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克人的巴格达

庆幸的是，关于伊拉克战争，我们能接触到非美国主流媒体的声音。所以大致可以了解到曾经萨达姆的血腥独裁、美国人对伊拉克内政的粗暴干涉和武力入侵、战后的混乱与凋敝、各种武装派别和恐怖组织惨绝人寰的平民轰炸和恐怖袭击。但更为细致的了解，又多来自于各种英美影视、文学作品，美国人及其同盟永远是事件的主角，支持者宣扬着他们一向自以为是的救世主情结和英雄主义行为，他们是战胜邪恶、给人们带去自由与希望的福音战士，对他们造成的混乱、灾难与伤害绝口不提；反思者或疑似“反思者”则细心地描述着战争对英雄式的美国大兵的精神摧残，最多虚伪地通过“悲天悯人”的美国“英雄”的双眼看到伊拉克也有无辜的儿童与平民。作为真正主角的伊拉克人民，却永远被模糊在西方世界投射的聚光灯之外，没人知道他们在想什么、做什么，也没人在乎他们在想什么、做什么。当摄像机跟着美国人的坦克走过巴格达的街道，本该作为主角的他们在镜头前一闪而过、成为背景，从不曾有机会发出自己的声音。所以未打开书页之前，仅伊拉克作家关于战后巴格达故事这个事实本身，已经具有了别样的价值与吸引力。

这不是一部英雄主义的故事。被称为“弗兰肯斯坦”的无名氏，听到可怜人的呼唤而来，为替他们报仇而生，化身为“复仇天使”：“要在这世上实现最终的正义。人们再也不必煎熬地痴心等待，不必等到死后上天堂才见到迟来的正义。”（146页）但什么又是正义？“只要是拿武器的人，哪有谁是无罪的呢？”（161页）“没有百分之百的受害者，也没有绝对的犯罪者。”（239页）他并不是正义的化身，也并非救世的英雄。他如同不同人的合体，善良与邪恶共生；他又如个体一生的缩影，善行与恶行同存。从最初为受难者复仇，到最后滥杀无辜只为不至消解地永生，从他诞生起，就在正义和邪恶的交叠、模糊与退变的道路上渐行渐远。他就好像杂志社老板赛义迪想要拍摄的电影，“中心思想是众人如何一起造就出邪恶之事，但同时间却都自称是在对抗邪恶。邪恶就在我们心中，而我们却只想从外在消灭邪恶。其实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是有罪的。在各形各色的黑之中，人心的幽暗最为漆黑。现在危害大家的邪恶巨兽，正是我们共同拼贴而出的。”（254页）他不是唯一的主角，他像一种隐喻、似一条线索，勾勒和拼接出战乱之下，形形色色并不都是高尚的小人物的悲剧：固执地等待二十年前走上战场后杳无音讯的儿子归来的伊利希娃太太，突然失去视如己出的徒弟后古怪乖戾的拾荒者哈迪，从充满正义感到渐渐不知何为正义的记者马哈茂德，唯利是图的地产商法拉吉，一心想着自己的前途和官位的马吉德准将……这些似曾相识的普通人，在灾难下抱着对过往的怀念和对未来的期寄、对灾难的痛苦和对正义的渴望、对邻友的关心和对仇敌的恶毒，怀着自己或悲天悯人或自私自利的小心思，在创伤中艰难地生存。这里，不是美国电影中英雄登场的华丽舞台，而是战乱中还努力生活着的普通伊拉克人的巴格达。

奇幻的故事背后，是战争残酷的触目惊心。随时出现的死亡和对死亡的恐惧，已经侵蚀到每个普通人的内心深处。有时人们变得麻木，死亡好像拾荒者哈迪身上难闻的气味，“那些味道吸久了，也就没那么重了，像是没有味道一样。”（192页）死亡好像变成了与己无关的新闻和数字：“他就等着这具尸体的家属前来，把它移到墓园之中，撒下泥土，将它/他们安葬。至于墓志上写着谁的名字，对他来说一点也不重要了。”（39页）“甚至有时候我外出走在巷子里，经过许多死者的尸体时，竟然觉得他们像垃圾一样。”（157页）面对死亡，恐惧也从人们的内心深处觉醒。“每天都有人因为恐惧死亡而死亡。为什么有些地方会支持基地组织，提供他们藏身的地方？那是因为他们害怕被其他地方的人欺压！而其他地方的人也是出于一样的原因，他们怕被基地组织攻击，所以组成武装团体来保护自己。他们因为害怕被杀，所以也成了杀人武器。”（126页）谣言与猜忌横行，“这些人已经陷入失控，好好跟他们说话也听不懂，宁愿相信谎言和谣言。”（226页）面对无名氏无法阻挡的暴行，“恐惧蔓延着，滋润着人们对他的想象。杀人事件接连发生，绝望的感觉更壮大了他的形象。”（315页）在真正的危险来临之前，恐惧已将人们掠杀殆尽。各种丑恶的嘴脸在灾难中被放大，抢夺、恐吓与欺骗的地产商法拉吉，肆意殴打、侮辱无辜群众后冷静地抢夺财产的政府官员，恶意栽赃、勒索的警方……可是人间毕竟还有默默的温情，路过爆炸现场的人第一时间确认幸存者的安好，对“疯狂”的母亲不离不弃的女儿们，危机中依然冒险助人的教堂执事，照顾遭人嫌弃的拾荒者的街邻……这就是伊拉克的战后百态，这才是这场战争中真正主角的真实生活。

割裂的叙事线索、不断切换的叙述视角，并没有使故事变得繁冗与零碎，没有故弄玄虚的卖弄与长篇大论的吟咏，作者是个讲故事的高手。略煞风景的是“大咖”、“怪咖”、“小嫩咖”、“有的没的”这些译辞的出现，不知作者（或者编辑）预设的是哪一群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