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李晋：诊断我们时代症状——评沃格林《政治的新科学》
李晋（曾从事经济学和经济史研究，前康奈尔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中心访问研究员（2009-2010），目前为加尔文大学博士生，研究哲学认识论和现代早期思想史。）
本文献给我逝去的好友徐志跃，以及桑多兹教授87岁的生日。
1951年，哲人沃格林在芝加哥大学沃尔格林（Walgreen）讲座连续进行了六场关于政治理论和政治哲学的演讲，这一时期也正是沃格林思想的转折期，该讲座被冠以《政治的新科学》出版就直接表明了沃格林的意图，现代政治理论对现实理解表现出软弱无力的症状，这个时代迫切需要有新的政治科学的出现。
一、现代政治理论的溃败
如托克维尔在他的时代呼唤一种直面现实的新政治科学一样，沃格林也是探求一个本真性的问题，什么是真正的政治学和政治理论。在引言中，他指出从19世纪以来政治理论的衰败直接的原因是孔德的实证主义和韦伯的“价值无涉（value- free）”所造成的。沃格林认为，政治社会中的人，其存在以历史的形式存在，那么政治理论也就是历史理论。今日这是被科学主义者拒斥为非科学和非实证性的观点。然而，如果政治理论的根本是回应人类面对的存在危机，那么政治理论就不应该是实证主义和价值无涉的。实证主义方法论中蕴含着两个对于真正政治科学威胁的前提假设。首先，实证主义认为对于外部世界的数学化研究方法越好就意味着理论越好。第二个假设就是现代自然科学的方法是理论评价的标准。从而政治理论中形而上学的问题和存在论问题都以不科学的名义排除在政治研究中。然而，沃格林质疑到“如果一个方法的适当性不是取决它对于科学的目的是否有用性来进行衡量，相反，却以一种方法的使用来作为科学的标准，那么，科学作为对于实在（reality）结构的真实的解释，作为在人自身的世界中进行理论化的定向，作为人理解他自身在宇宙处境中的伟大工具，这些意义都将会失去。”（5）这对今日众多的社会科学的评价体系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提醒，一个学科的最终的评价绝不是在何种程度上使用了自然科学和数学化的程度，而是是否实现了其科学的目标以及认识真理的深度，工具的数学化本身也可能造成的是伪科学的泛滥成灾，近几年国内经济学家的表现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现代政治理论和科学遭到破坏还有一个原因是韦伯所提倡的价值无涉（value-free）在社会研究中的扭曲。韦伯提出社会科学研究的价值无涉，一方面是通过研究理念类型（ideal types）的构造和因果关联，试图能够区分出各种制度的规律以及对这些规律的偏离。这些科学方法并不因为使用者是自由主义者还是马克思主义者或者纳粹主义者而得到不同的结论。另一方面，韦伯痛感当时德国政治学界和学术界的“诸神之争”，想要避免政治理论被意识形态化。然而，这样的结果却是将政治理论真正的问题所掩盖。政治理论者在研究是只能够具有“责任伦理”而放弃了价值判断，结果却是相对主义的产生，并且这种科学方法也无力抵御如马克思主义或纳粹主义所带有的强烈价值偏好的理论，并且研究者本人也必然在现实中不可避免再次进行价值判断。在韦伯自身的研究中也显示出其问题。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韦伯无法深入到中世纪前宗教改革的研究中，原因正是“离开了理解对于人的理性科学，社会秩序，特别是自然法的信念这些‘价值’，人们很难进入到严肃的中世纪基督教研究中”（20）。延续康德和新康德主义，近代的社会和政治理论不再关注实在和本体的问题，转而将对现象的研究当成科学，实证主义和价值无涉也进一步导致现代虚无主义的产生。事实上，韦伯自己知道价值的重要意义，他也预感在一个逐渐理性化和祛魅的世界中，现代人被孤独地摔入宇宙的深渊中，无法逃离理性的铁笼的命运，在沃格林看来，韦伯和尼采的区别在于，韦伯“看见了那应许之地，却没有被允许进入”（22）。这是沃格林对于20世纪政治理论症状的诊断，他提出了在时代的危机中，人们需要一种新的政治科学。
二、代表（representation）、存在和真理
如果政治科学起源于作为历史存在中的人的科学，它就涉及到了存在性的本真问题，从而就需要反思和研究社会的实在以及人的存在经验。社会实在和人的经验以象征符号（symbol）如语言、仪式、神话等的方式表达了社会自身的意义，通过这些符号展现出人、超验实在、内在世界之间三者的秩序关系，这个也被沃格林称之为微宇宙（cosmion）。政治科学的出现不是以白纸一张的形式出现，研究者自己创造属于自己的概念和意识。相反，政治科学无可避免地依赖和基于社会的自我解释，对这些符号进行阐释和研究。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理论（政治学和伦理学）对于城邦、公民和不同的政府形式，正义、幸福进行讨论时，他不是随意创造一些词汇，而是面对他自己的社会处境（28-30）。现代社会中“人民”这个词脱离了马克思主义国家或其他社会的背景实际上就会导致理解概念上的混淆。在沃格林看来，政治社会是其社会内在宇宙秩序和意义的表现，当人使用这些象征符号时，体现了人的共同体参与到外在的世界之中所呈现出的意义（31）。因此，清晰表达出社会内在结构和实在经验，服务于社会存在必要性的象征性符号才是一个社会真正的支配力量和代表，比如“人民”作为象征符号，并非苏联社会的代表，而是苏联政府。“人民”真实的含义是数学化的政治科学所回避，也无法解答的问题，而这个符号真实的意义，可能是在不同的政治社会中具有不同的含义，也许是“领土”的同义词，也许代表着“臣民”（38-39）。
代表性符号真正反应了社会内在的结构和经验意义，当一个社会存在意义处于瓦解的危机中时，就体现出权力和法律的真实关系，真正的代表性就超出了宪法的意义，其只有成为实现制度观念的存在意义上的代表时才真正有效，法学家施米特也意识到了这点，称之为决断。当政治社会清晰地表达出自身在历史中的意义并且产生出代表象征符号时，它就进入了历史的存在中（49）。因此政治学研究首先要在存在论的意义上去理解这些“代表”。沃格林指出，之所以当时人们无法理解现代西方民主力量所导致持续战争的一个原因，就是人们仅仅关注到这些现象，却忽视了这些现象本身就是西方内在文明秩序瓦解的征兆。
真正的政治科学需要关注到社会作为意义的微宇宙和其对自我经验的解释。这就延续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古典哲学家所说的，“城邦是大写的人”。古代政治社会不仅仅是和外在的世界产生联系，也和宇宙（不仅仅是自然性的）超验秩序相关，在所有早期帝国中，无论是中国的天子还是近东地区的君王，作为秩序的代表体现出的是宇宙秩序的和谐，“帝国的领土以四方类比于代表世界；帝国的典礼代表了宇宙的节律；节日和献祭是宇宙性的敬拜仪式，这种微宇宙象征性参与在宇宙之中；统治者自身代表了社会，因为在尘世他代表了维持宇宙秩序的超验力量。（54）”因此，这种代表性不仅仅是城邦和区域性的，而是帝国、城邦的微宇宙代表着宇宙的秩序，而帝国的统治者则进一步代表了帝国的内在生存经验和秩序。这种代表性符号即便随着帝国存在消失很长时间，仍旧会有延续的影响，这也是为什么沃格林认为在革命样板戏中有周代的符号遗迹，共产主义和蒙古征服欧洲时所说的“神的秩序”之间的思想亲缘性。
因此，作为生存性意义的代表和象征符号联系着宇宙性的超验真理，一个政治社会在历史中必然也会宣称其成为真理的代表。政治社会在超验永恒和世界内在的实在中来处理自身的秩序问题和生存意义，也就是处理上帝秩序-城邦（帝国）秩序-和人的关系。城邦代表着宇宙秩序，但城邦又是大写的人，政治理论为了处理三者之间的关系，就关涉着真理的意义问题，并且也区分了真理的不同层次和差异多样性。沃格林指出在三种真理的类型，第一种是由早期帝国所代表的“宇宙论真理”，帝国和帝王代表了宇宙性的秩序，维持普遍的和谐；第二种是由雅典和其悲剧中展现出的政治真理，被称之为“人论性（anthropological）真理”，人和城邦紧密相连，并且人的心智灵魂和超验的感觉相联系。第三种则是由基督教所揭示出的“救赎性真理”（76-77）。这些真理反应着人在历史存在中不同层次的经验，但又都联系并且区分了超验性-世界内在性和人自身三者的关系，也帮助人找到他在宇宙中的位置，理解他所获得的存在经验。而现代虚无主义和实证主义却无力处理这种关系，在西方思想谱系中展现为超人的形式，暗藏在孔德的实证主义中，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尼采的狄奥尼修斯式的超人中（79-80）。具有伟大意义的政治理论则要么是对人生存经验危机的回应，如柏拉图的《理想国》是对城邦衰落的回应，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是对罗马帝国秩序的回应，要么就是时代症状的展现，如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
三、现代性危机之根
在沃格林提出新的政治科学理论之后，就需要对于现代人类的危机进行诊断。被韦伯描绘为祛魅性的现代社会，也是祛神圣性（de-divinization）的过程，人、社会与超验实在的关系已经被切断，如尼采所宣告的“上帝之死”，自然也不再是有机的宇宙性和灵魂秩序，相反成为了笛卡尔之后外在的机械世界，超验实在的意义被扭曲进入到世界的内在性（immanence ）中，人用朽坏之物去代替不朽的存在。这就导致原本作为人存在方式的历史自身，被赋予了神圣性，沃格林指出这场现代性危机本质上是诺斯替主义造成的，这种诺斯替主义的运动源自于人对于宇宙秩序和人所存在的微宇宙之间张力所产生的反应，在这种本体二元论基础上，破坏了人所触及到实在的那种本体论，人自身与这个世界，超验存在的关系所扭曲，自己去建立了一套巫术式的虚幻。
沃格林描绘出了一道诺斯替主义思想谋杀上帝的脉络，就是人的启示（马克思的幽灵）代替上帝的启示，人成为超人代替上帝，新的人造的国度的产生，其中的一个关键一环是12世纪的约纳西姆（Joachim of Fiore），从他的思想中延续出了现代的诺斯替主义的反抗。在约纳西姆所提出的历史结构中，人类的历史对应着三个国度。在沃格林的研究中，这种历史结构延续着基督教异端蒙塔努主义（Montanus）的方式，在第二个国度中的时间需要我们注意，约纳西姆将自己的时代作为了第二个时代结束的时间点，而他自己成为了开启第三个国度的先知，到那时，由自主的新人所组成世界就会成为大同的世界。现代诺斯替主义的形式，正是约纳西姆式诺斯替主义的延续。在沃格林看来，在约纳西姆的终末论（eschatology）中创造了一些现代政治社会中的自我解释的四个象征符号，也就是，1. 历史作为三个时段的延续；2.领袖；3.新时代的先知；4. 自主之人兄弟般的连接。约纳西姆的幽灵，出现在现代许多重要的思想家们的召唤中，孔德、黑格尔、谢林、马克思、尼采、海德格尔……，以及形形色色的现代知识分子和社会运动之中。特别是约纳西姆对于三个时代的结构，不断展现在现代群众运动的政治设想中。黑格尔的自由和精神自我实现的三个阶段；马克思从原始共产主义、阶级社会到最终共产主义的构想，希特勒纳粹德国的第三帝国的象征符号，无不显示了这种幽灵的存在。
尽管冷战已经结束近二十多年，人类依旧处在现代性的危机中，沃格林在这些讲座中和今日紧密联系还有非常重要的两点，一是诺斯替主义以科学主义的方式出现。在当下人类社会，科学主义已经无处不在，一切关于本体论和形而上学的真理都被认为不能够实证而被拒斥，同时也就不能够被伦理所约束，科学主义将一切人的意义都限于世界的内在化之中，人通过各种学科的科学化来进行自我的拯救，从经济学、心理学、生物学、社会学等都试图超越自身的层面将人进行绝对化的解释（127）。人一切的问题都可以通过科学进步得以解决。技术已经取代神迹，学科和经济上的成功一直激发人再次回到各种乌托邦中，或者延续自己的不朽，最近的大数据社会主义运动就应验着这种冲动。而这种进步的代价就是我们精神和灵性的死亡，我们日渐相信大数据和外在的虚幻，而不再感受到真正存在的经验，灵魂的真理问题被转化为了利己和有没有用的问题。但是科学却不会逃离被权力和资本支配的命运，人也无法逃离被支配的命运。第二点是诺斯替主义所造出的梦。“梦”这个词在现代中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弗洛伊德将“梦”作为欲望和潜意识的深层投射，正如马克思认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将此世的苦难投射为彼岸之梦，但是诺斯替主义因为无法处理真正实在的经验，并且反对真正的现实，从而扭曲这些经验刻意营造各样的“梦”。诺斯替主义作为反存在的梦世界能够为了让人普遍理解而表达出一种极端的经验，也就是，存在的恐惧和对于这种恐惧的逃脱。一个社会，当它存在时，将会解释它的秩序作为存在（being）的超验秩序的一部分。作为宇宙秩序的镜像的社会的自我解释是社会实在自身的一部分。一个秩序的社会，连同它对于自身的理解，仍旧是在存在之流中。而这种梦正是想要逃离真实的存在所表现出的冲动，是灵魂和理智的疾病。这个梦境世界就是彻底将世界意义内在化的过程，并且用虚假和已经改变含义的实在世界的词汇，人的恐惧，暴力去造出一个虚幻的存在。在这种世界中，首要的原则是不承认实在，任何面向实在的努力都被诬陷和抵制，巫术的召唤流行于这个世界之中则表达了人知识和道德上的败坏（168-170）。这点召唤的巫术我们不难从马克思到布洛赫的思想脉络中发现，特别是在后者的《希望的原理》中第一卷就是处理了现代性和“白日梦”的问题。
结语：无尽的尾声
沃格林的这本书面世到如今差不多过去了近70年，他先知般的洞见让人触动，遗憾的是，我们不仅没有摆脱这场危机，反而越陷越深，日益数学化脱离真实实在的实证政治学、社会科学的导向不再是真理和价值而是资金和权力支配，世界理性化的铁笼和人一道抛入无尽的深渊中，各种虚幻的梦和乌托邦依旧压制着真理和实在，人是什么？我们的价值是什么？什么是我们存在的意义？在未来有什么迎接着我们？这些都不能够在我们自己身上得到永恒的答案。但有一点我们却知道，人不是普罗米修斯，人不是神，人的尊严正是因为我们自身的有限、不完美、朽坏才让我们向外在的世界、超验的宇宙、他者所开放，在真实的秩序中找到实在的意义。任何一个时代，人的尊严和自由不是体现在声称把握真理和造梦的支配力量的手中，而是那些敢于直面它，敢于走出影子洞穴，敢于真正生活在真实实在中的每一个人。
