莫测高深的黑话。我记得罗素就说黑格尔的哲学，目标不是“深刻的真理”，而是“深刻”。另一种做法也同样甜蜜。勒戈夫在提到人文主义时说，人文主义是非理性的，“与其说是科学的，不如说是文学的；与其说是崇尚理智的，不如说是崇尚信仰的”。我认为这种情况也可以说另一种做法，即海德格尔、德里达，包括麦克卢汉，这一派的特点，同样是““语义学--修辞学”的联姻”。另一种是敏锐的利益嗅觉，就是把知识直接服务于俗世利益的能力，包括那些为权力歌功颂德、粉饰太平、溜须拍马的角色，或者是时代文化的弄潮儿，能够紧跟、利用甚至预见大众热点，快速批量生产快餐文化，来变现的能力，包括网上网下流行小说的作者们。

三

考夫曼是我最喜爱的两个导演之一，另一个是热内。他的一部电影叫Eternal Sunshine of Spotless Mind，引用的Pope的诗Eloisa to Abelard，讲的就是爱洛依丝和阿贝拉尔的故事。我读到一些人关于斯图亚特·密尔的记述时，听他们说，密尔的想法并不十分天才，而是他老婆天才，意思好像是说，密尔的一些思想，来自他老婆Harriet Tylor。但是在我看来密尔实际上也相当天才，很多人要么是出于hindsight bias还是出于智力不足，才会中评密尔。我提密尔这个例子，实际是想说，那些差评女性智力的人，实在是瞎的厉害。这位Tylor和哪位爱洛依丝，都可以作为例子，来说明智力的高度不分男女。正如很多明眼人看到的，女性之所以很少出伟大的艺术或思想人物，不过是因为她们很少有机会踏进这个门槛罢了。

我常常被周围人残缺、混乱的思想搞得心烦意乱。我从内心渴望认识那些头脑清醒的灵魂。爱洛依丝看起来就是这样的。她曾经拒绝阿贝拉尔的求婚，

她描绘了一幅他们必然会生活在其中的穷苦知识分子家庭的画面：你不可能同样细心地关心你的妻子和你的哲学。讲课和女仆，典籍和摇篮，书本和捻线杆，羽毛笔和纺锤，你如何能使这一切协调一致？一个需要在神学或哲学的默想中沉思的人，怎么能忍受婴儿的啼哭、摇篮曲和男女仆役嘈杂喧闹的干扰呢？他怎么可能受得了因幼儿造成的经常不断的肮脏？富人可以做到，他们在豪华的宫殿里，不必为开支费用操心，不必天天因物质上的忧虑愁眉不展，但知识分子（哲学家）没有这样的生活条件。必须为金钱和物质费心操劳的人，无法专心致志于自己的神学或哲学著作。

怪不得阿贝拉尔爱她。那么她为什么爱阿贝拉尔呢？除了优秀之外——当然，现在很多人都有优秀，甚至独秀——阿贝拉尔还有着高贵的精神，“阿贝拉尔对爱洛依丝说，那些把科学占为己有，并阻碍自己和别人去使用它的人，是些庸人市侩”。他说：

“那就仍让我们回到以撒那里，并同他一起挖掘清水喷涌的井泉吧，即使庸人们反对，即使市侩们阻挠，我们仍要继续同他一起挖掘永不枯竭的井泉，为的是也有人对我们说：’你要喝自己池中的水，饮自己井里的活水’（《旧约·箴言》5，15）；而且让我们照这样挖掘，好让井泉在我们公共广场上，由于水源充足而高高喷涌，以便圣经的科学不仅仅局限于我们，让我们也教会别人从中啜饮。”

勒戈夫赞赏地说：这是知识分子的慷慨大度。但是这话不对，不是所有知识分子都慷慨大方。

勒戈夫提到，最初的知识分子，总体上来说是贫穷的。许多穷学生甚至成为一种“浪游者”，这些人处于社会的边缘，写一些反社会的诗歌，但是并不革命，“这些诗歌否定进步、否认历史的任何意义”，仅仅是叛逆。和后来的逐渐偏离“神圣教义”，开始搞理性研究的俗世教士一样，任何对社会主流的反叛，都是从边缘人、新人或底层人开始的。这是因为，就如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所提到的一样，那些处于主流中心的人，往往资源在握，作为既得利益者，他们就会趋向于保守、循规蹈矩、守住当前这个他们获益的局面。所以，他们即使有能力、甚至也已经发现了别的东西，但是出于利益本能，他们可能会放弃这种能力或发现。边缘人、新人就有动机来提出一种新理论，推翻旧局面，塑造新局面。在《现代性的五幅面孔》中，卡林内斯库提到艺术上的先锋派，说这些先锋派的风格或作品，一旦被承认而进入主流，立刻就会失掉价值。这就是典型的以“反叛”为价值的一种现象。标新立异，在任何时代都不缺少，就是因为标新立异就是一种打破旧局面的屡试不爽的手段。尽管，伟大的作品从来不是标新立异里面出来的作品。真正的伟大靠的不是标新立异，而是真正的才华。

但是，一旦这些知识分子发展出一个团体，并获得自己的地位和权威，这个团体或机构，就变成一个利益场。从这个意义上说，不为利益的纯粹的知识分子，往往是个人特质的一种表现，无论是来自一种敏锐的sense，还是来自于一种深邃的理性。敏锐的sense就如我多次提到但是记不太清还需要回头去查出处的Maternus，我对他印象太深刻了，因为我忘不了他说自己宁愿在艺术之美中永醉不醒。这种人肯定是常经历高峰体验的人啊！我还从未遇到过活的自我实现的人，多么不幸。当然，大部分是另外一种人，即使其中有些人确实有些能力，他们也依然更受本能驱动而去追逐世俗利益。所以当大学不得不依附教会，大学里也开始一种筛选，为宗教服务的人逐渐进入大学的权力中心，自然，这些人从知识上开始偏离真正的探索精神，“大约从1320年起，安瑟尔姆的“信仰寻求理智力”的传统就被抛弃了”，就像巴黎大学的热尔森所说：

“有些人费尽心力，绞尽脑汁，想弄懂科学。我已经发现，智者说，这也是精神的空虚、徒劳与窘迫。如果这个世界本身将要消逝，认识这个世界的事物对你们又有什么用处？在世界末日的审判中，不会有人问你们知道些什么，相反，要问你们做了些什么。而在你们匆忙赶去的地狱，不会再有任何一门科学。省了你们这番徒劳的辛苦吧！”

而在利益上，大学知识分子开始积累财富，“教师们已成为富有的土地所有主”，

弗朗西斯科·阿库尔修在布特里奥和欧梅托拉拥有财产，还有一所漂亮的别墅，别墅的浴室带有一个液压供水的轮型装置，这在当时几乎是奇迹。在波伦亚，他和他的兄弟们有一所带塔楼的华丽住宅，那是今天市政厅的右翼建筑。他和其他博士经营一家商社，商社在波伦亚和国外从事图书销售。他放了那么多高利贷，以致他临死时不得不请求教皇尼古拉四世的赦罪——这一请求照例被满足了

无论是从形式上说，还是从实质上说，高层权力中心既得利益者都更腐化，而边缘人更进取。

在那里，人们接触到贫穷的教士，他们还没有得到讲课准许证，并且更少有机会获得宝贵的博士学位，用他们那些令人不安的问题使辩论富有生气。在那里，人们同城市民众，同外部世界最接近，最少关心谋取神职的薪障，也最少去理会，是否会引起教会统治集团的不快。那里世俗的精神最活跃，人也最自由。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就在那里结出了它全部的果实。就在那里，人们把托马斯·阿奎那的死当作无法弥补的损失而流泪痛哭。

四

在纯粹的知识追求上，就和追求艺术一样，是一种智力或情感模式。这种模式，可以小时候培养，也可以长大之后学会；可以通过外界的影响塑造，也可以通过天才自己破土而出。

它寻求一种智力上的满足。

它能从知识中得到愉悦。布卢瓦的彼得：只有在怀着越来越强烈的爱慕一遍又一遍地读古代人著作的时候，人们才能摆脱愚昧无知，走向科学的光明。让狗去狂吠，猪去咕咕吧！

它带有一种智力上的尊严，对于别人说的话，他们不是不信，而只是也要一种智力上的理解：

“我不谎称所有一切都是确凿无疑，而只要求神学家先生向我说清楚，这一切怎么会发生。”

另一个例子，阿德拉尔：

同你讨论动物，对我来说是困难的。因为我向我的阿拉伯老师们学到的就是要把理性当作准绳，但你如同奴隶满足于服从道德化权威的锁链。应该怎样来描绘这种权威，除了把它描绘成锁链？愚笨的被人用锁链牵着走的动物不知道，人们把它们牵往何处去或为什么要牵着它们，而只满足于乖乖地顺从拴紧它们的绳索。你们中的大多数人也像动物一样是轻信的俘虏，听任自己被书本的权威用由危险的信仰组成的锁链牵着走。

正如我在别处提到，前人说的东西，他们智能所能达到的程度，我们也能达到。那么，圣经，正如我别处提到，如果说是前现代的一种人类经验的集大成，人类智力的一种成就，那么创作出圣经的人，虽说算是万里挑一的聪明人，但是并非我们就不能理解他们这种聪明，甚至我们还能指出他们智慧不及的地方。这就是对自己智力的充分自信，和充分依靠。正向中世纪的那些正直的、带着智力尊严的思想者所做的那样，对圣经提出自己的质疑。比如被宗教判定为异端邪说的219条中，有一条就是这样的：

第174条：基督教的法规，就像别的宗教一样，有传说的成份和谬误之处。

我在此向我的这些前辈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