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阐释、尼采、礁石与虚无

这些思想碎片有共同的背景：

其一，大一的暑假读林欣浩的《哲学家们都干了什么》，从此无比厌弃绝大部分的理论书著，接着开始思考这些理论书籍文风艰涩繁冗的深层原因；

其二，大二读彼得·巴里的《理论入门》，对其中一段话深有感触：

“可以说，你遭遇的所有困难几乎都是理论家写作风格的直接产物。此外，批评家们评述理论时所使用的风格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必须强调，文学理论并非生来就艰涩深奥，……真正深奥难明的是叙述理论的语言。许多理论大家都是法国人，我们所读的许多理论著作都是译作，有时候译者的水准不敢恭维。”

尤其是最后一句话，恐怕也指明了当下许多理论书籍的通病。

文学研究的学科化、专业化、精英化是文学理论文风艰深的原因之一，门类众多的专业术语是这一现状的直接产物，构成一般读者或者理论学习者接近文学理论的一大障碍。其他原因还有很多，不幸的是，我尚未开始系统研究。

如前文所言，我厌弃这种文风。读赵一凡《从胡塞尔到德里达：西方文论讲稿》时，最先引起我的兴趣的是苏珊·桑塔格在《反对阐释》中提到的“新感觉”（New Sensibility）：既反对强行阐释，也不提倡榨取内容——而这恰恰正是诸多理论流派（例如认知诗学（cognitive poetics）一种结合了心理学与语言学的文学阅读方法）所做的。

第二块思想碎片来自尼采《权力意志》：

“它（知识）向往理解一切事物，向往把世上万物都变得实际、有用、可资剥削。它具有反美学的本质，其价值观念仅仅重视那些可以衡量、测定和算计的东西”。

这让我想到：作为一种知识体系的文学理论是反美学的。

此外，尼玛斯在《尼采的文学生涯》里指出，尼采刻意混淆哲学与文学，造成所谓的“尼采风格”，准确来说，就是把哲学当作艺术，即“哲学的美学化”倾向。这让我想到那些法国文学批评家曾经拥有的诗性语言特权，其根源是否会是尼采呢？尼采这种文风曾一度流行（例如“耶鲁四人帮”的手法与尼采遥相呼应，又如典型的新历史主义论文往往略去开篇的文献综述部分，代之以更富戏剧性的历史文献，格林布拉特称此为“轶事”），正如尼采自己所言：

“一切都是阐释。认识到这一点，并不妨碍人们产生新的思想价值，这只会刺激更多、更新的阐释。”

“耶鲁四人帮”中的保尔·德曼指出，正如尼采一向误读、篡改他人，尼采也从未被“正确一致”地评价过，由此他提出“误读合法化”这一概念，强调文学的生命在于“误读与误解的可能”，并且总结：误解无过，误读合法，西方学术史就是一部系统误读史。理论史上，这种观点有许多变体，例如读者反应批评、接受美学、阐释学，又如宣称“作者之死”的极端文本独立论。几乎所有这些曾经的主流理论均挑战和否认文学的自律，它们寻找文学文本，如同笼子在寻找一只鸟。这正是被奥威尔不幸言中的文学研究：

“如同一双靴子在文学文本上碾来碾去”。

至此，我关于“文学理论应当是怎样”“什么才是文学理论应具有的文风”所发表的言论，全部基于一个前提，即“人文学科的科学性”。这一前提事实上反映了尼采所说的权力意志。

权力意志反映了人类寻求知识根源的习惯性冲动，例如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实主义、新历史主义等理论流派均不厌其烦地避免总体论论调、反对主体观念，但仍然刻意寻觅人类知识的普通秩序：正如“权力”事实上成为福柯后期研究的绝对主体一样，“对于总体论的否定”同样成为一种总体论，成为20世纪70年代理论研究的总体图景。

第四块思想碎片由此生成：当读到“理论无法主宰世界。我们的观念建立在脆弱易变的偶然之上”（《恶心》），我意识到“对于理性的否定”并不完全等同于“偶然”：想象一片虚无，在虚无之中有一块实在的礁石，这块礁石是“理性”。那么，否定这块礁石，即“跃入虚无之中”，而非跳上另一块名为“偶然”的礁石。而结构主义及以后的文学理论虽然声称“反对主体观念”或者“去中心的宇宙”，事实上，它们并没有跃入虚无，而是跳上另一块礁石。或者说，它们试图将生存的基础建立在“否定”之上，但事实上真正的“否定”（即虚无）是无法承载任何理论的，所以，它们的“否定”事实上只是一块又一块的礁石。也正因如此，这所谓的“否定”的本质与礁石相同，是“肯定”，是可以承载文学理论的。只要理论立足于实在而非虚无，它就会被新的理论推翻。所有文学理论只能立足于“礁石”，不可能立足于“虚无”，这就是结构主义及以后的理论与生俱来的悖论：它们声称“推翻礁石，走向虚无”，事实上不过是走向礁石的背部，或者走上另一块礁石。这意味着后现代游戏精神的必然失败，它注定只能是“对于终极意义的狂热追求”翻转后的厌弃意义的、玩弄字词的虚无主义。形而上学有三项特征：1、相信超验真理的存在；2、依据原则进行思想；3、把知识当作征服世界的工具。作为一门学科，文学必然是形而上的。为了方便指导教学，种种理论都被分期、归纳、总纳，包括那些声称反学科化、反体系化的理论，这本身就带有悲剧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